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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日本 ----- 努力向日本学习,中国要走的路长着那!
作者:热带企鹅
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从7月20日出发到日本直至7月26日离开日本的7天时间里，我的笔记本上除了记下在日本的简单行程（其实简单的行程也未记全），其他一字未留。回国以后，尤其是回到北方以后，每当我看到一块又一块裸露的土地，一棵又一棵倒下的树木，一处又一处杂乱的草坪，一堆又一堆路旁的垃圾，一条又一条肮脏的河流，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日本。我甚至为我的成见感到羞愧。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没有理由用她的过去否定她的现在，更没有理由用她的那一方面否定她的这一方面。在日本的几天里，我们先后至东京、横滨、箱根、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平原还是山地，到处都是那样郁郁葱葱，生机盎然，除了道路、房屋、停车场、广场、农田，没有一处不充满绿色，即使房前屋后的立锥之地，也长着各式各样的树木。在著名度假胜地箱根，我看到一处房舍，主人在建房时为了不砍倒位于房舍当中的一棵树，竟在房盖上设计了一个大大的露天开口，让树干留在廊厅，树梢透出房顶。而在城市，在乡村，在道路两旁，在庭院广场，许许多多的树干都顶着支架，是防止树干长弯，还是防止被风折倒？可能两者都有。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没有去北海道。但据国内造访过北海道的人说，在北海道更能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那里的森林是原始的，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它们把人当成朋友，哪怕咫尺之隔，也亲情地注视着你。联想到我们采伐树木的那种随意，捕杀动物的那种野蛮，山坡耕种的那种短视，草原开荒的那种无知，河中排污的那种荒唐，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顿时涌上面颊。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发达不过是表象，后面肯定蕴藏着某种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那个日本人家房顶上透出来的高大的树梢和留在廊厅里的粗大的树干，尤其让我感觉到了这样的力量。
7月24日，我们在京都的短暂勾留有幸游览了岚山。周恩来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在日本学习期间，曾作过两首白话诗赞美岚山：他在《雨后岚山》中写道：“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登高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他在《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中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其实，岚山的壮丽景色不仅在于山峰的高大和俊俏，林木的茂密和葱茏，色彩的斑斓和亮丽，气魄的宏大和雄伟，而且在于她脚下的大河错落有致，宽广壮阔。万绿丛中，河水或深或浅，或缓或急。徜徉于岸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鱼儿，或一群群，或一条条，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又潜入水底，像是在向行人招呼，又像是在同行人嬉戏。看不到垂钓者，看不到飘浮物，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们自[和]由自在地来来往往，目光注视着山，更注视着水。我站在岸边，看着水中的鱼儿遥想祖国的一条又一条大河，黄河、长江、嫩江、松花江，包括黑龙江、鸭绿江……，有哪一条大河可同岚山脚下的这条大河相媲美呢？它们的河床可能比岚山脚下的这条大河更宽阔，水量可能比岚山脚下的这条大河更充盈，但水质绝没有岚山脚下的这条大河更纯净，生物也绝没有岚山脚下的这条大河更安然。面对这样一条大河，扪心自问，我实在不知道要对国人说些什么。5月下旬，我驻足山西，放眼山西的黄土地，似乎难于找到什么词汇形容那里的河流有多么少，沟壑有多么深，山岭有多么秃，土地有多么旱，牲畜有多么瘦。很少看到绿色，看得眼睛发累，心头发慌，口中发渴，神经发紧，头脑发涨。我不知道视野中仅有的一点点绿色何年何月能够拓展开去，拓展到多大范围。不到一天时间，全身便挂满了一层尘土，那是无论什么人都不得不接受的大自然的“恩赐”。环境，当她被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想到保护，除了代价的沉重，效果亦未必尽如人意。当我把目光从山西收回，在手头的资料中查看黄河和长江的时候，当我回到家乡，漫步伊敏河、海拉尔河畔的时候，我看到和想到的都是污染，污染，无尽无休的污染；治理，治理，无尽无休的治理。这个过程已经持续多少年？还要持续多少年？目光，短浅的目光，让我们愧对先人，先人说我们不孝；亦让我们愧对后人，后人（会）说我们自私。而岚山，岚山脚下的大河，距周恩来作白话诗赞美她的1919年已经83年时间，却更加姿容艳丽，风光夺人。先人为她而骄傲，后人为她而自豪。―――我实在不愿做这样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比较，但是我又不能不做这样的比较。长他人志气，未必灭自己威风。一个永远都不知道反省，永远都不知道惭愧的民族，永远都会像孩子一样其乐陶陶，永远都会像疯子一样无所顾忌。
我不懂建筑，到一个国家又不能不观赏建筑。我站在下榻的东京成田马罗德国际酒店、太阳城王子酒店、名古屋城堡广场酒店、京都新阪急酒店、大阪丽嘉格兰酒店一次次放眼四望，一幢幢建筑物就是一道道风景线。你随意对准什么地方按一下照相机快门，都会留下不同的风格，找到不同的特点。回国以后，每一次翻阅在日本拍摄的照片，看到一张张新美如画的景色，都会加深对那一段时日的美好回忆。
第一次到日本，走马观花，直观看到的自然是日本俊美而飘逸着灵感的生态，多姿而充满着艺术的建筑等外在文明。但是，每当我入住一家酒店仔细观察卧室和卧室卫生间的装修艺术及卧室内备品和设置的时候，却在很多细微之处进一步地认识了这个国家，不，是这个民族。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在有限的篇章当中过多地在这上面花费笔墨。
我所到过的日本的每一家酒店都使用卫生筷子，质地坚硬做工考究的卫生筷子，但这些卫生筷子的原材料并不是来自日本本土，而是由国外包括由中国进口的木材加工而成。日本把用过的卫生筷子回收回来，然后再加工成纸浆或纸张，向原材料输出国或其他国家出口。这样，进口的是原材料，经过了一次简单加工利用之后，再经过二次深加工变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口创汇。在日本的几天里，每当我拿起一双筷子，就要猜想这双筷子的原材料是不是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以后成为商品之后会不会还要流向中国。同日本70％多的森林覆盖率比较，我们的森林覆盖率低得可怜，但是我们的森林采伐率却高得惊人。既有合法的采伐，也有非法的采伐；既有国家的采伐，也有私人的采伐。我们把采伐下来的树木低价出售给日本，日本却把这些原材料加工成的半成品或成品高价出售给我们，而且这一切都是遵循国际惯例，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民族的进步和落后，仿佛全部都凝结在这一双小小的卫生筷子上了。在日本的几天里，我已经不知道每次使用卫生筷子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被欺骗？还是被愚弄？是自责，还是嫉妒？我说不出来。木材―――卫生筷子―――纸浆―――纸，同两弹一星比较，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工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工艺过程，我们却没有算计过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日本人到中国东北，曾经感叹地做过这样的比较：如果说中国东北是一个现代化大工厂的话，那么，日本就是一个乡村小作坊。可是现在呢？日本后来居上，成为经济大国，我们却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双小小的卫生筷子，所能证明的大概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工业的进步和落后吧。
日本对地上资源实行保护，对地下资源基本不开采。在日本，既听不到日本人洋洋自得地夸耀他们的生态，也看不到日本人掰着手指头满面含羞地数点他们的矿藏。这是一个擅长于把眼光瞄准国外市场，把手伸向国外市场的国家，喜欢把自己的东西搁置在那里，看着，享受着，留给自己，留给后人。军国主义时期，通过战争把别国的东西掠夺过来，战争结束以后，则喜欢而且习惯于通过经济手段把别国的东西廉价购买进来，进一步加工增值以后再高价销售出去。所以，有人说：过去的日本是军事侵略，现在的日本是经济侵略。前一种说法是不争的事实，后一种说法则有待商榷。人类社会的发展，说到底是环境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资源，说到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共同资源。无论环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依托资源。问题的实质在于，在国家没有消亡、资源为国家所有的当代，那些破坏资源出卖资源的国家为什么破坏资源出卖资源，而不像日本那样珍惜资源保护资源？！
在日本的几天里，我在北京出发时未来得及擦打的皮鞋不是更脏了，而是更净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室外还是室内，包括路面版块的夹缝当中，都看不到尘土，即使站在高处鸟瞰，每一幢楼房的房顶之上也是那样清洁，清洁得没有任何杂物。随便走到一处，都可以把手扶在什么地方，让身体接触什么地方，绝不会有东西把你染脏。日本的风就是风，不包含着土的成分。据在日本留学的一位中国人说，近两年中国的沙尘暴漂洋过海，“进口”到日本，有时日本的风天才有了尘土。后来，我到韩国也听一位在韩国出生的华侨如是说，但不是说中国的沙尘暴漂洋过海“进口”日本，而是“进口”韩国。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当生态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类―――包括那些无辜的人群（如韩国居民）―――就无法躲避自然的惩罚。上个世纪，日本掠夺了中国多少地上资源，又破坏了中国多少地上资源。沙尘暴“进口”日本，大概也是对日本的一种“答谢”吧。遗憾的是，日本的掠夺刚刚结束，中国自身的掠夺又紧随其后，而且无休无止。回国以后，特别是从长春至海拉尔的公路两侧，有多少山包被刮掉了一层皮，有多少草地被挖成了一道道深坑，又有多少农田沙尘四起。这让我又想到日本。也许是掠夺和破坏了别国资源的日本开始猛醒，也许是这个小小的岛国自古以来就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同样筑路，在日本看不到有任何破坏的痕迹；同样种地，日本也不像我们这样想在什么地方开垦就在什么地方开垦。日本有那么好的植被，却看不到野外放养牲畜，哪怕是一头牛，或一只羊。在日本的7天当中，走了那么多的地方，跑了那么多的路程，四条腿的动物我只看到了牵养着的狗，其他一无所见。据同行的栗翻译说，日本没有驴，前几年呼和浩特市同名古屋市结成友好市，作为礼物，呼和浩特市政府送给名古屋一头驴。驴到了日本以后被放到动物园，日本人像观赏稀有动物一样前往观赏，轰动了好大一阵子。
在日本旅行，最让人感到称心的或者还是化米庄室（日本人给厕所的另一种起名），每一处都让你想象不到的干净，想象不到的方便。进化米庄室根本用不着备卫生纸，所有的化米庄室都有卫生纸。也用不着备擦手巾，所有的化米庄室都有干手机。日本的干手机不像我们的干手机那样反应迟钝，手一伸过去，一股强大的暖流就会把水珠吹落得一干二净。从横滨到名古屋，我们两次在公路旁的停车场下车休息。与其说是停车场，不如说是旅游点。在这里，既可以欣赏山水风光，又可以采购生活和纪念物品，品尝日本料理。化米庄室也是一流的感应装置，清洁、方便的程度，并不亚于城市。而在国内，不要说公路上没有停车场，即使三星级宾馆的（公共）卫生间，也不过如此，或者略有不如。一个国家，能把它的公路停车场建设到如此地步，不得不让人佩服建设者的未来眼光。
7月，正是日本的梅雨季节。在东京的两天，天天下雨。每一个行人都举着一把雨伞，每一个商场、酒店等公共场所门口都立着包12伞机，行人进去时，收缩雨伞插入包伞机，再向外一提，一个塑料袋就把带水的雨伞包裹得滴水不漏。待从公共场所出来时，又都很自然地把塑料袋拿下丢进垃圾箱。我难于想象，拥有1200万人口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东京，每一个公共场所都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进出出，一天要损失多少塑料袋。我同样难于想象，这些塑料袋的价钱是否打进了商品的价格之中。但这就是日本，为了保护环境，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考虑得周周密密。包括我们在国内大街上一抬头就能见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广告，各式标语，日本却没有。偶尔也能见到一张类似于国内电线杆上的那种张贴广告，但绝不是严严实实地糊在上面，而是用一小块透明胶简单地往上一粘。回国后听说，路牌广告是从日本传到中国大陆的。但日本已经取消了路牌广告，而中国大陆还大面积地保留着。尤其是那些写在墙上挂在楼上立在路上的路牌广告，不知道国人是否考虑过它的得与失。无论怎样匠心独运的路牌广告，只要是破坏了环境的和谐，就会使人觉得像看到一堆狗屎一样反胃，吞进一只苍蝇一样恶心。所以，即使在中国，真正知名的企业，知名的产品，很少热衷于做影响环境的路牌广告。日本人很快地从路牌广告中猛醒了，这是日本人保护环境的一种明智。
日本是汽车的王国，一辆汽车行驶10万公里就强行报废，所以，即使计程车，也是崭新的丰田、尼桑等高档车。但是回国以后，尤其是回到北方以后，我却突然感觉到在我们的公路上行驶着的价格昂贵的日产4500、三菱，不是标志着这个地区和国家的富有和进步，而是相反。
在日本，从城市到乡村，很难看到一辆4500、三菱。准确一点说，在日本7天的旅程，我只是在高速公路上见到一辆4500，而且后面带着拖挂。一位在日本生活了8年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在日本，4500和三菱是工人跑运输和作业的车辆。有身份的阶层并不坐。”可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地方，乘坐4500和三菱却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即使在市区内，也是4500、三菱。一辆4500、三菱，少则三十几万，多则五十几万、六十几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首先不是把钱花在公路建设上，而是花在车辆购置上，是不是战略上的失策和行为上的短视呢？前苏联解体前，我曾到过后贝加尔斯克、赤塔，后来又到过俄罗斯的新粗鲁海图、红石，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小型交通工具主要是国产的伏尔加，很少有别国车辆。这次离开日本后，我们取道韩国，在韩国基本上见不到日本车辆。一位旅居韩国的华侨告诉我，如果你在韩国的大街上见到一辆日本车，那很可能是日本或其他国家驻韩国的使领馆或其他机构的车辆，韩国人坐韩国汽车而不坐日本汽车。
4500、三菱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打开销路，或者就是由于那些地方的路况不好。归国以后，我因故经深圳取道长春，在长春乘坐轿车返回呼伦贝尔。如果说长春至博克图的路程还算平坦的话，那么，博克图至海拉尔短短120公里的路程行走了8个多小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好路。在日本的几天，我们只是从名古屋至京都乘坐了一个小时的新干线，其他旅程全部乘坐大巴。在大巴上，我的手提包就立在脚下，如果不是车辆急转弯，手提包绝不会倒下。可是回到国内就不同了，即使是一级、二级公路，车辆也有颠簸。手提包立是立不住的，躺着放在座位上不掉下来就算阿弥陀佛了。
1998年特大洪水时，朱？基总理曾尖锐地批评有些工程是“豆腐渣工程”。中国有多少道路今年修完，明年、后年就返工。而在日本，每一条道路都是那样平坦，那样坚实，平坦、坚实得让你驾着高速车行驶无须有一星半点的担心。日本没有“豆腐渣工程”之说，日本人甚至不相信为什么要把好好的一个工程搞成“豆腐渣”。一位在日本读完了大学，又取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士告诉我，日本商界没有我们中国的所谓“回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回扣”，更不理解为什么要有“回扣”。如果说日本个别地方现在有“回扣”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中国人太讲究“回扣”了，“回扣”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一种条件，一种必须。是受了这位女士的话的启发，还是基于平时我对“国情”的未必准确的认识，刚一回国的那几天里，我坐在车上，看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感受着车辆颠簸的阵痛，一个奇怪但又不是非常奇怪的想法不时地涌入脑际：这段路又是什么人拿了“回扣”？究竟拿了多少“回扣”？有些工薪阶层，为什么一退休就能到内地花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买下一幢豪宅，颐养天年？
如果说日本的公路是日本进步的一种标志，那么，在日本公路上让我们看到的则是日本国民的高度文明。在日本的7天时间我没有看到一次车祸，这同在国内经常看到车祸形成强烈的反差。日本虽然是岛国，但公路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狭窄。尽管如此，同向行驶而不是多车道，即使前面的车速度再慢，后面的司机也不超驶。7月23日清早，我们乘坐的大巴从箱根河口湖山庄停车场向公路上行驶，老远就见到右侧方向有一辆车驶来，本可以抢道的司机却在路口停下，耐心地等着那辆车过去之后再把车开上公路。上到公路以后，因为同向行驶是单车道，后面的一辆辆小轿车宁肯让右边逆行的车道空着（日本是左向行驶），也跟在我们后面，没有逼人的喇叭声，更看不出超车的企图。可是，7月3日，经拱北口岸一过关，就见到一辆被撞坏的汽车被一辆车拽着从我们乘坐的大巴左侧疾驰而过，不知拖向什么地方。回想到1998年从上海至海拉尔的旅行，在公路上被撞坏的汽车真是数不胜数，至今踏上那条线路还心有余悸。
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篇《日本归来》的时候，我始终在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而他们在公路上却不是无情地追赶时间；同日本人比较，中国人则缺少时间观念，而我们在公路上却是无情地追赶时间。这是不是一种反差，怎么会形成这种反差，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反差呢？一个人，当他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时候，他的那种自私心理说不定会给他人、集体、国家甚至自己带来什么祸端。日本自古以来就接受华夏文明。在日本的公路上，每当我见到那些跟在货车和大巴后面缓缓而行的小轿车，每当我见到那些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司机，就想到中国的那句古话：“欲速则不达”。日本人很理解这句话的真谛。回到国内，看到一些车辆上明明晃晃地写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几个大字（现在写这种口号的车辆比前些年少多了，可能也是感到喊这种口号性的东西就像在大街上打出“我革[和]命”的巨幅招牌一样，既没有什么光彩，又让人感到好笑），但司机们该怎样超车还怎样超车，似乎他们车上写着的口号只是为了教育别人，而不是提醒自己。
在日本乘坐计程车让乘客感到自己并没有受辱，计程车的驾驶员和乘客之间不设隔栏。在日本购物用不着担心受骗，是什么牌子就是什么牌子，是什么产地就是什么产地。在日本就餐用不着担心卫生不好，餐厅、食品、餐具，一切都那么洁净。在日本问路不会有人冷漠地对你说：“不知道！”然后一走了之。在日本办事，不会在上班时间找不到人，更不会有失约的事情发生。在日本离开酒店结账时不会有人清点你的房间，然后通知总台你是否拿走了不该拿走的东西。在日本的火车上不会有人走到你身边来查票，即使车票丢失也用不着发愁，打一个招呼足矣。在日本行路用不着担心身上带了多少钱，即使钱放在屁兜里露出小半截，也不会有“三只手”光顾。在日本随便到了什么地方也不会有喇叭的噪音干扰得你坐卧不宁，一腔怒火无处发泄……，我甚至猜想，一个曾对别国实行野蛮侵略，至今也不肯承认自己罪行的国家，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创造了如此的文明？
一路为我们服务的大巴司机是一位还不如我年长的日本人，但看上去比我苍老得多，头发花白，一脸皱纹，背部弯曲。他说话和蔼，做事妥帖。每次入住和离开（酒店），都车上车下为大家搬运包裹。我在车上的座位紧挨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习惯性地拿起一个大本认真地记录着什么，后来我问翻译，方知道他是在做行车记录。翻译是一位在日本取得了硕士学位、看上去不超过30岁的华人，同样驼着背，走路时像是小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脸的和气，只是在时间问题上，经常能看到她的焦急和不安。她说，全日本包括在日本打工的外国人，必须快节奏地工作，很多在国内看似平常的工作也要有工作记录。这是对工作的一种考核，也是向上司汇报乃至核实问题的一种凭据。4月26日，我们在大阪离开日本，翻译诚恳地问我们一路是不是有什么照顾不周，大巴司机也再三鞠躬，以表示他的歉意和不舍之情。
司机和翻译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我们一路都感到一种宾至如归的体贴。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回国后我又一次翻开《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吉田茂著），我读到的这样几段埃蛐硎嵌匀毡竟竦奈拿骱徒降囊恢众故停?nbsp;
“为生活所迫的民众虽然并不十分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政府却不惜一切努力来提高就学率，地方的地主们也认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捐赠巨额款项来帮助兴办学校。
“这是他们从德川时代以来积蓄起来的财富和知识及其对地方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这样做的。而一般民众也从德川时代以来就有到‘寺院私塾’读书的习惯，和尊重教育的强烈心情。
“于是，国民教育迅速普及，到了明治末年（1912年），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1967年。―――作者注），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
距吉田茂出版《激荡的百年史》的1967年，35年过去了。现在的日本，已经今非昔比，不但步入现代化，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来都是互为促进、不可分离的。经济大国的支柱是教育，国民文明的基础同样是教育。到日本参观考察，最大的感觉就是中国的国民素质远远落后于日本（我实在不愿做这样的判定，但我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而不承认亲眼看到的事实）。日本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生占总人口的2．4186％，而中国只占0．5530％。其中，日本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占总人口的2．160％，而中国只占0．318％。一个是中国的4．373倍，一个是中国的6．792倍（注：日本的统计年限是2000年，没有查到中国2000年的统计数字，本文所做的比较是沿用中国1998年的统计数字）。还有高中教育，日本高中升学率为96．9％，而1998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却没有明确指出高中升学率，只是说：“全国普通高中1．39万所，与上年持平；招生359．55万人，增加36．94万人；在校生938万人，增加87．93万人；毕业生251．78万人，增加30．12万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中国普通高中升学率不会高到哪里。一个民族，教育滞后，民族主体不能完全达到普通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指望这个民族更快地进入世界前列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当我乘坐民航客机飞往长春的时候，旅客在登机口的拥挤，并不亚于七十年代在各大城市乘坐公共汽车。在长春通往海拉尔的公路上，汽车司机的违规超车司空见惯，已经见怪不怪。在哈尔滨松花江畔，游人随处乱扔的垃圾，使人觉得那一江春水也漂着难闻的气味。在齐齐哈尔，许多小饭店的卫生令人难以入座，只能看了这家，再选另一家。而回到海拉尔，街上飞扬的尘土则在告诉我，每天必须要经常洗脸了。
当我收笔这篇《日本归来》的时候，仍然在沉重地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我们难于在别的方面找到原因，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为什么落后？发展教育，日本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事务http://www.chinaaffairs.org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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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1 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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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5 21: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