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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3 00: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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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一、脑浆子变稠了;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堂而皇之地下作和无耻起来。他以为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老先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胡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祖孙二人,同出一辙,皆拿为书作序的把柄来治文人的罪。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不同,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是存心要把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而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则尤其要打击之,整肃之,最好是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也是蓄谋已久,终于相中了方苞和戴名世,和死了的方孝标,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茬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腥风血雨,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处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所以,从屈平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尽火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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