传几篇《百家讲坛》的《说慈禧》，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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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出所料，懿旨发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折子纷纷呈到了慈禧的手里，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皇太后继续掌权。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工奏折和醇亲王奕的奏折颇具代表性。

　　礼王世铎折中主张：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毫无疑问，这种主张就是要慈禧归政不归权，光绪帝即使亲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醇亲王奕的折请就更加过分了，用翁同龢的评价来解释就是：“含意深远！”（《翁同龢日记》）“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请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以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光绪朝东华录》）。按照醇亲王奕的主张，连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即使要亲政也要等到二十岁，亲政后皇帝也务必按照现在的规制，每日请示，再做决断。

　　醇亲王奕如果说礼王世铎的主张代表了慈禧的亲信大臣们对慈禧的忠心的话，醇亲王奕就近乎于虚伪了，如此表白肯定不是奕的心里话。慈禧归政，对奕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亲政了。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十二年前，慈禧之所以选择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无非是为了满足她继续控制权力的欲望。现在慈禧提出归政，只不过是掩人视听，做做样子，她绝不会轻易交出政权。为表忠心，也为避嫌疑，奕必须要向慈禧与众人传达一个信息：我永远不会以皇帝生父自居；我永远没有任何非分的妄想。

　　在这场政治赌局的轮盘中，每一个人都在固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掷下了自己的政治砝码。

　　对这样的结果，慈禧自是欣喜不已：事态正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向前进展。就这样，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此时却从谏如流，痛快地接受了醇亲王奕——皇帝生父的建议：即使确定了皇帝亲政，也要以皇太后绝对的权威为永远不变的原则。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慈禧成为最大的赢家：既躲开自己迟迟不归政的舆论责难，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大臣们再次进言以后，慈禧正式发布懿旨：“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光绪朝东华录》）

　　就这样，慈禧以臣下屡次恳请作为前提，将训政的提议确定下来，此一结果虽然是慈禧的预设，但却落得个“不得已而为”的美名。我们不得不慨叹：慈禧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手段已近乎出神入化！

　　四

　　光绪皇帝朝服像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王世铎起草《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出笼。在这个《细则》中，除了祭祀、问安等礼仪依然按照垂帘听政的旧制实行，在施政上做了如下规定：

　　一、凡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定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我们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个细则，光绪帝没有任何可以自行决定和独立施政的空间，他完全被置于慈禧的控制之下。

　　“恭候慈览”、“恭呈慈览发下”是这一训政体系的最实质的表现：(1)用人权由慈禧裁夺；

　　(2)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引见臣工依原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到训政，慈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慈禧可以充分利用训政统治模式来搪塞视听、平息舆论。她可以向天下堂而皇之的表白：我已经归政光绪帝了，至于我继续为王朝操劳，那是群臣的恳请，不是我的本意。

　　其次，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

　　有了《训政细则》作为保障，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了。

　　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大臣们按照慈禧的授意为光绪帝的亲政所择的大吉之日。虽然，光绪帝的亲政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在向世人昭示光绪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仅存在，还在日益成长。

　　上午九点，十六岁的光绪帝头戴金冠，身着大黄龙袍，精神焕发地在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颁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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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讲 光绪大婚
　　

　　慈禧“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一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十八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况且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德宗实录》）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没有更翔实的资料来记述慈禧此时的真实想法，但是可以想见慈禧一定是万般无奈。对于慈禧来说，两年前，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在所谓的光绪帝亲政以后，她获得了“训政数年”的机会，实质上就是慈禧继续临朝称制。可是光绪帝日渐长大的年龄并没有给慈禧提供充分的训政时间，因为光绪帝的“晚婚”已经成为慈禧不容回避的事实。虽然，没有关于光绪帝晚婚因而招来朝臣们颇多议论的记载，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朝臣以及后宫中不会没有看法和议论。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境地。

　　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懿旨颁发后，朝廷上下颇为震动，反应最强烈最直接的人就莫过于光绪帝本人。在懿旨颁发的当天，光绪帝不再客气，亦不再推辞，顺水推舟地发下了一道上谕：

　　“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酬议具奏。”（《德宗实录》）

　　从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绪帝当时的心情：

　　首先是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

　　如果说当四岁不到的载湉被慈禧选定为皇位继承人时他还不知皇帝是权力的主宰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教育程度的加深，光绪帝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仅有皇位而没有皇权的尴尬，他努力地学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胜任皇权。然而，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确实令光绪帝的亲政之路曲折而漫长。光绪十二年，慈禧在归政问题上大做文章时，确实使光绪帝大为失望，为此他在书房读书时心情特别沮丧。老师翁同龢曾“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动也。”（《翁同龢日记》）

　　所以，漫长等待后的那份喜悦之情自不待言。

　　其次是跃跃欲试的激动之心。

　　慈禧懿旨光绪帝大婚，那就意味着亲爸爸的“归政”和自己“乾纲独断”的梦想，十四年的控制和束缚一朝解脱，亲裁大政的夙愿即将实现。因此，光绪帝在随后的上谕中，虽然没有也不敢流露出对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的不满情绪，却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希望慈禧可以休息、自己完全能够“尽心经理”朝政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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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慈禧的懿旨一经发下，相关部门即开始忙碌。

　　顺治朝开始，皇帝的后妃主要从来自八旗十三岁至十七岁的秀女中选择。慈禧决定为光绪帝准备大婚后，选秀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至九月二十八日（11月1日）五人“入围”：慈禧的内侄女、其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一双女儿；侍郎长叙的一对千金。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朝服像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了一段宫中太监的回忆：

　　“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副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皇后）。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姊妹）。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恭亲王长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将恭亲王长女抚养于宫中，晋为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监谓，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

　　这是一段后人转引十分频繁的史料，细节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在十月初五日，伴随着两道懿旨同时发下，皇后的人选终于公诸于世：

　　“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特谕。”

　　“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着封为瑾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珍嫔”（《光绪朝东华录》）。

　　在以上两道懿旨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皇后是慈禧的内侄女；

　　(2)懿旨中只有长叙女儿的年龄，而没有桂祥之女的年龄。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要想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查一下史料。

　　从现存的照片中，我们找到了慈禧侄女也就是后来光绪帝皇后的照片，如果用相貌平平来形容，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仅从外貌来看，与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体态适中、举止雍容的光绪帝相比，实在无法相匹。

　　验之于年龄，我们又有了更大的发现，这位被选为光绪帝皇后的慈禧的侄女出生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十日（1868年2月3日），至光绪十四年选秀时她已经二十二岁，比光绪帝长三岁。帝、后的年龄相差如此之大，在清朝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仅凭二十二岁的年龄参加选秀，也属于超龄。按照清朝选秀的惯例，秀女的年龄应在十三岁至十七岁，虽然乾隆年间为了强化皇室选秀制度的优先性，规定没有参加选秀的八旗女子即使年龄至二十岁，亦不许擅自出嫁。但嗣后被选为后、妃的秀女也鲜有超过二十岁的。

　　慈禧就是选秀入宫的，而且慈禧又贵为皇太后，对于选秀的祖制，她是烂熟于胸。由此判断，慈禧将自己的侄女选为皇后，并在懿旨中忽略年龄应是有意而为。

　　慈禧强行将侄女指派给光绪帝做皇后的一个最为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在皇族中加强叶赫那拉氏的血缘。因为光绪帝的后代是要给自己与咸丰帝的儿子同治帝承祧的，光绪帝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自己的妹妹和咸丰帝的弟弟的儿子，而皇后又是自己弟弟的女儿，一旦帝、后育有皇子，不仅拥有一半以上的叶赫那拉家族的血缘，而且还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可以弥补同治帝没有后代的遗憾。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插心腹。归政光绪帝是迟早的事情。嗜权如命的慈禧，是断然不肯彻底归政的，为了能够暗中操纵皇权，慈禧只有选择自己的侄女去影响光绪帝。正如《慈禧外纪》所分析的那样：“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勇有德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慈禧主导了光绪帝的大婚，在光绪帝并非所愿的前提下，为皇帝选后择妃。大清王朝在同治帝举行大婚的十五年后，又将再一次举行皇帝的大婚庆典。

　　三

　　光绪帝的大婚庆典定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正当后宫上下为皇帝的大婚忙碌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89年1月16日）深夜，这是一个雪花纷飞数九寒冬之夜，紫禁城突起大火，烧毁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故宫里的所谓“门”其实也都是庞大的建筑。太和门是从午门进入紫禁城之后通往朝堂三大殿和后宫的极其堂皇的“朝门”，跨度九间，高度六丈五尺二寸（约合22米），虽是平房却相当于六七层楼那么高。左右陪衬的贞度门和昭德门也都高达四丈四尺五寸（约合15米），相当于四五层楼的高度。门内东西庑各三十二楹，廊庑相接。起火地点是西边的茶库，结果火借风势，火焰很快冲出了茶库的房顶，眼看着飞上了太和门的门檐。紫禁城里所有的建筑，可以说都是用上好的木料堆砌起来的，而且都历经多年极端干燥。一点小小的火星迸上去，眨眼之间就变成熊熊大火。也就是转眼之间，太和门门檐上的火苗已经变成腾腾烈焰。火势发展之迅速实在惊人，顷刻之间，它又越过了太和门，继续向东进发。大火很快就烧毁了武备院的毡库、甲库和鞍库等多间宫室，再向东进，就烧到了昭德门。尽管九城水龙奋力扑救，仍无以为计，眼看着一座恢弘建筑化为一片灰烬。亲临火灾现场的翁同龢慨叹道：

　　“此灾奇也，惊心动魄，奈何奈何！”（《翁同龢日记》）

　　面对紫禁城中的熊熊大火，慈禧心神不宁、寝食难安。

　　首先，她担心火灾过后无以为家。慈禧清楚，火起地点虽然是太和门，距朝堂三大殿和后宫还有一段距离，但水火无情，尤其是紫禁城建筑多为木料，一旦遭遇火灾，火势难以控制。

　　其次，她担心大火过后舆论难平。中外臣工会以“天怒人怨”之词来品评自己的执政。

　　此时她必须先发制人。在满朝文武还沉浸在大火过后的惊叹气氛中时，慈禧对于火灾的处理意见已经下发：

　　第一，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下谕旨，惩罚与奖励并行。对点灯入睡引起火灾的直接责任者处以死刑。负有管理责任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前锋统领等，也分别受到了降级、罚俸的处分。奖励救火有功的人员，由户部拿出一万四千余两白银作为赏资。

　　第二，暂停颐和园重修工程。在如此突变的面前，慈禧知道自己必须做出一种“夤畏天威，益加修省”的姿态，以蒙蔽视听。于是，慈禧颁下颐和园工程部分暂停的懿旨：

　　“本月十六日贞度门不戒于火，固属典守不慎，而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庥和。”（《光绪朝东华录》）

　　第三，大肆奖赏，笼络人心。大火过后，慈禧为了稳定人心，三天之内，连下懿旨，对朝廷文武百官、封疆大吏以及皇亲国戚大加封赏，即使驻京的外国使臣，她也不忘“设宴款待”（《光绪朝东华录》）。

　　太和门大火的不良后果，在慈禧的搪塞中，没有掀起大的波澜。然而，后宫中为光绪帝筹办大婚的喜庆气氛已被这场天灾人祸笼罩上一层晦气，大婚庆典还能如期进行吗？

　　四

　　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废墟，有一件事情令慈禧颇费斟酌：

　　按照大清的祖制，皇帝大婚时，皇后必定要坐轿从紫禁城的正门——午门被抬入皇宫。在进入第一道“朝门”午门之后，还必须再走进第二道朝门——太和门，然后才向北进入内宫。然而现在太和门被烧毁了，皇后没有第二道朝门可进，无疑是大不吉利。

　　光绪皇帝大婚时用过的喜轿

　　可是，重修太和门需要很长时间，而光绪皇帝的婚期已定，不可随便更改，并且清朝历史上也没有更改大婚日期的先例，如若更改，必然是大不吉利。

　　这可真是进退两难。

　　慈禧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再入后宫。那么如何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的问题呢？在短时期内恢复昔日太和门的壮丽，即使鬼斧神工也不可能啊。慈禧再次做出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居然责令扎彩工匠日夜赶工，在火场搭盖太和门彩棚！

　　搭彩棚可不是一件小事。何况皇宫之内哪有小事！动工就是大事！更何况是为了皇上的大婚而动工！更何况这是慈禧的懿旨！

　　内务府迅速找来了宫内外大批搭棚、裱糊、扎彩的工匠，木钉纸糊，倒也搭起一座足可以假乱真的太和门：不仅高度和宽窄分毫不差，而且兽头、雕饰、瓦沟等都酷似真物，竟然使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

　　正月二十六日，是奉迎皇后的吉日。午正三刻，光绪帝头戴珠冠身着龙袍，升坐太和殿，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部官员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奉迎正使和副使待光绪帝回宫之后，率领着奉迎大臣们前往后邸迎接皇后入宫。与此同时，瑾、珍两嫔也由神武门被迎入后宫。

　　慈禧终于由她的侄女完成了一个自己无法完成的心愿，那就是将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女人由大清门经由午门、太和门被抬入皇宫。这一切似乎喜气洋洋，歌舞升平。然而，大清王朝就如同这纸扎的太和门一样，看上去威严、气派、恢弘，内里却是朽木、烂纸。光绪帝的大婚庆典在这瑟瑟的西风中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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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 六旬庆典
　　

　　大婚后，光绪帝开始了他的“亲政”生涯。垂帘听政近三十年的慈禧，将怎样开始撤帘归政的生活？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她又将怎样度过六旬大寿呢？

　　一

　　光绪帝既已大婚，自然就该“亲裁大政”了，与此同时，慈禧也在表面上撤帘并回归幕后。一晃五年过去，转眼间已是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

　　慈禧太后庆寿是清宫的重要典礼之一，其隆重程度与元旦、冬至并列。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按照惯例，皇太后、皇帝同到慈宁宫受贺，慈禧垂帘听政以后改为养心殿。具体的做法是：

　　“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宁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朝鲜使臣列西班末，按班行礼，不赞。唯遇大庆年，俟皇太后升殿后，增用宣表例。”（《清史稿》）

　　逢旬寿时，即满十年的生日，往往比较隆重，尤其是六十岁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六十是一轮花甲，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过以往，属于情理之中。康熙皇帝的六旬整寿（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乾隆皇帝的八旬整寿（乾隆五十五年，1790）都曾举办大规模的“万寿庆典”活动。仅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六旬生日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是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还是为逞一己的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前者，是品德高尚、懂得利害轻重的人；后者则是民族的罪人，应大加挞伐。慈禧选择了后者，她的六十庆典非比寻常，竟然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二日，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的时间为慈禧六旬生日做准备：

　　“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著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户部尚书熙敬、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松溎、孙家鼐，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议，随时请旨遵行。”（《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

　　从光绪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1)上到皇帝下到臣民，普天同庆；

　　(2)中枢大臣全员上阵；

　　(3)重要的行政部门协同作战。

　　光绪十九年（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

　　随后，一切为庆典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稀罕之物。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计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后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实现）。现存于故宫的慈禧六十万寿六十段点景画稿真实地再现了慈禧大搞庆寿活动的情景。

　　颐和园大戏楼已经亲裁大政的光绪帝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何还如此支持慈禧隆庆六十寿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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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亲裁大政”的光绪并没有摆脱慈禧的控制：

　　第一，慈禧在制度上规定了归政不退养的执政方针。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慈禧为了在光绪帝大婚后还能够遥控光绪帝，经策划，由礼王世铎亲自操刀，制定了一个旨在规定光绪帝亲政以后皇权行使的细则——《训政细则》：

　　“一、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一、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即“训政”章程），于召见臣等时请旨（懿旨）遵行。”等等（《光绪朝东华录》）

　　表面上看，光绪帝似乎拥有了一半接受臣工奏折的权力，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细则依然坚持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秉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光绪帝即使大婚亲政以后，仍然是慈禧控制朝廷军政大局。

　　第二，光绪帝无法超越慈禧的全权。

　　光绪帝大婚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慈禧表面上似乎退养后宫，间或小住颐和园，然而，光绪帝必须依然按时问安、请示。慈禧住在宫内，光绪帝依惯例每日请安；如果住在颐和园，他也必须间日或数日一问安。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光绪帝对此是心甘情愿还是百般无奈，但有一个事实可以确认，慈禧十几年中对于光绪帝立威严与传孝道，使光绪帝断然不敢无视这尊“老佛爷”的存在。慈禧这个无所不在的主宰，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光绪帝的手脚，迫使他只能谦恭自抑、谨慎恭维、拿捏分寸，处理好无关大局的朝中琐事。

　　对此，翁同龢洞若观火，他在日记中记载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翁同龢日记》）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浩司在他们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更加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此时，光绪帝无法超越慈禧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威严。

　　第三，慈禧威严无人能敌。

　　归政以后的慈禧，应该住在哪里？按照宫中的惯例，慈禧应该住在慈宁宫，因为这里是专供过世皇帝的遗孀们居住的地方，是宫中的寡妇世界。依封建礼仪，皇帝不能与前朝妃嫔同居东西六宫。为了安置业已归天的老皇帝的妃嫔，特地建造了慈宁宫供她们居住。于是，慈宁宫就成为皇太后的正宫。

　　慈禧理应住在这里。

　　但是慈禧不愿，因为依慈禧的做事原则来判断，慈宁宫无以显示自己的威严。

　　慈宁宫从孝庄皇太后开始就成为历代皇太后、太妃、太嫔们了却残生之地。慈禧认为自己与碌碌无为的她们不同，自己是这个男人世界的主宰，不应与历代皇太后一样在慈宁宫中掩藏光芒，她应该住到能够彰显她的与众不同的处所。

　　慈禧看中了宁寿宫！

　　宁寿宫是乾隆帝为自己年老归政后辟出的一个养老之地。只不过，乾隆退居太上皇以后，并没有立即移住到宁寿宫来。他之所以推迟入住宁寿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依旧硬朗，朝廷依然需要他继续在养心殿主宰乾坤。乾隆皇帝谢世以后的一百年间，宁寿宫一直无人入住。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座修缮一新的福寿宫殿，是宫中专门为太上皇准备的。由此，宁寿宫就为未来的主人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功盖乾隆帝，至少也应为太上皇。试想想，这样的门槛，有谁敢入住？又有谁能够入住？从乾隆皇帝之后的百年间，没有哪一位皇帝能获得这种资格，也没有哪一个皇帝敢于入住这里。

　　然而，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以后，本应移居慈宁宫养老的慈禧，却偏偏选中了这令皇帝们都高山仰止的宁寿宫。她要在这里向光绪帝以及大小朝臣昭示：她虽为皇太后却犹如太上皇；她的秉政成就堪比乾隆帝伟业；她有资格循乾隆帝至死归政不归权的先例。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判断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但他却没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大政方针的制定还取决于慈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慈禧六旬庆典筹备和进行中，无论是作为“皇儿”的孝心，还是慑于皇太后的积威，光绪帝对于实权在握、高高在上的慈禧的花甲寿诞不能有丝毫怠慢，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庞大的颐和园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而对日备战军队的编练、沿海的防卫也无一日不亟需款项，可慈禧的寿诞庆典又接踵而至。在王朝库帑空虚，战争将至的危殆时刻，庆典的费用又如何筹集？

　　三

　　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记载：

　　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

　　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致远号”中国官兵（中立者为邓世昌）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2)“京外统筹”：即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银两。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笔费用来源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此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在慈禧“六旬庆典”铺天盖地的准备过程中，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四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在奏折中历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

　　此时，慈禧心中矛盾重重。

　　首先，慈禧心有不甘。

　　从咸丰十一年垂帘听政开始，慈禧一直执掌着清朝最高的权力，即使期间经历了同治帝、光绪帝的亲政，但她从未离开政治舞台。在清朝的历史上，她的执政时间仅次于康熙帝与乾隆帝，虽然没有文字记载慈禧曾经自比两位先帝的伟业，但仅从归政以后自恃有资格入住宁寿宫一事，就足以证明。既然，康熙帝有规模宏大的六十寿诞、乾隆帝有声势浩大的七十庆典，那么自己也完全可以享受花甲之年的普天同庆。尤其是慈禧一直对自己的生日逢十不顺耿耿于怀：二十年前，四十岁生日刚过，意想不到的是，儿子同治帝死于天花；十年前，五十岁生日，虽想筹办一个开心的五十大寿，可中法之战，又搅得她昼夜不宁。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极度膨胀的贪欲已使她无法客观面对现实。为应对战争而放弃自己的一时私欲，慈禧心有不甘。

　　其次，慈禧心有压力。

　　进入慈禧庆寿之年后，为了讨好这位当朝的老佛爷，在慈禧的指使下，从上到下都把庆寿作为王朝中压倒一切的大事来做。即使战火已燃至家门，光绪帝及大小臣工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为大清朝当家三十余年的慈禧，不是不知道中日之间剑拔弩张，当下最为紧要的开支应是军费；她也十分清楚举借外债一千万，意味着此后十余年间，大清王朝将背负着沉重的还债压力。而自己的六十庆典就在这多事之秋进行，朝野间的议论就会接踵而至。特别是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惨遭败绩，朝野哗然。臣下们纷纷建言，矛头直指庆典工程。慈禧感到事态严重，若继续一意孤行，自己必然陷入舆论的汪洋之中。慈禧颇有压力。

　　放弃不甘心，一味坚持又压力重重，慈禧进退两难。于是，在坚持庆典继续进行的同时，慈禧表面上对庆典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八月二十二日，慈禧匆忙发布懿旨：“着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出内币银三百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

　　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又发懿旨：“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光绪朝东华录》）八月二十九日，慈禧又发懿旨：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的不再添彩绸（《翁同龢日记》）。

　　这也许是慈禧最大的让步吧，正当臣下为慈禧懿旨“额手称道”的时候，慈禧为敷衍舆论而采取权宜之计的策略暴露无遗。因为，从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日日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前跪进表文，宫殿《点石斋画报》之“太后圣寿”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瑾妃、珍妃、荣寿固伦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还乐寿堂，升宝座，光绪帝诣慈禧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瑾妃、珍妃等诣慈禧前跪如意毕。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光绪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这是一个怎样腐败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怎样无能的政府！

　　慈禧太后赏戏班银单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李文忠公电稿》）慈禧的六旬庆典在日军肆意侵略的战火中徐徐落下帷幕，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后来人们撰写对联来表达对慈禧所作所为的愤慨之情：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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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讲 釜底抽薪
　　

　　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慈禧的六旬庆典没能按照原计划进行，这应是盘桓在慈禧心中的一个痛。然而，这个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下一个更为宏大的寿诞庆典的到来而逐渐缓解，甚至消失。可是，另一个更大的痛却郁积在心，挥之不去，并与日俱增。

　　一

　　六旬庆典过后，慈禧十分不痛快，以致庆典刚刚结束，已经归政的她，又亲自出面严惩光绪帝身边的人，明目张胆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惟我独尊、恣意妄为的慈禧对精心筹划了近两年的生日庆典没能按预定计划圆满实现，尤其是没有能够实现堪比甚至超越康熙帝六十寿诞、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庆典规模，她的心情肯定十分不乐。但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不乐似乎不能完全构成她迁怒于光绪帝身边的人并因此惩罚他们的理由。导致慈禧这尊“老佛爷”痛下狠手是因为她觉察到表面上依然对自己恭敬有加的光绪帝，骨子里却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力。

　　首先，慈禧无法容忍光绪帝仰赖翁同龢超过了仰赖自己。

　　光绪帝亲政之前，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建立了几同父子的情感，光绪帝对老师翁同龢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专信有加。光绪帝亲政以后，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有增无减。因此，光绪帝亲政以后，他又将翁同龢、李鸿藻擢为军机大臣。

　　《清史稿•翁同龢列传》记载道：“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光绪帝对翁同龢这种极度的信任和依赖，表现为：要么与翁同龢在书房，“造膝独对”，秉烛长谈；要么在朝房召见军机大臣之前，单独召见，每每如此。光绪帝对翁同龢如此依赖，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光绪帝刚刚亲政，周围的辅弼大臣都是慈禧精心挑选、蓄意安插的亲信，不谙世事、缺少历练的光绪帝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老师的提示与辅佐。

　　二是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光绪帝深知老师不仅博学多才、谙熟世事，而且居官清廉、责任心强，因此他认为老师值得信赖。有一次因翁同龢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会议就不开始，一定要等翁到会才开始（《翁同龢日记》）。

　　志锐光绪帝与翁同龢交往甚密，引发了慈禧对光绪帝的不满和对翁同龢的猜忌。翁同龢对此深感不安。他在《松禅年谱》中记下了自己的无奈与担心：“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宫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解释。尝叩头奏：‘昔闻和珅曾如此，皇上岂欲置臣于死地耶？！’终不能回，亦奇事也。”

　　久处权力漩涡中心的翁同龢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光绪帝与自己来往亲密，势必会带来慈禧对光绪帝和自己的猜忌，反而不便于自己为光绪帝运筹国家大事。但尽管翁同龢叩头求免，单纯的光绪帝依然固执己见，宣召如旧。

　　其次，慈禧无法容忍在光绪帝的身边有异己力量的存在。

　　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逐渐觉察到在光绪帝周围，已经形成一股势力。这些人除了光绪帝一直依赖的翁同龢以外，还有志锐、文廷式等台馆诸臣。

　　志锐，字公颖，满洲正红旗人，陕甘总督裕泰之孙。父长敬与瑾妃、珍妃的父亲长叙是兄弟。志锐自幼颖异，光绪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被光绪帝擢为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江西人，字道希、芸阁，曾做过珍妃入宫前的老师。他从小酷爱科学，博览群书。光绪十六年（1890）科举考试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光绪皇帝的器重。文廷式

　　他们事事秉承光绪旨意，并且敢于无视她这尊老佛爷，甚而抗衡，这无异于公然在向慈禧挑战。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且无法容忍。

　　一件事情是中日战争爆发后，追随光绪帝的官员企图扳倒军机大臣孙毓汶。

　　孙毓汶是慈禧在甲申易枢时提拔起来的亲信，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和运用权术，他常常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因此颇得慈禧的欢心。中日战争打响以后，身为枢臣的他，不仅不进行积极的筹划，反而抱着侥幸的态度，因此遭到志锐的严厉弹劾：中日战争，“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怏怏不乐，退后有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清朝事典》）。

　　志锐坚持立即罢斥孙毓汶，并勒令其退出军机处。慈禧分明感觉到了这是光绪帝的意向，她不能容忍有人居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件事情是慈禧筹备六旬庆典，而他们力主停办庆典。

　　中日开战以后，又是这些人，特别是文廷式，居然敢不避利害，联合几十人上疏，力主对日作战，并大胆地提出停办慈禧太后六十生日大庆，把这笔庞大的开支用作军费（《翁同龢日记》）。这使得慈禧十分被动。慈禧的初衷是既能举办一个风光、宏大的庆典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又想忸怩作态，拿出不得已而为的形式——这是皇帝和臣下的孝心，并非我之主张。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虚应舆论，慈禧确曾发布懿旨：

　　“内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提督、总兵，照例应进贡缎匹，均著毋庸进献，以示体恤。”（《皇太后六旬庆典》）

　　懿旨发出，官员们似乎看到了大清朝寻求振作的良机，在人们还沉浸在“额手称道”的喜庆中时，慈禧随即又规定了各地官员进贡的时间：

　　王公大臣、各省官员的贡品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蒙古二十六日呈进”（《皇太后六旬庆典》）。

　　出尔反尔是慈禧的惯用手法，只不过文廷式勇敢地站出来，做了《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罢了。慈禧虚伪的面纱被揭开，这是她断断不能接受的。她清楚这是光绪帝及其周围人对她的威严和权力的挑战，摆在她面前的出路有两条：要么把权力全部归还光绪帝，自己实现真正意义的退养；要么重拳出击，令光绪帝回归自己的卵翼下，也要警示光绪的追随者反对自己没有好结果，“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转引自《六十年中国与日本》）。这是慈禧的信条，也是慈禧的做事原则。

　　嗜权如命的慈禧只能选择也必须选择后者，她绝不允许有人胆敢无视她的权威，挑战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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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瑾妃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慈禧六旬庆典过去不久的一次召见中，慈禧做出了一件令举朝震惊的大举措。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皇太后召见枢臣于鸾仪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两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降旨缩降为贵人，等因。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座，因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随即，光绪帝上谕：

　　“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记载中，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1）这一“薄惩”使瑾、珍两妃刚刚到手的“妃”，瞬间无存，并被连降两级，变成了贵人。

　　（2）光绪帝为何喜欢珍妃，据说是因大婚之后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帝，而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她与皇后走得很近，似乎同病相怜，反与光绪帝相处漠漠。惟珍妃因年幼而最活泼，又聪明伶俐。光绪帝其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每日凌晨寅时上朝，午时退朝还宫，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小时，很是辛苦。珍妃日侍左右，想着法子顺应光绪帝的喜爱，如扮出男装宛如少年美差官，加之她本来就工翰墨、会下棋，与光绪帝共食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在意，所以博得光绪帝专宠。“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国闻备乘》）。珍妃还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三百两，嫔为二百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不得不寻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珍妃依靠胞兄志琮，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纤（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的地方，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很多人染指其中。珍妃住在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染指。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帝求情，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而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得外界舆论纷纷。胡思敬《国闻备乘》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珍妃居住的景仁宫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帝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帝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帝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实在不像话。此时，就是光绪帝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

　　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据信修明说：“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帝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事败后，珍妃之兄志琮惧祸逃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被革职。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为督办，奕劻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力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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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讲 “规范”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慈禧力主“避战求和”。然而，对于清王朝而言，“避战”没有逃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求和”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战争的失败与屈辱中，年轻的光绪帝急切寻求自强的途径。

　　一

　　颐和园仁寿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1898年6月15日），对于慈禧来说似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春末的一天。然而，对于帝师翁同龢来说却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这一天是老人六十九岁的生日。可是，令这位已经伴随光绪帝学习和生活近二十年的老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自己的人生轨迹出现了陡然的转折。

　　这一天天未亮，翁同龢与往常一样，早早就与其他的大臣一起，来到颐和园朝房外，等候皇帝的召见。颐和园修好以后，慈禧时常驻跸这里，光绪帝也就必须按时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咨询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意见。前日，光绪帝按惯例来颐和园给慈禧请安，所以翁同龢等大臣们也就在颐和园留宿值班。这天，天气特别阴沉，晚春的小雨下个不停，“檐滴有声”(《翁同龢日记》)。此时，翁同龢的心情也犹如这阴郁的天气一样，难以豁然。

　　不一会儿，御前太监就传呼诸大臣进殿，但同时又宣布“着翁同龢勿入”。闻听此言，在场的人无不面面相觑。当其他大臣鱼贯而入，孤零零的翁同龢依然正襟危坐在朝房外等候。宦海沉浮了数十年的老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测即将发生，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身为臣下，此时的他也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三刻钟左右，被召见的大臣纷纷退出，并从翁同龢身边匆匆而过。随后，御前大臣出来传一份罢免翁同龢一切官职的上谕，其主要内容为：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光绪朝东华录》）

　　这份出乎人们预料的上谕读罢，老人已是涕泪纵横。

　　人们不禁要问：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亲如父子，怎么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上谕颁下？

　　师徒二人也会出现在一些事情存在不同见解的情况，但万万不到一定要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的地步，即使在开缺前一日，同僚们依然见得两人十分融洽。

　　“即在开缺前一日，（翁）尚在内廷行走，上意固鱼水契恰如常也。”（《蜷庐随笔》）

　　显然，骤然终止老人的官宦生涯并将其开缺回籍的上谕出自慈禧的旨意。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崇陵传信录》）。据说，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的诏书，竟然惊得瞠目结舌。

　　宣诏时，光绪帝“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清廷戊戌朝变记》）。

　　二

　　从上谕看，慈禧给翁同龢罗列的必须开缺回籍罪责有两个：

　　1�薄爸诼鄄环�，屡经有人参奏”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最近一个时期做事难服众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参奏。

　　2�痹谡俣允保�“喜怒见于词色”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在召见时，不够恭谨，喜怒情绪见于召对时的言辞与面色中。

　　如果说两条罪责中，“众论不服”是工作的失误，那么“喜怒见于词色”充其量也只能归属于工作态度，将其作为开缺回籍的理由太过牵强，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显然这一条是为了配合“众论不服”，避免孤证，使其更有说服力罢了。那么，“众论不服”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致惹怒慈禧，使她断然做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决定。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导致“众论不服”，从而使慈禧与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他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之惨、屈辱之甚，极大地震动了国人，也极大地刺激了光绪帝，对风雨飘摇中的江山社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日渐成熟的他，痛苦可想而知！

　　正当光绪帝为挽救清王朝危亡希图有所作为的时候，恰逢康有为写成《上清帝书》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一时间要求维新变法的倡议和行动风起云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会考年，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适逢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点石斋画报》之“公车上书”

　　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康有为等人联合十八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这就是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

　　光绪帝得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似乎看到了自强维新的希望，他“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清廷戊戌朝变记》）。

　　朝野上下人人知道，虽然光绪帝亲政久矣，然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弃在大政方针上的幕后操作。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在政权中进行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据说，一向慑于慈禧积威的光绪帝，竟然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牢骚：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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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大出乎光绪帝意料的是，对他大不敬的怨言，慈禧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慈禧在光绪帝到颐和园给自己请安的时候，竟然表示支持和理解。

　　据说，慈禧曾明白无误地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崇陵传信录》）从史料中慈禧的表白来看，慈禧似乎并非蓄意阻挠变法。如果说三十余年前慈禧曾经同意、采纳了曾国藩等人发展洋务的建议，那么对于光绪帝所要推动的变法维新，也不应该一味反对。

　　首先，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清楚大清王朝正处于列强环伺的危殆局面。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危机面前，她随时有失掉显赫皇权的危险。这个在权力场上混了大半生的女人不会不明白，只要有能够巩固清王朝统治，并对加强其权力有好处的机会，她就不应该错过。因此，在光绪帝主张变法的起始阶段，慈禧并没有公然阻挠，这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地位与思维的必然逻辑。

　　其次，慈禧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判断得失的唯一标准就是她心中那个权力下的利益。如果变法能增强她的权力，她一定支持变法；而如果变法要削弱甚或要消灭她的权力，她必须全力镇压，哪怕付出血的代价。对她这种具有僵化的沉着、冷冰冰的权力逻辑和非常人的坚强性格的人来说，变法不过是她前台的道具，权力才是她的生命之本。基于这样的原则，慈禧为光绪帝制定了变法的根本原则：“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清廷戊戌朝变记》）

　　也就是说，变法的前提是：

　　(1)“但不违背祖宗大法”，也就是祖宗的大法不能变。祖宗的大法是什么？祖宗的大法是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不能变，封建的皇权不能有任何削弱。

　　(2)“无损满洲权势”，就是说满族权贵的利益是根本，任何变法维新都要以最大力量去满足满洲权势的利益，以维护统治的根本。

　　光绪帝获取了慈禧关于变法基本原则的指示之后，启动了变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当面倾听他的变法主张。

　　既然，慈禧在光绪帝酝酿变法的起始阶段并不反对变法，那么她又为什么恰恰在变法刚刚开始，在光绪帝即将召见康有为的关键时刻，将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的翁同龢开缺回籍呢？这不就是在阻挠变法吗？

　　四

　　慈禧支持变法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加强她的权力，她必须使光绪帝的一切行动规范在她的掌控之中。虽然，慈禧已经为光绪帝规范了变法的原则，但控制光绪帝并高度地操控光绪帝的权力她是断然不会放弃的。慈禧最为担心的是光绪帝借助变法的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至于逐渐壮大，最终脱离自己的控制。

　　慈禧或许对于控制这位不足四岁就在自己身边被严格管教成长起来的皇帝有一定的信心，因为即使是光绪帝亲政以后，对自己依然恭敬、从命有加。

　　“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慈主。”（《四朝佚闻》）

　　这种“帝弱母强”的形式是慈禧一直以来苦苦经营并真心希望达到的结果，她绝不能允许有人在皇帝身边破坏这种平衡。谁又胆敢破坏这种平衡呢？翁同龢就是她最担心的一个人。

　　其实，慈禧对于翁同龢这位德高望重的状元帝师的能力与官品是非常赏识的。

　　前面我们讲过，翁同龢是接替他的父亲翁心存做同治帝的老师，虽然当时翁同龢年轻，没有经验，加之同治帝的顽劣，教育的结果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使翁同龢的心中有着极大的愧疚。然而，令翁同龢没有想到的是，在同治帝死了以后，慈禧依然对他寄予重望，令他继续担任帝师，教育小载湉。翁同龢为了知恩图报，尽心竭力，力求辅导出一位有道明君。某种程度上，翁同龢对于光绪帝而言，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对此，慈禧颇为满意。所以，翁同龢为官数十年，一直位居枢臣，少有蹉跎和坎坷。

　　然而，伴随着光绪帝的亲政，光绪帝事事依赖师傅并事事要找师傅做主。特别是光绪帝在变法的酝酿和启动阶段，更是仰赖师傅，竟然把吹响变法号角的《明定国是诏》撰写的重任委托翁同龢。毫无疑问，《明定国是诏》是变法的宣言书和指导纲领，这里集中了光绪帝与翁同龢的变法思想。而在变法前光绪帝对于翁同龢的专信，使慈禧及其围绕在慈禧身边的势力十分担心。

　　四月二十日（6月8日），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询及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阻之？”同对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伏地痛哭，言：“奴才婉陈，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又哭求太后劝阻。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清廷戊戌朝变记》）

　　慈禧的“法”是什么呢？

　　（1）一定要给予光绪帝以警示。慈禧要通过这件事情警示光绪帝：我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必须在我圈定的领域内变法，不可越雷池半步。

　　（2）必须铲除光绪帝的最大依靠。慈禧一直认为，光绪帝应该将自己奉为神明并视之为最大的依靠。而翁同龢却在不知不觉中代替了自己在光绪帝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因此她必须铲除他，那就是从根本上阻止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这种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她不能坐视光绪帝在翁同龢的辅佐下日益壮大，以至于摆脱自己的控制。

　　所以，在光绪帝变法启动伊始，慈禧毅然决然地将翁同龢罢职，此一举措既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也应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五

　　慈禧在发下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后，又连续颁下了三道谕旨：

　　1�泵�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慈禧再一次向朝野上下宣布，她对于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有任免的权力。按照清朝的官制，二品以上的官员主要有：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内阁大学士、内阁协办大学士、侍卫处领侍卫内大臣等；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尚书、都察院左右御史、总督(巡抚)、侍卫处内大臣、各省驻防将军、八旗都统、各省总督、总兵、提督等；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内务府总管大臣、八旗副都统、护军统领、专城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专城副都统镇守总兵、銮舆使等；从二品：内阁学士、各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侍卫处散秩大臣等。

　　这就意味着慈禧牢牢地控制着中央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用人权，光绪帝在变法中对任何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必须经过慈禧的允肯。光绪帝没有用人权。

　　2�币匀俾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荣禄，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后因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十余年。起用后，光绪二十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

　　此次，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荣禄再一次被慈禧所倚重，令其为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并节制北洋海陆诸军，成为慈禧最为信任的控制军事实权的中枢大臣。

　　3�碧�后和皇帝将于本年秋间到天津阅操，命荣禄预备一切

　　到天津阅操就是到天津去阅兵。只有真正拥有兵权的人才有资格去检阅军队。慈禧提前三个多月向天下颁布她要与皇帝到天津共同检阅全国最有实力的北洋诸军，无疑是向天下传递一个信息：我是全国军队的主宰，任何人不能撼动军队的指挥权。

　　三道旨令将朝廷的人事任免权、京畿军事防务权和全国的兵权都收到自己的手里。剩下的事情就是静观光绪帝如何变法了。她进可帮助光绪帝变法成功，退可阻止变法向不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前提就是看你变法是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丢了什么。慈禧的心中只有权力的得失，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只能隶属于她的权衡权力得失。

　　六

　　被命开缺回籍的翁同龢接到谕旨以后没有即刻动身，按照惯例，大臣无论升迁还是革职，都需要在第二天向皇上谢恩。翁同龢也特别希望能够再见皇上一面。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要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翁同龢顾不得心中的悲痛与失落，早早赶到东宫门，双膝跪在雨后御道旁的湿地上，叩头迎驾，老人的白发在晨风中格外醒目。据太监回忆，自光绪帝发下了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后，“寝食俱废”，痛苦异常。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理解和想象到当时光绪帝那种无奈、痛苦的心情。当他坐着步辇回城的时候，突然看到御道旁长跪叩头的师傅，一定是百感交集，欲说无语，欲哭无泪。翁同龢在日记中回忆，师生之间这最后一面是光绪帝随着车驾而去，“上回顾无语，臣亦黯然如梦”（《翁同龢日记》）。此时的翁同龢心中一定只有对光绪帝的默默祈祷和祝福。

　　六年以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翁同龢在家乡寂寞死去，享年七十五岁。

　　推行维新变法的光绪帝，在变法的起始阶段痛失依靠，是变法的损失。梁启超认为：“常熟去国，于变法成败为最大关键。”（《梁启超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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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讲 “母子”反目
　　

　　在启动变法的关键时刻，慈禧将翁同和从光绪帝身边赶走，斩断了光绪帝的最大依靠。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三道懿旨，来控制与“规范”变法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此时，有充分把握掌控全局的慈禧，静坐颐和园，冷眼旁观，伺机而动。

　　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晨，这一天戊戌变法刚好推行了一百零三天。按照内务府的日程安排，这天光绪帝要在卯初二刻，也就是早晨五点半左右，前往中和殿阅视祭社稷坛的祭文。

　　社稷坛是皇帝们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明清时期的社稷坛位于紫禁城的西侧。在明清两代，皇帝都要在二、八月进行祭祀。此时，又是一年的八月，按照惯例光绪帝又要率领群臣前去祭祀，而在举行祭祀之前，光绪帝必须阅视礼部起草的祭文。所以，这天早晨的安排是先阅视祭文，随后处理政务。然后，到后宫向八月初四日回宫的慈禧请安、侍膳。可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以及光绪帝命运的事情就在这一天早晨发生了。

　　中和殿宝座旧影

　　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帝“入中和殿，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及荣禄之兵一队，称奉太后之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慈禧再次训政的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上谕档》）

　　谕旨的实质就是结束光绪帝为期十年的“亲政”，重新恢复慈禧的“训政”。随后，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维新派领袖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命步军统领衙门四处捉拿维新志士。维新变法成为非法的政治行为。至此，推行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顷刻之间被慈禧所颠覆。

　　慈禧为什么会在变法推行了一百余天以后断然终止？变法期间，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纠葛？

　　二

　　要想弄清楚这对“母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之间政治权力的归属关系。学界的共识是虽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其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依然掌控在慈禧的手中。那么，慈禧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把握权力呢？

　　1、“事后报告制度”

　　“事后报告制度”是指慈禧允许光绪帝在朝廷一般事务的处理上有朱批权、口谕权，并可以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是在第二天，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所做出的相关决定，必须向自己报告。我们可以认为，光绪帝对一般事务有处理权，而慈禧有监督权。

　　2、“事前请示制度”

　　慈禧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曾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满汉尚书、侍郎及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的任命“拟请暂照现章”，也就是依然由慈禧做主（《上谕档》）。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同龢在日记中赫然记载“昨日请懿旨”。

　　颐和园乐寿堂

　　查阅《清代起居注册》我们发现，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同住一处的时间大大多于分开的时间。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帝就要间日或几日，单程花三个小时，赶赴十五公里的路程去颐和园；慈禧也时常回城，住西苑的仪鸾殿。无论是同住颐和园还是城里，两人的住地都很近，皇帝每日请安、侍膳（早、晚餐）和陪同看戏。按照宫中规定，光绪帝请安要下跪，慈禧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也要跪接跪送。如此频繁的接触，使光绪帝在处理朝中事务时，事前请示慈禧并得到懿旨的允准便成为一种惯例。

　　慈禧通过这样的制度，对于光绪帝以及朝中事务通盘把握。可以确认的是，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器对光绪帝负责，而光绪帝要对慈禧负责。在光绪帝亲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地说是戊戌变法以前，光绪帝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权力约定。在此前提下，“母子”之间相处比较融洽。

　　百日维新期间，查阅《清代起居注册》和其他宫中档案可知，慈禧时常回宫，而光绪帝也经常来颐和园小住，重大的决策都得到慈禧的同意，包括启动变法。既然，光绪帝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慈禧允准的前提下推行的，那么慈禧又何以推翻变法？如此，慈禧岂不是出尔反尔？难道光绪帝有什么事情没有得到慈禧准许而擅作主张，从而挑战了慈禧的绝对权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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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变法前提是不能触动她的统治利益。这是她为变法所设置的底线。在七月上旬以前，变法主要是在经济、文化领域推行，在慈禧看来似乎还可以容忍。因此，“母子”之间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然而，进入七月中下旬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内务府的档案中记载，七月十八日，慈禧由宫中回颐和园；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计划去颐和园。十九、二十日光绪帝独处宫中。可就在这两天，光绪帝做了两件令慈禧十分震怒的事情。光绪帝在没有事先请示慈禧的情况下，擅自发下了维新变法以来最重要的二道谕旨。

　　七月十九日，光绪帝颁下了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侍郎、署侍郎共计六位堂官的官职；将礼部主事王照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林旭七月二十日，决定礼部堂官的署任，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四章京虽然品级不高，但他们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清末维新派，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后，杨锐出任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维新变法期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得到光绪帝召见，刘光第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受到光绪帝的赏识。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维新运动时期他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七月，经王锡蕃推荐，光绪帝召见了林旭。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甲午战败，谭嗣同提出变法主张，开湖南维新之先河。经徐致靖荐入京，协助光绪帝推行新政。

　　光绪帝打击顽固派、公开起用维新派的举措，分明是对慈禧绝对权威的挑战。这意味着改革开始朝着触动慈禧统治基础的方向发展。光绪帝为什么会如此“自作主张”？

　　事情的起因是，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指示官员积极建言。王照作为礼部四品主事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而应由该衙门堂官代递他的条陈。由于王照的条陈内容多为新政，因此被消极怠政的尚书许应骙所阻隔。光绪帝知晓事情原委之后，怒不可遏，当即表示：

　　“似此故意抑格（阻碍），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

　　光绪帝的愤懑，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处处掣肘于慈禧的一种不满情绪：

　　1、自己虽为皇帝却没有一言九鼎的能力

　　此一事件中，尚书许应骙的有意阻格，是将自己的谕旨视为具文的最好明证。变法以来，光绪帝事事受制于皇爸爸，而官员们或观望或惟皇太后马首是瞻，使得光绪帝对许多变法措施都无力推行。他心存愤懑而又无计可施。

　　2、必须杀一儆百以寻求振作

　　在变法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以罢免违旨的礼部堂官作为推行变法的警示。虽然光绪帝清楚他所罢免的六位礼部堂官，均属于一二品中央大员，根据慈禧四月二十七日所发的懿旨中的规定：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应由皇太后决定，而这些大员恰恰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最大阻力。为了让变法措施得以落实，光绪帝只能挑战慈禧的权威了。

　　对慈禧而言，光绪帝无视她的权威而断然罢免礼部堂官，无疑是一次权力示威。

　　首先，怀塔布是慈禧安排在光绪帝身边的亲信，光绪帝“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戊戌履霜录》）。所以，在慈禧看来，光绪帝此举是严重的越轨行为。

　　其次，明知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须由自己决定，然而光绪帝竟以身试法，突入禁区，触犯天条，这是慈禧绝不能允许的叛逆行为。

　　光绪帝的举措，在朝野上下激起轩然大波，慈禧震怒，当面质问并训斥光绪帝。光绪帝痛哭道：

　　“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戊戌履霜录》）

　　光绪帝一反常态的倔强，使得慈禧愤恨不已。在慈禧的眼里，光绪帝是自己二十五年中恩威并施所塑造出来的傀儡，他对自己只有服从的义务和依赖的行为，任何有悖于自己的言论和行为，都为离经叛道。尽管，在种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光绪帝必须亲政，但他亲政中皇权的行使必须符合自己的规范。然而，变法以来，光绪帝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简直就是否定自己的权威。特别是竟敢无视自己的权力，断然罢免了礼部堂官，一旦光绪帝被人假手或假手于人，将自己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自己苦心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权力大厦就会倾斜甚至坍塌，哪怕这种牺牲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慈禧也不会接受。慈禧隐约感到了来自于光绪帝及其维新党人的威胁。

　　嗜权如命的慈禧绝不会坐视他人对自己权力的藐视和挑战，她要出击，她要应战。对前来哭诉的怀塔布等人，慈禧一方面“令其暂且忍耐”；一方面令怀塔布等人去天津与荣禄进行联系，密商对策。如果说，此前慈禧对变法的态度是限制变法规模、静观变法的动向，那么此事件发生以后，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她要筹谋出击了。

　　梁启超对这件事情的结果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认为：

　　“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员，无进退黜陟之权。彼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屡抗旨，上愤极而不能黜之。此次乃仅择礼部闲曹、无关紧要之人，一试其黜陟，而大变已至矣。”（《戊戌政变记》）

　　但这一事件似乎还不足以令慈禧骤然发动政变，还有哪些更加触动慈禧敏感的神经的事情发生，使她在短短的几天中做出了政变决定？

　　四

　　如果说，光绪帝罢免礼部堂官事件，被慈禧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藐视和否定，那么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啻是对她权力基础的动摇。

　　这就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对慈禧直接提出了维新党人建议开懋勤殿一事。

　　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原来是专供皇帝读书的地方。康有为等维新派建议：以开设皇帝读书的懋勤殿为名义，“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戊戌政变记》）。

　　这个建议的实质就是：

　　(1)在光绪帝的用人权受到极大限制的前提下，将诸如康有为等维新派品秩较低的人员，以议政的名义聚集到光绪帝的身边，成为政治核心力量。

　　(2)从决定国家“应兴应革之事”的目的来看，开懋勤殿，名为议政机构，实为决策机关。如此，清朝政治机构中具有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将被架空。

　　对于权力十分敏感、一次次躲过权力的旋涡与暗礁的慈禧，清楚地知道开懋勤殿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那就是维新派将云集于光绪帝身边成为枢臣，一个新的政治决策机构将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她把持了三十余年的清朝最高权力的挑战。一旦同意开懋勤殿，自己与光绪帝之间的权力关系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慈禧绝不允许动摇她权力根基的力量存在。光绪帝服从慈禧权力的时候，他们可以保持母子关系，但如果光绪帝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她的权力，她将抛弃所有亲情，与之反目。这就是慈禧，权力永远置于亲情之上。

　　据说，此日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没有档案记载，我们无法知道争论的内容。然而，争论发生之后，光绪帝紧急召见杨锐，并将一份密诏交予杨锐，让他将密诏转交康有为等人。认真体味其内容，也可以找寻到母子之间争执的部分内容。

　　据赵秉麟《光绪大事汇鉴》中所录的密诏的内容节录于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由此，我们可以依稀地感觉到这对母子之间冲突已近剑拔弩张：

　　第一，对于开懋勤殿，实行议政，慈禧坚决反对，理由是恐失人心；

　　第二，对于十九日罢免礼部堂官一事，慈禧认为处罚太重，继续严厉指责；

　　第三，对于慈禧近来的强硬态度，继续推行变法，权力“实有不足”，一味坚持，超越了慈禧为自己划定的权力范围，恐“朕位且不能保”。

　　此时，在我们的脑海里，一幅母子之间激烈争吵的场景跃然而出：

　　在慈禧还忿忿于十九日光绪帝不经自己允许，擅自罢免礼部堂官的事件中，光绪帝又提出了吸纳维新党人，开懋勤殿议政的方案，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慈禧坚决反对，同时争论中再次提到了十九日的事情，并严厉警告光绪帝若继续一意孤行，其皇位将不能保。在慈禧的卵翼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光绪帝十分了解慈禧的性格以及处事方式，皇爸爸一旦对自己的皇位提出警告，就不会只停留在仅仅口头警告的层面上，皇爸爸调整与自己的权力关系指日可待。威严、心狠手辣的皇爸爸将怎样调整这种权力关系，光绪帝不知道，也不敢想象，所以在密诏的最后他表达了让维新党人速筹计策的想法。

　　从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来到了颐和园，直到八月三日，光绪帝离开颐和园。期间，虽然由于开设懋勤殿一事，母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而，在这四天的时间里，母子两人依然日日见面。慈禧照常接受光绪帝的请安、侍膳，光绪帝也在颐和园里处理一般性朝政。可就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当天晚上，慈禧却做出了一个临时的重大决定：她要在次日，也就是八月四日回西苑。

　　西苑，又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称，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北侧，是一处重要的皇家园林。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在北京城里的时候，就常住在西苑的仪鸾殿。自从慈禧住到颐和园以后，慈禧就将颐和园视为她的常住地，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慈禧往往不回城里。依据《内务府档案》，光绪二十四年的前八个月里，慈禧离开颐和园回到城里居住共计约六次。其中，三次是因为恭亲王奕？？病危，她前来探望。另外三次则是在咸丰帝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和咸丰帝的忌日。由此可以判断，慈禧轻易不回城，一旦回城，就一定因为有特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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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四日，慈禧从颐和园赶回西苑，根据《清代起居注册》记载，这一天光绪帝在申时于中海的瀛秀园的门外，跪接慈禧。对于分别只有一天的母子两人，见面以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慈禧回宫以后，即“召上怒诰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安有汝乎？”

　　(1)慈禧见了光绪帝就怒骂，一定是光绪帝做了令慈禧无法忍受的事情；

　　(2)从慈禧指责光绪帝“谋我乎”来看，应该是光绪帝做的事被慈禧认为有谋算她的地方。

　　在慈禧的怒骂中，我们依稀感觉到慈禧已经发觉“谋我乎”应该是来自于某个方面的威胁。

　　那么，又有什么事情促使慈禧必须要赶十五公里的路程回西苑呢？这种威胁来自于哪里呢？

　　五

　　这是因为慈禧获悉在八月初五日，光绪帝要在勤政殿接见来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作为明治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明治维新，颇有变法的经验。康有为对伊藤非常崇拜。变法期间，康有为曾经设想“楚才晋用”，也就是聘用那些富有政治经验的外国政治家，作为顾问，参与变法。康有为在建议开设懋勤殿的时候，就曾经流露过这一设想。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戊戌政变记》）

　　其中，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就是康有为的设想。如果将这些专家落实到具体人身上，那么东国的政治专家就应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在内。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伊以“个人游历”的身份坐船抵达天津。七月二十九日，伊来到了北京，随后康有为前往日本使馆拜见伊藤，希望伊藤能够留在中国，帮助挽救变法危局。

　　可这样一件事情，却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传言不胫而走。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光绪帝将留伊藤博文在京为变法的顾问，优以礼貌，厚其廪”。

　　这种议论是不是应归属于没有根据的谣言呢？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这种议论与推测有其可能性。

　　有两件事情特别说明问题。

　　其中一件事情是，在八月三日，候选郎中陈时政向光绪帝呈折，主张援引伊藤博文做顾问。

　　“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一件事情为，光绪帝决定在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安排负责接待的张荫桓事先拟订“问答节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皇帝要召见来自日本的在野政治家，其决定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含义。

　　此事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关乎她能否继续掌握皇权的大事。慈禧感觉到如果一任光绪帝将伊藤博文留下做变法的顾问，那么将会形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局面。

　　首先，慈禧深感自己的权力已处于危局。

　　在变法初期，慈禧同意光绪帝可以实施变法的前提是：不违背祖宗之法；无损满族权势。也就是变法不能触及现行的制度模式--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可是，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无一不是在名义上保留王权或皇权的基础上，实施资产阶级改良。将皇权置于一种象征意义的位置，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经请示即将六个礼部堂官全部罢免，慈禧已将它视为越权；既而，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建议开设懋勤殿，又令慈禧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深处危局。而此次伊藤来华已经使慈禧对于变法产生了恐惧，一旦伊藤留在北京参与变法，不仅自己将会失去对于皇权的控制，而且自己也将丧失对于未来变局的驾驭能力。

　　其次，在舆论呼吁下慈禧有了训政的借口。

　　伊藤博文访华在受到维新派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守旧派的恐慌，御史杨崇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八月三日，他向慈禧呈递了一份密折，重点陈述了对伊藤博文访华的后顾之忧。

　　密折中，杨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杨预言道“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他竭力呼吁慈禧“即日训政”（《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戊戌变法资料》）。杨的密折对于伊藤访华后果的分析，慈禧已经十分明确，慈禧需要的是对光绪帝发难的机会，而杨呼吁慈禧再次训政的密折，使慈禧断然做出了要改变一切的决定。正如时人所分析的那样：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清廷戊戌朝变记》）

　　验之于以后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光绪帝对于慈禧即将对变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已经有所预料。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问题上与慈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后，他预感到如果将变法继续推行下去，后果难测。于是光绪帝萌生了让康有为迅速离京，徐图未来大计的念头。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非常说明问题。

　　第一件是，光绪帝明发上谕，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八月初二日，公开颁谕，以督办官报为由，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法治。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德宗实录》）。

　　在明发上谕中，光绪帝在向朝野上下传递着几个信息：

　　(1)令康有为督办官报是既定的方针，非一时的决定；

　　(2)现已筹得部分办报经费，康有为可以离京。

　　以上信息的传达，充分显示了光绪帝的良苦用心：康有为离京赴上海办报是先前的计划和正常的赴任，而并非临时举措，减少慈禧对此的怀疑。

　　随后的另一件事情，说明光绪帝明谕康有为离京是不得已而为：

　　光绪帝密谕康有为离京。

　　在颁发明谕的同时，光绪帝召见了林旭。林旭是光绪帝在七月二十日任命的四个军机章京之一，是维新变法的骨干成员。光绪帝命令林旭将一份密谕传给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戊戌变法资料》）

　　密谕中，光绪帝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

　　(1)督办官报是不得已的选择；

　　(2)好自珍重以徐图大业。

　　其实，明谕与密诏，说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令康有为迅速离京。只不过前者是官样文章，在剑拔弩张的慈禧面前做做样子；后者可谓语重心长，既对康有为表露了深切的关怀，又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对康有为督办官报一事，在明诏中说的是理应如此，但在密谕里却阐释了自己的苦衷，所言可谓发自肺腑。

　　在慈禧回宫的晚上，光绪帝对身边的枢臣说：

　　“朕不自惜，死生听命，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清廷戊戌朝变记》）

　　光绪帝的一席话语已经深深地表露了他的心境：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他仍在力争变法。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光绪帝对于慈禧的突然回宫和其将要采取的行动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慈禧的回宫，并没有断然终止伊藤走进紫禁城与中国皇帝会晤，八月五日的会面如期举行。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慈禧如此抉择的苦衷，但验之于这段历史的发展，有两点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慈禧担心终止会晤会引起各国干涉。

　　慈禧清楚，自己虽然在撤帘归政后依然可以通过各项制度的规定对光绪帝实施有效的控制。然而，在自己的干预下，将大清皇帝已经公布的一项外事活动断然取消，不仅舆论对自己不利，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在华列强势力的注意和干预。

　　其次，慈禧担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

　　慈禧清楚，虽然下野的伊藤已经不是日本首相，虽然伊藤以所谓的“私人游历”身份访问中国，但他日本“维新名臣”的特殊身份，使慈禧不能小视他的政治影响和社会能量。一旦在此事上草率处理，不仅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对中国怀虎狼之心的日本政府再次挑起事端。

　　因此，在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绕过急流险滩的慈禧采取明松暗紧的方针，即允许光绪帝继续完成此次外事活动和其他的朝政安排，但对于光绪帝的言谈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说光绪帝慑于慈禧的淫威，对自己的活动和言语进行了约束。

　　因此，八月五日，光绪帝在接见伊藤博文和召见袁世凯的时候，表现出了许多异常的举动。

　　首先，在光绪帝于勤政殿接见伊藤时，据有的史料记载，慈禧不仅对光绪帝会晤伊藤的《问答节略》，也就是事先所拟好的谈话问题进行了审定，而且在光绪帝召见伊藤的时候，慈禧就躲在勤正殿所悬挂的帘子后面进行监视。对于这样的记载，我们很难核实它的真伪，但从会谈的时间及会谈记录上看，一场康有为精心设计的外事活动，已经没有了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完全成为一种礼节性的过场。

　　在会见一开始，伊藤就直接了当地谈起中国正在进行的变法问题，并对光绪帝的变法行动表达了敬佩之意。

　　伊藤说：“外臣此次来华，系私自游历，非因公事，兹蒙陛下召见，深荷隆恩，不胜荣幸。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事，外臣归国述与敝国皇帝（天皇）知之，当必异常欢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然而，光绪帝却没有就此话题谈及最近的变法，而是转移了话题，谈起了一些礼节性的话题。

　　帝：“久闻贵侯大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

　　伊：“敬谢陛下褒辞。”

　　帝：“贵侯于何日起程？”

　　伊：“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旬余。”

　　帝：“一路平安否？”

　　伊：“蒙陛下福庇，一路平安。”

　　光绪帝在会见中，只有几句涉及到中国变法，他说：

　　“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戊戌变法资料》）

　　从以上会谈内容的节选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非是光绪帝急于接见伊藤的初衷。事前，康有为将伊藤推荐给光绪帝作为变法的顾问，想必光绪帝对这次会晤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光绪帝在会见的言语间所表现出来的用礼节性的寒暄来敷衍此次会见，尤其是在会谈中不接受伊藤面谈对中国变法的想法，反而要求他写出书面的意见并转呈，这种舍近求远的举措，不合常理，应该属于光绪帝问话多有不便，或者百般无奈。此时，光绪帝已经难控大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再次训政与伊藤博文访华有直接的关系。

　　八月十三日，慈禧下令处死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次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追捕康有为。

　　慈禧无情地扼杀了刚刚兴起于中国大地的维新变法运动，业已推行和将要推行的变法措施几乎全部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