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连载】窗边的小豆豆续：小时候就在想的事情

雪依

多亏了贝多芬（2）
另外，我发现手语是一种极好的交流工具，这是听力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用口头语言来进行对话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外国人，就会想：“这可怎么办呢？”但是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一位男演员曾经对我说：“无论对方使用的手语和我多么的不同，只要给我三个小时，我就能和他进行日常交流。如果给我一个星期，我甚至可以和他讨论哲学。”如果世上的人都使用手语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更快地和外国人交谈。人们经常问我：“手语难道不是各国都一样的吗？”因为手语也是来源于生活，不同国家的手语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本来是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不知不觉就把话题扯远了。因为我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创立的剧团，哪怕说上三言两语也好，就写了上面的话。这就是我创立聋哑人剧团的理由。

　　在听德莱斯汀乐团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件早已淡忘多年的事，那就是小时候爸爸曾经带我去看过电影《乐圣贝多芬》。那时候，从国外进口了许多描写乐圣的电影，比如像描写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看《乐圣贝多芬》是５０多年前的事了，电影的梗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一幕是，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变聋，破旧的木百叶窗“啪嗒啪嗒”大声响着，但贝多芬完全听不到，真是非常可怜。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最后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他躺在床上，这时音乐会上正在演奏着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和《欢乐颂》。音乐声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是从电影的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贝多芬无法听到这些。第九交响曲演奏完了，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可是镜头转到躺在床上的贝多芬的时候，立刻是一片沉寂，贝多芬就在这沉寂中悄然离世。贝多芬有一个品质恶劣的侄子，在贝多芬临死的时候，这个侄子还偷窃他的钱财。我还记得自己厌恶地看着那个侄子，心想：“他真是个坏蛋！”当时我就想，观众们虽然那么热烈地鼓掌，可只有贝多芬自己听不到，他以为自己失败了，临死之际心中充满了绝望，这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为他哭泣了很久。

　　听了德莱斯汀乐团的第九交响曲，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之所以要创立聋哑人剧团，这其中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原因。我的前辈和同伴的很多演员说过：“由于观众掌声的鼓舞，我才得以坚持到现在。”可如果听不到掌声呢？我真想告诉那些听不到掌声的人：“他们在为你鼓掌呢。”贝多芬在一片沉寂的世界中，还写出了那样杰出的乐曲，他真是一个天才。可是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他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这真是太可怜了。只是因为他耳朵失聪，不管观众们的掌声有多么热烈，由于没有人告诉他，使他以为自己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可，孤寂又凄凉地死去了。这真是令人叹惋不已！正由于我对此有了强烈的感触，才使得我日后与聋哑人交往，使得我创立了这个剧团。如今发现原因在此，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也许有人会认为，贝多芬虽然听不到掌声，但是《欢乐颂》在他的心中回响着，这已经足够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他，人们在为他鼓掌。

　　在小豆豆所在的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校长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先生说的只是“要一起做啊！大家要一起做啊”。所以无论干什么，我都和他们一起去做。但是，我如果不去听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也许我就不会想起自己是因为贝多芬的缘故而创立聋哑人剧团的吧。

　　另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我还有一个因缘，那就是如果没有第九交响曲，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父母就是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相识的。当时父亲是新交响乐团（即现在的Ｎ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主办者，母亲则是东京音乐大学（那时称东洋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学生。再稍微扯远一点。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日本总是到了１２月份，也就是年底的时候，音乐会上就要演奏第九交响曲呢？其实这一做法是由我父亲首倡的。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竟是出于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理由，现在的音乐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音乐家都非常清贫，尤其到了年底，不得不买过年的年糕，身负债务的人也不能不还债，总之，很需要钱。那时候如果举办音乐会的话，演奏第九交响曲就一定能够卖得出门票。因为第九交响曲中有合唱的部分，这一点太重要了，当时只要对各个音乐学校的学生们说一声，他们就会免费来参加合唱。即便不是父亲他们那个时代，我在音乐学校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好几次合唱，当然也是没有报酬的。据父亲说，学生们不仅不要报酬，他们还会对自己的父母、亲朋们说：“我要在日比谷会堂演出。”所以会卖出很多门票。一个人只要帮忙卖出几张，会堂的坐位就满了。所以，能够救急的第九交响曲总要放在最困窘的年底来演出。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对文化事业伸出一点援助之手的话，第九交响曲也就不必非得放在年末演出了。所以在国外，第九交响曲能够在人们喜欢的任何时候演出。

雪依

多亏了贝多芬（3）
再说我妈妈为了参加合唱，和大家一起来到了日比谷会堂。那一天，妈妈穿着自己亲手编织的深绿色毛线衫和裙子，戴着绿色的帽子。妈妈那时候非常漂亮，从事电影事业的作家川口松太郎就曾经数次邀请她做演员。漂亮的妈妈穿上手织的绿色洋服，一定更加动人，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而另一方面，爸爸当时被称为“日本的海因兹”，是天才小提琴家，而且十分英俊。妈妈站在合唱团高高的台阶上，当然能够看清楚位于乐团最前面的爸爸。不过，爸爸能够从合唱团的众人之中发现妈妈，倒的确很让人佩服。而且爸爸还是近视眼呢！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指点吧？这一天两人相识了，以后开始交往，再后来就结婚了，不久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听到的第一首催眠曲就是《欢乐颂》。我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可是，也许妈妈的发音不太正确吧，也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得不准，反正我用德语唱的歌词仅仅是发音接近，但很不准确，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芥川也寸志先生就会哈哈大笑，直笑得落下眼泪来。

　　不管怎么说，我是在《欢乐颂》中长大的，这真是非常幸福。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我去了东德，到歌词作者席勒的故居凭吊过。席勒的故居比想像的要小，但我在那里再一次体味歌词的含义“在你温柔翅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感觉非常幸福。

　　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由伯恩斯坦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了第九交响曲。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看出这段歌词的重要性。

　　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第九交响曲，也许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了。我一边对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边在心中祈祷：但愿２１世纪中，真的会“人们团结成兄弟”！

雪依

“狗耳朵”事件（1）
天气预报说东京这段时间要下大雪，非常大的雪！可结果一点儿雪花也没看到。不过，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好事，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大雪天曾经历过非常惨痛的遭遇。那天晚上我要在东京附近的一处地方演出，午饭我是在家里吃的。

　　在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个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的事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之前才吃饭的话，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４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那就没办法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的话，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那样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的。

　　就拿这一阵子我出演玛丽尼·迪特律的戏剧《玛丽尼》来说吧，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我是在后台上，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而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１５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我的台词达到了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丽尼》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丽尼的台词就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Ｂ５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的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遭遇惨痛的那个大雪天。那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吃过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我的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阳台上。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所以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了苹果出来。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而且苹果的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之前，先在苹果的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字样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惟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要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着。这时候我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在阳台栏杆上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只有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３０厘米的缝隙中才能见到天空。

　　我倾斜着身体，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楚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体斜得更厉害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看清楚才好。那时候我真是很糊涂，本来我可以回到房间里，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天空，可是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去看。当时我想要直接看到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一点我以前就发现了。就是在离地板２０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本来是为了预防发生火灾而用来隔断隔壁屋子的屏障。这个铁栏杆凸出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所以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地先跳过铁栏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地方倾斜着身体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情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刚才的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５秒钟。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５秒钟。可就在我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的时候，脚伸进了铁栏杆下面，“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了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雪依

“狗耳朵”事件（2）
“嘭！”

　　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两只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里。在我的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看到鲜血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的冷静。随后我站了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那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正当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突然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掉了下来，正砸在妈妈的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由于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今天要是拍不成了，那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场景中重拍了，妈妈可不愿意这样。反正今天要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了爸爸等待着她的家中。这件事我还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当时我却突然想了起来。“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要是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了大脑，使我想起了已经淡忘多年的事情来。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地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似乎是抹布样的东西包起冰袋来，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是也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了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好像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却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是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被蹭破了，有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皮肤下的肉。上面的皮肤已是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一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能这么做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的嘴唇上鼻子下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就想，就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因为鲜血还在往外流着，所以我给平时去进行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位医生是内科医生，我向医生说了情况，我很认真地说：

　　“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

　　“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

　　“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

　　“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道：

　　“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理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一般。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很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滚到了一个椅子下面。因为是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起这个事件，所以我还是想能吃点什么。去医院以后，有一阵子会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所以我找了一圈，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糖放在了嘴里，正在这时经理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

　　“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雪依

“狗耳朵”事件（3）
但是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理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听了我说的话，她的眼睛像是真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理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心里一定在想：“这样的话，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家好像都是摔倒受伤了。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着脸，一边立即被带入了放射室。我很是意外，但是我这种情形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骨折。在这种场合中，照Ｘ光片真是再屈辱没有的了。因为好像没有专供拍脸部照片的Ｘ光机，我就站在拍胃肠Ｘ光所用的床下，把脸朝下，摆出一副“对不起”的姿势，照了一张。然后工作人员又告诉我：“好，屏住呼吸。”我又把脸贴在机器上。然后我还是站着，这回是把右耳贴在机器上照了一张侧面的，这也好像在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连总是不知道反省的我也在想：“再也不这样做了。”

　　外科大夫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Ｘ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

　　“嗯，没关系！没有骨折。”

　　又说道：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了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结果就会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就这样不了了之吧。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之后还被人误解。先生又接着说：

　　“您真是很幸运啊！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那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够进行自我保护啊。”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我的那张脸部Ｘ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是怪异，但是看到头部的正面照片，却是一张让人着迷的细长而美丽的脸部照片。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后脑勺扁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漂亮的圆形。我很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向先生问道：

　　“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型真的是我的吗？会不会是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

　　“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样的Ｘ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Ｘ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就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我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颧骨那里那个皮肤几乎脱落的伤口，先生凝视着那个伤口，说道：

　　“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称为‘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口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

　　“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这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的话，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肤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肤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道：

　　“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伤膏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从别的地方取下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但那样的话，大多也会留下伤疤，实在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

　　“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雪依

“狗耳朵”事件（4）
“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来，总觉得很是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

　　“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

　　“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孔来工作的。”

　　先生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么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了，在我脸旁边支上了一架显微镜似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儿怪，在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

　　“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

　　“睡觉的时候确实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先生说了一声“好的，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吧”，就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会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是异样。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是很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道：“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真是很少见啊，大人的这个地方也会受伤。”

　　不过医生还是非常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１４针，也许是１６针吧，最后医生叮嘱道：

　　“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医生的正脸，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穿上白衣服，显得非常和谐。

　　因为我对院长先生说了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上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绷带，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上面。”于是治疗就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有可能会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能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做《尼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以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且把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们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够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着。《尼诺契卡》这部戏曾经由格雷达·戈尔勃将其拍成电影，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的。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的时候，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

　　“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有多么能干，我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都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儿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够看出来稍稍有点儿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个鹅蛋脸型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生的叮嘱又来到了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

　　“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伤膏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的眼睛上方就像是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缝合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不过不久也就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得上。

雪依

“狗耳朵”事件（5）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道：“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地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啊！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什么的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已经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之上的那处伤，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还能看出一点儿来。不过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以后，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吧。我偶然和身边跟随我的人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了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而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下这个“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跑来蹦去，可是却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要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的礼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突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在报纸的正中央，可是谁知道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就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那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里，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就那样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面，只露着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着去学校。有一天，突然从我眼前的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一列临时货车，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我正走在铁桥上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的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用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货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货车。我的手臂快坚持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惟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勾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做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在山本有三的《路旁的石头》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可能还因为我的瞬间判断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我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且发挥想像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我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为了这个经常会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的播映室的搭脚处都不太稳当，而且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和宫本武藏① 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去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一些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会有游击队出现，还有的是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雪依

“狗耳朵”事件（6）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我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做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地就走了过去。有一位记者是个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的吧。

　　那么，我既然如今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的了。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有下雪，真是很让人高兴。

雪依

我是LD？（1）
“爱迪生、爱因斯坦，还有黑柳彻子都是ＬＤ。”

　　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有人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从纽约寄给我的。那是日本的学者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居住在纽约的一位日本医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不管怎样，能够把你和那些人物相提并论，真令人高兴，所以给你寄过去。”——印刷品中夹着这样一封信。我看了不禁大吃一惊，究竟是为什么，要把我和这些天才人物相提并论呢？当然，我想不出我们有丝毫共通之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令人欣喜，我也感到非常高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所谓的“ＬＤ”是什么意思。

　　后来，据说我的朋友的孩子是ＬＤ，朋友对我说：“要是你想了解ＬＤ的详细情况，就和我联系吧！”朋友还说自己参加了一个ＬＤ儿童的家长会。我一下子想起了上文中说爱迪生的那篇文章，不过当时百事缠身，也没有想要了解详情。不久，参加《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一位女演员有一个ＬＤ的孩子，于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ＬＤ。

　　ＬＤ是“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简称，日语中将它译为“学习障碍”，不过这并不太贴切，所以一般就直接称之为ＬＤ。我去书店的时候，发现各种关于ＬＤ的书琳琅满目，不禁十分惊讶。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彻子的小屋》的女导演在和那位女演员一起排练完节目后，回来对我说道：

　　“在妈妈们中间，都说黑柳女士是一个ＬＤ呢！”

　　不久，ＮＨＫ电视台的教育频道给我发来邀请，说：“现在有的日本孩子患有ＡＤＨＤ这种毛病，很多人士反映，在拜读了黑柳女士的《窗边的小豆豆》之后，看到黑柳女士上小学的时候被退过学，感觉黑柳女士小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中也写到了黑柳女士是由于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成为今天的黑柳彻子的。我们很想邀请您讲一讲小学的校长先生的事。”

　　我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ＡＤＨＤ就是“精力无法集中，多动症”的意思，据说患有这种毛病的孩子很多都同时患有Ｌ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不觉地，原来我是有这种毛病的？”就这样，我对ＬＤ的了解逐渐增加，不过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今年ＮＨＫ连续播映了四个晚上的节目《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是一套关于ＬＤ孩子的节目，我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看完的时候我已是泪流满面。我并不是自己想哭，只是泪水总也止不住，反正我是哭了。

　　我之所以要写《窗边的小豆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小林校长，希望在自己还没有忘记他的时候，把那些故事记录下来。这本书并不是出版社向我约的稿。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下了，突然又跳了起来，伏案奋笔，一口气写满了三张４００字的稿纸，这就是后来小豆豆那本书的第一篇《第一次到车站》。我曾经和校长先生约定：“等我长大了，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可是先生还没等到我实现这个约定就去世了，我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使是为了这个约定，我也应该告诉人们，曾经有这么一位校长先生，他真正地爱着孩子们，从心底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才能和出众的个性，他满怀着热情来对待孩子们。所以，书中也详细地写了我为什么进了普通的小学后不久就被退学了，妈妈费尽心思地寻找合适的学校，后来我终于进了校长先生创立的那所巴学园。

　　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会被退学，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精力旺盛的孩子，所以我坦率地写下了当时所有的真实情况。可是，我看了《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个节目以后，我却感觉到，在诊断了很多ＬＤ孩子的专家和研究者看来，《窗边的小豆豆》中所写的那些情形，无论哪条都是和ＬＤ的症状相吻合的。这一点我可真没有想到。我被退学的一大理由是上学的时候，我不肯坐到桌子旁边，而是一直站在教室窗子那里向外面张望。而作为ＬＤ的病例出现在节目中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总不肯坐到位子上去，只要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他就立刻站起来跑过去瞧瞧。

雪依

我是LD?（2）
我也完全是这个样子，我站在窗子旁边，是为了等宣传艺人们。我特别喜欢宣传艺人，我想如果他们从旁边经过，我就叫住艺人们，然后告诉班里的同学们：“来啦！”我们教室的窗子直接对着大路，这对我来说非常幸运，但是对学校却很不幸。宣传艺人们经过学校的时候，本来是停止吹吹打打，静悄悄地走过去的，可是我一瞧见艺人们，就告诉大家：“他们来啦！”所以大家都一股脑地跑到窗边，齐声叫道：“宣传艺人！”还央求艺人们：“给我们表演一个吧！”难得孩子们这么热心央求，宣传艺人们就拉起了三弦，吹起了单簧管，敲起了钲啊鼓啊，开始了他们独特又热闹的盛大演出。这时候，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只能一直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她心里肯定很不高兴。当宣传艺人们表演完毕之后，别的孩子都回到了坐位上，可我还是照样站在窗边。老师问我：“为什么还站在那里？”我回答说：“也许这些艺人们还会回来呢，也许还会有别的艺人们过来。”仍旧朝外面张望着。

　　关于这个被退学的理由，我自己并不记得了，是我妈妈听老师说的，等我长大之后，妈妈又告诉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依稀记得一点片断。电视节目中也说，班里如果有了ＬＤ的孩子的话，上课就很难进行下去，确实是这样啊。

　　其实，在我跑到窗边之前，我就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教室的书桌。家里的书桌是带抽屉的，往外一拉抽屉就出来了，可是学校的书桌却是有盖子的，要向上提。在那时的东京，我家附近的垃圾箱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发现学校的书桌盖子和垃圾箱的盖子一样，不禁十分高兴，上课的时候把桌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足足折腾了有上百遍。

　　老师对我说：“黑柳同学，书桌的盖子不是用来开来关去玩的，而是为了往里面放东西的。”我一听连忙把桌子上的笔记本、课本和铅笔盒全都放进桌子里面。等老师说“大家来写‘ａ’字”的时候，我先把书桌盖子打开拿出笔记本，关上盖子，然后又打开盖子，把头钻进去，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枝铅笔，再关上盖子。然后开始写“ａ”字，如果写错了的话，又打开桌子盖拿出橡皮，再关上盖子。用橡皮擦掉以后，马上打开盖子把橡皮放进去，再关上盖子。写完一个字以后，我又打开盖子把铅笔放进去，然后关上盖子，接着又打开盖子把笔记本放进去，再关上。然后该写“ｂ”了，我又打开盖子拿出笔记本，再拿出铅笔……就这样我不停地把桌子盖开开关关，看得人眼花缭乱。老师因为刚说过“是为了放东西的”，所以也不好再说“不许那样”，只能默默地看着我比先前更多一百遍地把桌子盖开开关关。

　　老师真是很可怜。不过我当时实在是对盖子太有兴趣了，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我一点儿也不是有意要对抗老师。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教室里一定还有别的孩子也像我一样很想打开盖子玩，但是想“那样不行吧”，就虽然想干也没有干；另外一定还有从一开始就对桌子盖不感兴趣，所以也没有开来关去的孩子。还有的就是我这样的孩子，在感觉有趣的那一瞬间就那么做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如果在休息的时间里说：“上课的时候我们不那么做，现在只要想做，大家就一起把盖子打开来再关上，好好玩玩怎么样？”大家一起开开关关，我一定会非常满意，上课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开来关去的了。

　　如果大人们说了“不许那样”，孩子们就会偷偷地去做，所以如果老师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玩个痛快该多好啊！这也许是我自己很任性的想法，不过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不停地开开关关桌子盖，一连做了三天之后玩够了，然后就走到窗子旁边去了。我自己想的是，到窗子边上既能听到老师说话，又能够看到外面的光景。

雪依

我是LD？（3）
“宣传艺人”事件之后，我竟然又发现了窗子上方有燕子正在做窝！我大声问道：“你在做什么？”

　　老师问：

　　“你在和谁说话？”

   急忙跑到窗边抬头向上看去。当发现我是在和燕子说话的时候，老师的神色极为恼怒，狠狠地瞪着我。然后回到了讲台上。事后老师对我妈妈说：

　　“我也不是不懂得孩子们的心思，可是在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大声问燕子‘你在做什么’为好。”

　　电视中，有一个ＬＤ的男孩子和鸽子说话，说着说着就要顺着墙壁往上爬，结果被老师抓住了。

　　还有的孩子老是学不会写字，镜头上还出现了那个孩子写的字，在一张大纸上他只能稀稀拉拉地写上几个字。我虽然能学会写字，可是在绘画课的时候，老师说“请大家画一面国旗”，我觉得画太阳旗太简单了，很没意思，所以就想到，要画一面当时叫做海军旗或者是军舰旗的那种旗子，样子有点儿像朝日新闻的标记。我用蜡笔在绘图纸上满满地画了一面旗子，才想起来：“哎呀，忘了画穗子和旗杆！”无奈我只好在绘图纸外面，也就是在桌子上朝三个方向画上了穗子，旗杆也画在了桌面上。所以当我想要把画交给老师的时候，桌面上有三个方向留下了穗子痕迹，还有一面留下了旗杆的痕迹。能做出这样的事，看来我和别的孩子还是很不一样。蜡笔的印痕擦也擦不掉，老师曾经对妈妈说：“现在印痕还留在桌子上呢。”

　　当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最为震惊的是，ＬＤ孩子的一大特征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老师责备。这真是千真万确。好像我当时总是被罚站到走廊上。这是我从事电视工作以后才确切知道的。在朝日电视台的《奈良的早晨》节目中，在《会面》这一栏目中，来到播映室的是那所小学的一位老师，当时她教的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个一年级班！老师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我在一年级时的情景。据老师说，上课时她有的时候会有事去办公室，那时她就让学生们自习，当她走到走廊上的时候，总会发现我站在那里。这个老师经过我跟前的时候，我就问她：“老师，我被罚站了，为什么？”或者：“老师，你不喜欢宣传艺人吗？”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了吗？”等等。结果当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如果发现我站在走廊上的话，就不出去了。虽然事隔多年，可是老师说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播映室的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可我因为完全不记得自己被罚站这回事了，听了这番话不禁十分惊讶。

　　由于这种种事情，妈妈终于被老师请到了学校，被告知：“在这里会干扰别的学生，请您把她送到别的学校去吧。”我成为一年级学生刚刚几个月就不得不退学了。现在想来，我衷心地感谢让我退学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不退学，又得不到理解，那样我肯定会被很强烈的自卑感所笼罩，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就那么糊里糊涂地长大。可是我被退学以后，得以在后来的学校里度过快乐的小学生活，能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学习。

　　看过电视节目之后，我写下了自己了解到的有关ＬＤ的一些东西。过去肯定也有ＬＤ的孩子，可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反而被说成是家教不好啦，孩子自己不努力啦，任性胡闹啦什么的，也就是被看做“怪孩子”。而且很难判断的是，同为ＬＤ的孩子，他们的表现可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智力上并没有问题，可是别的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却做不了，他们或者安静不下来，或者无法参加集体活动，这些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来，小的时候也很难发现。有的孩子进了学校学习写字和算术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障碍。他们并不是完全学不会，比如说写“森”字吧，自己明明想好好写，可不知为什么老是摆不对位置，结果把三个“木”字写成了一排。据说这是由于在视觉空间的认知上存在障碍。想来那个孩子真是很可怜，他是那么努力地想要写好。

　　我想起大约２０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女画家出席了《彻子的小屋》节目。这位画家在年过三十的时候还不识字，但是她可以画画。她到了３０岁的时候，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到了美国专门为“读写障碍”的孩子们设立的学校去学习，终于在３０多岁的时候学会了识字。读写障碍也是一种难以想像的毛病，有这种障碍的人无论如何就是无法理解字的意思。有识字障碍的人即便能够认识单独的字母ｂ、ｏ、ｏ、ｋ，可当这几个字母组成一个词“ｂｏｏｋ（书）”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理解了。女画家告诉我，她只有在蹦床上向上蹦跳的那一瞬间才能大声念出“书”这个词。很多进了美国的少年鉴别所和少年院的孩子都有这种读写障碍，可是他们却被说成是懒惰的人。被人这样误解，真是很可怜。所以那位女画家表示：“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病症，因而我在整个美国作着巡回演讲。”据说美国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ＬＤ的研究。

雪依

我是LD？（4）
ＬＤ并非智力上有什么问题。很多孩子的个性都很强，也有的孩子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学习。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能够做得很好。很难用是否智力发育迟缓这个尺度来衡量他们。另外，据电视节目中说，大脑的功能和学习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这一点还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一项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很多问题并不清楚。正因为如此，ＬＤ的孩子们常会受到歧视。所以，如果能早一点知道是ＬＤ，能够得到周围人们的理解，自己就能够拥有自信心，那样，即使不能全面改善ＬＤ的情形，因为具有了基本的能力，这些孩子也可以在周围人们的帮助之下成长。虽说有些事情自己不擅长，但是可以发现自己喜欢的和擅长的事情，就能够目的明确地向前努力。据书上说，有ＬＤ障碍的以男孩子为多，男女的比例大致是４∶１。

　　我看着电视流泪的原因是，屏幕上出现的那些被称为ＬＤ的孩子们看上去就像我自己小时候一样。有的孩子总也安静不下来，到处跑来跑去，无论老师怎么提醒他，他还是特别喜欢去办公室，自己径直地跑进去，坐到老师的办公桌旁边一个人学习。我也是这个样子的。电视上介绍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老师就一对一地在办公室里教学生。那样的话，孩子们就能够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学习了。

　　让我落泪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尽管小林校长根本不知道ＬＤ是什么，但他却给予了可能是ＬＤ的我极其适当的、完美的教育。首先，我们的班级只有９个人，坐位是不固定的，可以随自己的喜欢去坐。而且，早晨到了学校以后，老师会把一天内要学习的各科目的内容全部写在黑板上，大家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在上自习，有不懂的地方就到老师那里请教，结果就是和老师一对一地进行学习。老师也一定能够了解每个孩子都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怎么擅长，能够详细地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学校里有几个孩子患有小儿麻痹症或者其他的残疾，校长先生从来不说“大家要帮助他们”之类的话，而只是说：“要在一起啊，大家做事要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在一起的，当然不会有欺负残疾孩子的事了。而且后来我知道了，校长先生对每个孩子都说了鼓励他增加自信心的话。先生每天都要对我说好几遍“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等我长大以后回忆起来，才注意到先生的话里有一个“真”字。先生的这句话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对我来说，这真是一句难得的金玉良言。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自以为自己是个好孩子，我信赖先生，怀着这份自信慢慢长大了。

　　巴学园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那里会感觉自己总是在校长先生的关照之下，是令人安心的学校；对于有趣的事情，校长先生比我们考虑得还要多，是能够让我们开心快乐的学校；是无论孩子们怎样跑来跑去没有片刻安静，却仍然鼓励我们“再多跑跑也没关系”的学校；是每个人都可以爬“自己的树”的学校；午饭后有时间说话，是让不擅长说话的孩子们也能够慢慢变得善于表达的学校；是把礼堂的地板当做一块大黑板，趴在地上用白粉笔想画多大的图画都可以的学校。校长先生希望尽量早一点发现孩子们的个性，使孩子个性的嫩芽不至于被周围的环境和大人们毁掉，珍惜而又郑重地来教育孩子们。先生的这种教育方法对ＬＤ的孩子们不是也正好适用吗？看着电视节目，我感到了强烈的震撼。

　　现在在读《窗边的小豆豆》的有ＬＤ的孩子的妈妈们，还有请我谈谈小学时的故事的人们，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我可能是ＬＤ这个问题。据说美国现在大约一个班里３５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孩子有ＬＤ障碍。

　　再来说说爱迪生、爱因斯坦和我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爱迪生也和我一样，上了几个月小学就被退学了。老师和朋友们都说他“无能”，只有他曾经当过教师的妈妈护着他，说：“不，这个孩子绝对有他的长处。”爱迪生原来是这样的孩子。

雪依

我是LD?（5）
爱因斯坦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学习上除了数学以外都不行，上大学的时候也得寻找那种不需要考试的学校，好不容易进了一所大学，但还是被人们说成“有怪癖”。

　　这些日后的大天才，在小时候居然是ＬＤ，这是通过最近的研究才发现的。我因为写了《窗边的小豆豆》，也被人发现是ＬＤ。这些是学者们的文章的内容。的确，不管怎么说，和大天才有这种共同之处，无疑是让人高兴的。

   读了一些和ＬＤ有关的书，发现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就明确地宣称自己是ＬＤ。并且他还鼓励ＬＤ的孩子们道：“即便如此，只要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做得很好。”

　　有关的书读得越多，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像是ＬＤ。而且我也发现很多书中列举了曾经是ＬＤ、长大后活跃在某一领域的人物，我也被列入了这一类人物中。

　　另外，我想下面的文章一定会给很多人增添勇气。在《多动症孩子问答》这本书的一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例如，有一位棒球教练从小就被人们认为患有多动症。教练开朗而且诚实，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一定会有人理解的吧？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让我们都来理解ＬＤ的孩子们，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才能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在成长，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让他们能够有所成就吧！

　　我第一天去巴学园的时候，校长先生对我说：“把你喜欢的全都说给我听吧，说什么都行。”于是我把一个６岁的孩子所能说的、到那时为止我的全部人生都讲了出来。

　　后来听妈妈说，我足足说了４个小时。因此，我自从进了巴学园的第二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站到窗子边上，还坐在了最前排的坐位上。而且，现在我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也能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嘉宾们的谈话了。

　　不觉就写了这么长，这就是我关于ＬＤ想要说的话。

雪依

第三部分

爸爸减妈妈？（1）
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很多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是《彻子的小屋》节目中的内容。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虽然闹出了一个很傻的笑话，但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经常收看《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人士大概都知道我不会做算术，加法减法都算不好，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现在。

　　要说在对话节目中怎么会需要做算术呢？比如嘉宾说：“哦，我从２６岁到４３岁这些年里，几乎只演了一些跑龙套的角色。”

　　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直接往下进行，但是我偏偏想要知道他到底演了多少年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就大胆地试着计算一下。这也是我脾气怪异的地方，既然不擅长算术，在心里想一想“嗯，大家会理解这一点的，还是就这样算了吧”也就是了，可是我非得要知道究竟是多少年不可。另外，在对话中我还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做了那么长时间的配角，却仍然没有放弃这一事业，直到现在终于出演主角，真是了不起。”不过，这其实是能够迅速计算的人才可以有的念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悄悄地藏拙才对。但我还是开始计算了。

　　当然，如果我事先和负责嘉宾工作的导演说起这样的事来，导演肯定会在排演的时候就替我算好。可是这种数字上的问题往往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是计算个位数，我还能立刻计算出答案来，可一旦到了两位数以上，那就难了。“哦——，４３减去２６，要是减去２０就简单了……”在我看来，要是减数的尾数比被减数的尾数大，那就不得了。开始计算以后，我有一小会儿目光呆滞，我的负责数字的那部分大脑开始蠕动，折腾了一会儿之后，它告诉我的负责感觉的那部分大脑：“好像不行啊。”最后我只好说：

　　“啊，您真是辛苦了很长时间啊！”

　　只好用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算不出来的沮丧。

　　不过，最近制片人和导演都了解了我这种情况，只要我一说“哦——”开始计算的时候，站在我前方的导演助理就会立刻用万能笔在大纸上写下数字，比如上面的场合就会写下“１７”。现在的这位导演助理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计算自然非常神速。于是我就满怀着自信对嘉宾说道：

　　“啊，您一直做了１７年！您真有毅力啊！”

　　有了数字的支持，那些谈到辛苦经历的话也增加了分量。想必您也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加减法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就是很必要的了。

　　再说“爸爸减妈妈”这件事。前一阵子，节目请到的嘉宾是草笛光子女士，大家都知道草笛女士是ＳＤＫ的明星，是能歌善舞的优秀演员。我喜欢《拉·曼彻男子》中的草笛女士。当草笛女士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我父亲今年９１岁了，我母亲８３岁。两个人都很健康。”

　　我不禁十分羡慕，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也正好是这个年纪。

　　“啊，真是太好了！他们的婚姻好长久啊！”

　　草笛女士高兴地说：

　　“我母亲女校一毕业就结婚了，刚刚１６岁呢，第二年１７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

　　我几乎欢呼起来：

　　“好幸福啊！那么说您母亲是和初恋的情人结婚了啊！”

　　接着我又说道：

　　“那么，已经不止是金婚了吧？９１和１６嘛！太了不起了！远不止是金婚了，应该已经是钻石婚了吧！您的家庭真是太幸福了！”

　　草笛女士也说：

　　“哎，是啊，真是很好啊。”

　　我接着说：“请稍等一下，我来算算。哦——，９１减去１６是多少呢？”后来看电视上播出的这期节目时，这个时候在屏幕下方出现了字幕：“用爸爸现在的年龄减去妈妈结婚时的年纪？”不过当时直播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而是急忙去看导演助理，他迅速地在纸上写了“７５”给我看，我对草笛女士说：

　　“啊，了不起！现在那边写出了数字，足足有７５年啊！哎？７５年就是钻石婚啊！哎，今年正好是钻石婚纪念啊！一定要好好祝贺一下！”

雪依

爸爸减妈妈？（2）
我喜形于色，仿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似的。草笛女士用惯有的稳重的口吻说道：

　　“哦——是吗？嗯，我们也为他们庆祝过几次结婚纪念了。”

　　“可这次是７５周年纪念啊！太罕见了！是钻石婚啊！”我发现了这样一件大好事，心里充满了喜悦。这时正好到了广告时间，我便说：“下面插播一点广告。”说到《彻子的小屋》节目，一连２５年来都是现场直播，不经过剪辑的。所以会有一两分钟的广告时间。在我说“插播广告”的时候，在上面的副调节室的制片人跑了下来，给我看他手里的笔记，急急地说道：

　　“结婚７５年是钻石婚是对的……”

　　这时候导演助理叫道：

　　“还有２５秒！”

　　制片人合上笔记本，匆匆地加上一句：

　　“可是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说完就从我的身边跑开了。

　　镜头又回到了我和草笛女士。

　　“哎？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事出突然，我一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知道这一定需要好好解释清楚才行，于是我对草笛女士说：

　　“哦，说是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草笛女士丝毫没有惊讶的样子：

　　“是吗？”

　　听到这句回答，看来草笛女士也和我一样不善于计算，那我只好自己来算了。我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桌子上的笔记上画着，一边说道：

　　“明白了！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诸位，非常对不起。不能用爸爸的年纪减去妈妈结婚时的年纪啊！我刚才以为９１减去１６就能得出两个人结婚的年数来，这是不对的。草笛女士的妈妈今年８３岁，结婚的时候并不是爸爸１６岁啊。——哎，你父亲结婚的时候多少岁呢？”

　　我突然这么一问，草笛女士很是狼狈：

　　“这个嘛——”

　　我深信自己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又催促道：

　　“唉，你居然不知道！你父亲和母亲差１０岁左右吧？”

　　草笛女士终于说道：

　　“我想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是２５岁，因为他们差８岁。”

　　我又说了一句话，现在想来很是怪异，可当时一点儿也没觉出来：

　　“知道了父母的年龄差，问题就更加明白了！”

　　这时候导演助理举起纸来，上面写的是：“请用妈妈减妈妈。”我这回倒是看懂了，“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对草笛女士说道：

　　“明白了，一定要用８３减１６才对，知道了吧？可以先不用管父亲了。我虽然没有觉出来弄错了，可是大家都说不对，那就要重新想一想了。８３减去１６，你明白了吧？”

　　草笛女士摇了摇头。我抬头一看，导演助理已经写出了“６７”，那时候我虽然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但觉得这样是对的，于是又对草笛说：

　　“一共是６７年。所以还不是钻石婚，不庆祝也罢。”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劲儿。刚才是我自己闹腾着要为人家庆祝钻石婚的，现在却又突然说不必庆祝了。

　　我转向镜头说道：

　　“嗯，这不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才糊涂了，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草笛女士立刻说道：

　　“所以我从来不在人家跟前说有关数字的话。”

　　“是啊，还是那样看起来聪明些。”

　　听我这么一说，草笛女士美丽的脸上神色有些矜持，说了一声“是啊。”

　　不过，到这里话还没有说完。我最后又说道：

　　“６７年也非常了不起，离钻石婚还有几年呢？用７５减去６７就知道了。”

　　草笛女士只装做没有听见。导演助理在前面举起了“８”。

　　“啊，还有８年就是钻石婚了！”

　　“哦，是吗？”

　　草笛家的这桩可喜可贺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通过观众们打给电视台的电话可以得知，大家并没有觉得我们的这段对话“太傻了”，而是有很多人笑着收看了这期节目。这样总算没有对草笛女士做出失礼的事情。有趣的是，据说有一位中年的女士打电话来坚持说：“还是黑柳女士说得对，应该是７５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