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几篇《百家讲坛》的《说慈禧》，和大家分享~

weiwei_85919

第八讲 压制奕��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京。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对慈禧重用汉臣决策的有力验证，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对于拯救几近崩盘的大清统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慈禧兴奋异常，大奖功臣：奕以议政王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更是获得时人的高度肯定，颂扬他是“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王”，甚而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光芒四射的奕身上，慈禧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光彩已经渐被奕所掩盖。对此，意欲独霸天下的慈禧犹如芒刺在背、鱼鲠在喉，她不能坐视奕的异军突起，她无法容忍自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一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参劾你！”奕��一愣，忙问：“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越缦堂日记》)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这一职务约可视为皇帝的顾问，比起一般官员来，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当了多年的编修未见提升，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果然就敢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蓉（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感到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一箭之仇的想法。之后，他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在胜保手下当幕僚。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

　　奕��在恭王府花园然而，小小的日讲起居注官，竟敢参劾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奕��，是智商低下，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此时的奕��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补上日讲起居注官的蔡寿祺，若背后没有大人物作后盾或者预感到此举一定会博得大人物的赏识，怎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呢？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慈禧。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人。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的动向，觉察到慈禧对奕��的不满，所以连上两份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献茶，结果，奕��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权力的膨胀给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的封赏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圈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在权力上的界定与从属关系：

　　（1）在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就是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之间的权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晓谕天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恭王府花园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位高权重，对这位总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又是那样的和谐。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者日多。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惟奕��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对奕��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奕��。

weiwei_85919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贝褥�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贝褥�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贝褥�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

　　慈禧命令罢免奕��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春帖子这样，慈禧毫不留情地开去了奕��一切差使，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在清末的好几种笔记中都记载了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各有不同，由于恰好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分结果相符，因而转录在此似也贴切：

　　一次，慈禧与奕��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愤然责备奕��无理，对他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也不甘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能革我的职，却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果然，这次慈禧革了奕��所有的职务，只为他保留了皇子的身份。

　　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政治斗争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三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人们很不理解。一时间反应之强烈，出乎慈禧意料，她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1�壁�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科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更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辩白。他说：“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并一语中的地指出：“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惇亲王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性格直率敢言，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自然不能不考虑。次日，早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此时慈禧内心的矛盾和所承受的压力。

　　接到惇亲王奏疏后的早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和周祖培等八位大臣，明确表示对奕��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大家只好让钟郡王（奕��的八弟）出来作证，因为这天早晨是钟郡王以押班者的身份分别带领他们去召见的，也只有他才听到了慈禧的两次懿旨。但是钟郡王却语出惊人：“固皆闻之。”也就是这两方面转述的太后懿旨都是慈禧说的，他完全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慈禧向来以机变、狡黠著称，听政三年，一直以明断与果决为朝臣所倾服，然而此时她却一个早朝两种态度，如此的犹豫不决，难怪朝臣“相顾失色”了。

　　2�辈淌凫魉�言为不实之词

　　经审讯，蔡寿祺所言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而得此任，系属风闻，反倒是刘蓉戳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获悉真相以后，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然而正是依据了这些不实之词，他竟然被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感觉到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被迫做出妥协，当然，她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四月十四日召见了奕��，恭亲王当时伏地痛哭，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他深感猝不及防！慈禧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所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helladise

过来助长一下人气~

weiwei_85919

谢谢老妖，我已经不指望人气了~

weiwei_85919

第九讲 初兴洋务
　　

　　慈禧垂帘听政初期，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特殊时期。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一批上层官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发展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了近代的海陆军。在专制主义皇权至上的历史时期里，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允许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一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学习西方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送学生出国、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等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些与洋人密切相关的事物，时人称之为“洋务”，我们今天称它为“洋务运动”。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在一次次的被动挨打中，部分中国人被“打”醒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所未有之强敌”，怎么办？他们提出办法就是兴办“洋务”，而恭亲王奕��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北京的时候，奕��被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交涉。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尤其令他羞愧难当的是，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洋话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他不由得慨叹：大清帝国的武器和技术确实太落后了。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改变落后的局面，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状态。

　　北京条约签字图

　　与此同时，一些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在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这一点上与奕��形成共识，这些人逐渐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形成了上下呼应的局面。他们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坚船利炮”，“练兵制器”以“求强”。于是各项洋务活动在这些洋务派的手中一步步地发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驻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福州船政局

　　这些洋务活动慈禧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哪一项活动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物，哪一项事业的实施都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如此大的动作，如此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慈禧的允许和支持，坚持哪一项活动都可以给这些官员冠以犯上作乱之名，操作哪一项事业都足以令这些官员死个七回八回。难道慈禧是一个有着与时俱进思想的改革家吗？

　　二

　　人们支持一项新生事物，从大的方面说是人们意识到了这项新生事物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小的方面看，是对个人有利。应该说，慈禧已经意识到洋务活动是当时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有效手段，无论对于大清王朝，还是她的个人统治都有好处。因为：

　　1�贝褥�痛恨外来侵略，她希望清政府能够拥有有效的抵抗外侮的手段如果说慈禧欢迎外来侵略，慈禧是一个天生的卖国贼，那是有失历史的客观与公允的。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外来侵略对王朝统治，对慈禧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强行登陆，然后打到通州，打到北京。慈禧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惊险，也目睹了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的景象。正是这些侵略者的肆意侵略加速了大清帝国衰亡，是洋鬼子使她后来的统治险象丛生，岌岌可危。慈禧无论如何都不会赞同这样的侵略行径。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慈禧在英法联军突破天津防线、步步进逼北京的时候，是坚决主战的，她不赞同咸丰帝的怯懦与逃避。当咸丰帝面对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携家带口准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

　　吴可读《罔极编》载：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毁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应该说，此时的慈禧比咸丰帝更加清楚英法联军的侵略对于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丧权与灾难，比她的丈夫更加懂得一国之君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到来之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2�贝褥�对于能够稳固统治的富国强兵的措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支持的（1）面对列强环视、侵略接踵而至的危殆时刻，慈禧非常清楚：只有寻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她的统治才能稳固和长久。从后来洋务事业的发展来看，有时慈禧对于强兵的渴望有着一种希望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式的癫狂。

　　江南制造局炮厂如，慈禧已经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中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海防十分脆弱，可谓豆腐渣般不堪一击。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些洋务领袖建议：如果凭借中国人自己的造船技术，想要短时期打造一支能够与英法强国相匹敌的中国海军是不可能的。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手段，就是尽快购买一批军舰，用以武装中国海防，缩短与强国之间的距离。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曾国藩全集》)

　　慈禧特别渴望这种简捷的强兵之路，她梦想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壮举。所以，她非常支持购舰计划，并从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中支出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军舰。同治元年（1862），洋务派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订购兵轮七艘，计有中级兵轮三艘,小级兵轮四艘,造舰、武器总经费共计八十万两。对于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八十万两军费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慈禧却认为非常值得，她欣欣然于大清朝找到了一条快速赶上世界强国的捷径。

　　如果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壮大国防实力，从而很快摆脱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了。同治二年(1863)，七艘军舰打造成功，九月十八日军舰驶入天津，可令慈禧及所有积极倡议购买军舰的洋务派干将们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的不仅仅是七艘军舰，还有由英国人充任的舰队总指挥阿思本以及由他雇佣的洋水兵六百人，这就意味中国的水兵不能登上属于清政府的军舰。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跟慈禧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中国人花巨资购买了一只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慈禧十分无奈，不知她此时是否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清政府最后决定退货：各舰交由阿思本带回伦敦拍卖，所得款项尚需扣除遣散六百名洋兵之费用与阿思本个人所得。结果清廷耗时两年，总共损失了三十八万两千两白银却一无所得。

　　清廷向外商购买武器清单（2）在古老的中国推行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派所推行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将举步维艰。改革同文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京师同文馆

　　慈禧垂帘听政后，奕��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加强学习西方语言。慈禧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使馆已纷纷进驻北京，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能实现与他们的沟通。于是，慈禧批准在京城设置同文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随后，奕��又建议：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提出聘请西人任教。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来自京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为了支持洋务派建立天文馆，慈禧予以申斥：

　　“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着毋庸议”。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慈禧知道他的意见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为了能够使同文馆顺利招生，慈禧再次显现了她在权术运用上的智慧。她当即通过内阁明发一道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或许这是慈禧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难题；或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

　　可倭仁却为难了，因为他力所不能及。于是他赶快申辩：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

　　实践证明，慈禧的决策没有错。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负责全面教学工作。同文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聘用外籍教习，开出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真正成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它的带动下，继之而兴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支持，许多洋务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那么我们能否由此断定：慈禧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

　

weiwei_85919

　三

　　毫无疑问，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推行的洋务活动没有一项是缘于慈禧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于洋务事业的支持必须限定在不妨碍她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引进的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有利于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慈禧就会大力支持；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甚至于文化层面，需要触动慈禧和慈禧赖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慈禧便不再是洋务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这是因为：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helladise

原帖由 weiwei_85919 于 2008-10-9 16:00 发表
谢谢老妖，我已经不指望人气了~

妖以薄弱的力量默默地支持你~

weiwei_85919

谢谢老妖~感激涕零啊~

weiwei_85919

第十讲 别样舐犊
　　

　　慈禧垂帘听政时，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对于这位成年之后就要亲政的小皇帝来说，他的成长与教育是一项肩负着王朝发展未来的系统工程，从两宫太后到王公大臣，都高度重视，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一

　　慈禧做了令人羡慕的皇母，可慈禧知道，在这深深的皇宫里，她不能尽情享受动物都可以拥有的舐犊之情。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子诞生以后就交给乳母、保姆和宫女、太监抚养，生母不能随时见皇子。载淳出生以后，慈禧希望他就是将来皇帝的唯一继承人。所以，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载淳不在慈禧的身边，慈禧一方面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防范皇帝的生活过于泛滥，以免不时地又蹦出几个其他什么皇子，来争夺本应属于她和载淳的特权；另一方面，她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不仅可以多与皇帝接触，而且潜心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日益清晰地把握咸丰帝的思维和行动。这个时期，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频繁地接触儿子，更没有机会去表达母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对儿子载淳必然有所冷落。

　　皇后钮祜禄氏，膝下没有子女，因为她不识汉字，天性温厚，常常以中宫皇后的身份关心载淳的成长，因此皇后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慈禧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收到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并将其留中，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前来索要，与两宫太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争执。当时小皇帝被双方怒目而视、吵声震壁的形势吓坏了，索性大哭起来并尿湿了裤子。当时有一个细节，小皇帝害怕时没有躲进他的生母慈禧的怀里，而是扑进了钮祜禄氏的怀抱以寻求孩子式的本能的母亲保护。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小皇帝的心目中，谁那里更具有母亲的温暖和爱护。

　　慈禧清楚，在同治帝之前，清初顺治、康熙两个小皇帝中，康熙帝的教育非常成功，他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成就了一番文治武功的大业。慈禧对于载淳也有同样的或更高的期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打造，为大清培养出一个卓越的帝王。

　　同治元年，载淳在太和殿登极。载淳即皇帝位后，慈禧就开始多方为载淳寻找名师。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四位鸿儒，给小皇帝授课。

　　同治帝师祁寯藻像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咸丰二年（1852）会试及第。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已经钻研经训，博览群书了。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其才华为世瞩目。咸丰十一年（1861）被咸丰帝选中做载淳的老师。

　　祁寯藻，嘉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经先后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他最为突出的是书法，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死后，由儿子翁同龢继续做帝师。

　　倭仁，道光朝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著名的理学大师。

　　慈禧，平日里缺乏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对于给儿子延聘师傅，她是真的颇费一番琢磨，除了保留咸丰帝选中的帝师李鸿藻外，她又给儿子额外加了三位大学士，他们都是赤胆忠心的博学老臣，且各有专长。她希望通过名师的教诲，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像康熙帝一样博学、睿智的皇帝，可谓用心良苦。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慈禧尽展母亲襟怀的一面。

　　二

　　小皇帝开学了。小皇帝长大以后要亲政，要统领万民。他学习的内容就应该与执政有关。

　　我们知道，昔日中国教育的模式是，普通小孩一般先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在背诵的同时，以认字为主。然后，《孝经》、《唐诗》、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按部就班，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这是中国千百年以来学子们潜心学习的不变定式，除了超常生进行跳跃式的学习之外，一般人都无法回避这一学习的过程。

　　皇帝的学习与众不同。

　　依据前朝的惯例定制，恭亲王为小皇帝制定了课表和作息安排：

　　(1)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次读满文，最后读汉文。

　　(2)皇帝上课时间，在每日临朝引见臣僚之后。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之后延长为全天。

　　(3)诵读与讨论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应时时与师傅讨论问题，以求深入了解文中经义。

　　(4)拉弓而至步射，步射而至放枪，随年龄增长调整。

　　(5)自幼即需骑马，入学后每隔五日，即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由御前大臣压马及教习。

　　(6)学习步射和放枪时，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数人随同校射。

　　(7)为重功课计，拟请懿旨严饬皇帝于驾幸紫光阁习打枪时，不得各处游览。打枪毕，稍坐即还宫。

　　从以上的安排，我们可以了解到，小皇帝是各种语言全学，骑马射箭放枪样样都要精通。这完全是一个培养全能型人才的计划，果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长大后的小皇帝应是一个“超人”。

　　慈禧为了能更好地管理好小皇帝的学习，使所有的计划行之有效，特别安排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务。惠亲王绵愉是嘉庆帝的第五子，最小的儿子，因为在皇族亲贵中辈份最高、品行端正，特别受人爱戴。慈禧安排他来管理小皇帝的学习生活，尤其是还特别安排了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奕询伴读，对小皇帝既是督促又是陪伴，可谓安排周详。

weiwei_85919

　老师如何给小皇帝上课？

　　少年同治帝写字像《清宫述闻》载：小皇帝进入教室之前，受命的师傅、谙大——满人师傅(内谙大教满文和蒙文、外谙大教授骑射弓箭)、惠亲王绵愉，还有陪读的奕祥、奕询按照顺序排列在外。见到小皇帝，所有人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小皇帝进入教室后，面向东坐，授读的师傅面向西坐。伴读的奕祥、奕询在西面靠墙坐着。其他的师傅则在旁门设座。

　　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由大学士祁寯藻讲授四书中《大学》的前两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讲授的方式是，先教小皇帝识字，再逐字逐句讲解。按照时间推断，小皇帝上课的时候不过六岁有余。给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讲解“四书”中的《大学》，而且是涵盖全书核心思想的前两节，对于今天具备一定学养的成人来讲，理解它的精义尚且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能是鸭子听雷，蛤蟆跳井——不懂。揠苗助长如此，真是难为了这个小皇帝了。

　　同治帝绘《管城春满图》

　　慈禧完全不顾及一个小孩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个孩童以巨大的学习压力，她让小皇帝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

　　“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几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

　　慈禧如此严厉和高标准地要求小皇帝学习，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孩子那份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小皇帝在无法自主之间就承担起他力所不能的重负。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同治四年（1865）末，翁同龢继父任做皇帝的师傅，他在日记里记载了小皇帝每日学习的情况：同治帝《御制诗文集》同治五年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这天，皇帝读书时有点倦怠，略有嬉闹。

　　正月二十八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皇帝到书斋学习的时间和昨日相同，今天注意力不集中。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晨六时）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师傅们）急切谏，读当勤。”——早晨六时皇上到。是日皇上学习多戏言。我与各位师傅急切劝谏，读书应当勤奋。

　　从翁同龢日记所记载的小皇帝学习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皇帝学习不在状态。倦怠、嬉戏、注意力不集中是小皇帝学习中的普遍现象。翁同龢做帝师时，小皇帝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我们知道，他每日都需“天未明即起”，与母亲慈禧一同早朝，召见或引见大臣，虽然不参与其中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如同木偶一样端坐在那里。然后清晨六点就来到书斋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书斋里寂静无声，小皇帝读书需要到中午。对于孩童来说，他一身兼有皇帝、学生、儿子三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要做好，每个角色都不能偏废，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幼童来说，无疑是缺少人性而且是相当残忍的。

　　载淳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没有竞争却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虽然日日学习，可他的学业鲜有进步。直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连皇帝每日需要批阅的奏折，仍然“读折不成句”。面对小皇帝不成器的状态，慈禧心急如焚，她常常督促师傅们：“设法劝讲，不可再耽搁。”面对母亲的严厉督促，同治帝并没有从此振作起来，他在每日的功课里没有获得乐趣，与慈禧期望的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

　　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因为满族、蒙古族男女一向有早婚的习俗。皇帝选秀，女孩儿的年龄要在十三至十七岁间，十七岁就是上限了，十三岁左右的孩子结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极时，也只有十三岁。女孩如此，男孩娶妻的年龄也不会太迟。

　　慈禧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并没有使他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使他性格中形成了对母亲极强的逆反心理，到宫中戒律的范围外去寻求冒险和刺激。

　　有两个人在这个时期对同治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人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

　　管理皇帝学习事物的惠亲王去世以后，奕祥、奕询两个伴读也结束了与皇帝共同的学习生活，随后由慈禧指派恭亲王的长子载澂伴同治帝读书。慈禧只看到了载澂聪敏、开朗的性格特点，可她有所不知的是载澂的生活放荡不羁，章台走马，无一不精。慈禧精挑细选的“伴读”，最终成为同治帝的“伴游”。

　　《十叶野闻》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娼）寥、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

　　一个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王庆祺，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世家子弟。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应为弘德殿）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王庆祺的学问应该不错，因为能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入值弘德殿——同治帝学习的地方，足以说明。他的貌美丰仪，他的擅长谄媚，对于涉世不深的同治帝来说，自然多了几许诱惑。

　　《清朝野史大观》载：“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直隶县名，以绘春宫图名闻全国）所售之工细者。二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在他的引导下，同治帝竟然与王庆祺同卧起，保持着极其暧昧的关系。

　　《李鸿藻先生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所传闻的同治帝生活放纵，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知道，或许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子寄予厚望却会落得如此的结果。

　　四

　　同治孝哲毅皇后像慈禧喜欢权力，尤其喜欢驾驭权力时那份胜利者的快感。慈禧知道清初的顺治帝与康熙帝都是十四岁亲政，按照惯例和成制，她也应该在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给他举行亲政仪式，将皇权悉数交予儿子，而她也应撤帘，由前台回归幕后。但慈禧不愿意，她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放弃由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与充实，她找出种种借口，尽量推迟还政的时间。慈禧所能找到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皇帝学业不成”，她不断指责师傅们“督责不严”。从而，很容易地，慈禧就为自己的不撤帘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但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慈禧知道归政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拖延给同治帝“物色”皇后了。

　　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十七岁，慈禧决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里，给皇帝选皇后。物色之前，慈禧与慈安将能动的脑筋全部动起来，把满朝满蒙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慈禧看上了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属于满洲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世代均出将入相。而慈安与同治帝却看中了同治三年夺得一甲一名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隶属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父亲崇绮是同治三年的状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汉文考试中夺魁的蒙古族人，此事曾轰动朝野。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清朝虽然入关后不久就开了八旗科举，凡是旗人，不管是满八旗，还是蒙八旗都能参加，但那是乡试，至于殿试，还是“满不点元”，即不取满人为前三名。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治三年的殿试，实际由两宫太后做主。当会试成绩呈给慈禧看的时候，慈禧真的为难了，因为排在前位的居然是蒙古族崇绮。正在慈禧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学士瑞常等人为她解决了难题，他认为：既然是科举取士，则“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崇绮最终得以金榜题名，担任翰林院修撰。

　　坤宁宫帝后大婚洞房阿鲁特氏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自幼知书达礼，父亲崇绮亲自给女儿授课。阿鲁特氏读书聪颖，文才极佳。有一次，同治帝无事，便与阿鲁特氏在后宫谈诗，同治帝问其唐诗，阿鲁特氏背诵如流，足见其文学素养的深厚。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端静婉肃，“美而有德”，她性格耿爽，不善阿谀。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珣嫔，并在九月十五日与阿鲁特氏举行了大婚。

　　可慈禧由衷地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原因如下：

　　1�蓖�治帝没有采纳慈禧的意见，加重了慈禧对儿子的怨恨心理，并将这种怨恨转嫁到了皇后的身上慈禧做事一向有主见，敢作敢为，尤其是垂帘听政的十一年中，她更是恣意摆布所有的事情，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鲜明的特点。虽然儿子是皇帝，但慈禧依然以严厉的家长方式安排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儿子学业不佳，已使她十分恼火，越来越严重的逆反心理更使她怒火中烧。此次，她费尽心机为儿子精心选择了她认为美丽、可人的富察氏，然而儿子却不买账，偏偏选中了她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并且与慈安一起来反对她的选择，作为母亲的那种失落与嫉妒必然会在慈禧的心中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2�被屎蟀⒙程厥喜簧品暧�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虽然对于慈安皇太后依然恭敬有加，但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慈禧的手里，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宫女内侍，哪一个不是对于慈禧恭敬、逢迎、顺从，竭尽谄媚之能事。可皇后阿鲁特氏却特立独行。她性格耿爽，自幼所形成的高贵品性，使她不善阿谀、逢迎，即使在慈禧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孤傲的特性。

　　野史中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阿鲁特氏的性格特点：

　　双“喜”金如意阿鲁特氏不得慈禧的欢心，以至于每每慈禧见到皇后时，从不给她好脸色看。身边人就点拨皇后说：你不见皇太后对你不满意吗？你也不妨学学慧妃富察氏，处处逢迎皇太后，以讨皇太后的喜欢。阿鲁特氏正言道：“我是从大清门被抬进宫中的皇后。”按照清制，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才可以坐轿从大清门抬进宫中，这是对皇后地位的肯定。虽说此时慈禧已为皇太后，但她被选秀入宫时只是贵人，她没有资格享受从大清门被抬入宫中的隆重而尊贵的礼遇。以慈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样的待遇是她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心结。当慈禧知道阿鲁特氏如此地刺激她，那种由衷的嫉恨可想而知。

　　由于慈禧不喜欢皇后，所以她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治帝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同治帝新婚燕尔，与皇后感情十分甜蜜。慈禧心中十分不乐，她无法容忍她选中的慧妃遭受冷遇，她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与她过不去。于是，慈禧拿出了母后的尊严，一方面教训同治帝不应该沉溺后宫，有碍政务；另一方面又指责同治帝不应冷落慧妃。同治帝心生不满，逆反的性格促使他更加远离慧妃。为了表达对母亲干预自己私生活的反抗，同治帝竟然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母子关系几近难以同处的境地。

　　慈禧与同治帝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制约了慈禧尽享天伦的乐趣。慈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的身上，造成母子失和，但我们也能依稀感觉到慈禧望子成龙的那份渴望。这种别样的舐犊之情留下的是几许酸楚，几许无奈。

weiwei_85919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
　　

　　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爆弾，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weiwei_85919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决定出面干预。

　　奕��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weiwei_85919

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同治皇帝像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族感染天花，并由感染不治而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在满族人的心里，天花就是吞噬人们生命的恶魔！

　　慈禧知道，在大清皇室家谱《玉牒》里面，记载了大量皇室成员的死亡数字，观之怵目惊心：顺治皇帝生有八个阿哥，其中四个早亡，另外六个格格竟死得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个皇子，其中十五个早亡，二十五个公主则死掉十三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死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是最主要的致命杀手。天花不仅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对于成年人，依然有很高的感染率。

　　顺治初年，正是天花高发时期。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骁勇善战，威震中原，可健壮的他依然没有躲过天花的劫难，在顺治六年，三十六岁的多铎因感染天花不治身亡。

　　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在他统治时期，他曾规定皇室成员“避痘”，也就是在天花流行的时期尽量回避与可能感染天花的人的接触。顺治八年，京城天花泛滥，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顺治帝以狩猎为名，携带着太后、皇后躲避于遵化的深山里。皇子出生以后，按照朝中规定是即刻抱出宫外，由保姆等人照顾，以“避痘”。如康熙帝出生以后就被保姆抱出皇宫，直到他两岁以后出过天花方才回到宫里。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顺治十七年，正在京城张灯结彩、准备春节的喜庆时间里，宫中却传出了消息：顺治帝感染了天花。虽然找来了最好的御医诊治，五天以后，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依然离开了人世。

　　因此，人们想尽办法防治天花。到康熙时期，民间已经有了预防天花的措施——鼻苗法。

　　具体方法是：在还没有出过水痘的人鼻子里放置痘苗，就是把症状较轻的天花患者的疱浆植入还没有出过水痘人的鼻腔，或者将结痂碾碎后吹入鼻腔，所以又叫“吹苗法”，预防效果很好。公元1681年，康熙帝将江西种痘的民间医师朱纯嘏招至宫中，专门给皇室子孙和宫廷官员子孙种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推广种痘的开始。康熙皇帝为此很是得意，在其《庭训格言》中明示：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既然如此，慈禧为什么还如此惊慌？

　　因为宫中水痘得以控制以后，人们就渐渐地忽视了天花的威胁。嘉庆以后，阿哥种痘制度已形同虚设，同时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有效。咸丰帝就曾出过天花，虽然生命无忧，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麻子”或“麻脸”。当慈禧听说儿子生病，尤其听人禀报：儿子皮肤上出现没有凸现的疹形红点时，慈禧失魂散魄，因为天花的感染并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分，死神的光顾不分皇帝与平民。如果儿子真的感染天花，那是非死即伤。慈禧为儿子担心。

　　同治帝是否真的感染了天花？如果不是天花会是什么病？

weiwei_85919

二

　　当慈禧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知同治帝生病，且患病症状是发烧出疹，慈禧忧心如焚。经过一夜的观察，次日，同治帝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出疹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由此御医判断，同治帝感染了天花。

　　慈禧不敢怠慢，一面吩咐御医全力诊治，一面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谨慎照做，惟恐出现疏忽和纰漏，对儿子闯过天花这一关不利。

　　首先，供送痘神。

　　慈禧命令将同治帝发病以来就供奉的痘神娘娘迎供到养心殿来，宫内到处铺上红地毯、红对联，营造出一片喜气，期望痘神娘娘早点将撒下的天花收回。供奉三天以后，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用纸扎的龙船、金银玉帛举火焚烧，使痘神娘娘在飞腾的烈焰中升天而去，希望由此带走同治帝满身的水痘，平安度过劫难。

　　其次，祈求祖先神灵。

　　慈禧和慈安一起到供奉祖先的景山寿皇殿——这里从乾隆时期规定作为奉祀“神御”的殿堂，祈求祖先神灵赐福，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此后，同治帝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似乎一切正朝着慈禧期盼的方向发展。

　　然而，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同治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

　　至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帝“六脉已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

　　少年皇帝还没有来得及过他二十岁的生日就死去了，虽然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但依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种种议论与猜测。

　　从一般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办法和药物，但就是普通百姓，患天花一般也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了呢？就是在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她认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绝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合法，调护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另外，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痘结痂脱落。为什么此后又突然流毒继发，而且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继发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又并非是一般出水痘的症状。于是，同治帝的死因引人联想。

　　人们怀疑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

　　梅毒是一种慢性接触性性病。起源于美洲，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梅毒通过海员和士兵在欧亚两洲迅速传播，十六世纪以后传入我国广东岭南一带，后逐渐传入内地，大多流行于社会底层，尤其是花街柳巷。因为患者皮肤上毒疮红肿溃烂，状似杨梅，民间就名之为“杨梅疮”，简称为梅毒。

　　人们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人们认为他有感染梅毒的可能。

　　根据是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与慈禧发生了意见分歧。婚后，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帝亲近慧妃。同治帝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珣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又有传言说，不止一人在市井中亲眼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宫中就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染上了梅毒。

　　第二，人们认为他临死的症状像梅毒。

　　根据是同治帝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后身体溃疡，并蔓延连接在一起，最后“走马牙疳”而死。这一症状与梅毒患者临终十分相像，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梅毒而死。

　　同治帝真的死于梅毒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同治得病以前已经患有梅毒的可能。因为同治帝的微服私访不仅仅是时人笔记、稗史中的描写，事实上在《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因为朝野早已议论纷纷，哄传皇帝在宠臣和太监的带领下冶游、私访，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直说。问题是，可能感染梅毒的同治帝，是否就一定死于梅毒？

　　据现代医学知识，梅毒感染发病十分缓慢，须经过三个发展期，如果达到全身溃烂，不治而死，须得五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依据史料判断，同治帝即使死前真的感染梅毒，病史也不应该很长。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确认同治帝死于梅毒，这样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同治帝死于梅毒缺少确凿的证据，那么，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就可信吗？难道就不会出现慈禧为掩盖同治帝感染梅毒而篡改事实的情况吗？人们对此十分怀疑！

　　于是，在同治帝死后，人们为他的死因是天花还是梅毒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他的死因也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并称为清宫四大奇案。

　　那么，同治帝究竟死于什么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研究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清宫档案中找到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这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从同治帝得病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帝病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处方以及服用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所誊抄汇辑成册。这是同治帝病情的完整记录，非常有价值。研究人员依据这个药底簿的记载，邀请中医学方面的专家共同认定药底簿所描写的病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药底簿记载同治帝发病之初连续发高烧七天，“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

　　第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

　　第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同治皇帝崩逝当日用药档

　　那么，患天花怎么会导致同治帝的死亡呢？因为同治在天花的后期不幸皮肤感染，“发热头眩俱退，惟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并发性的皮肤感染愈来愈重，使病人逐渐丧失了抵抗力。最后，皮肤感染发展到发生“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的地步，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疾病的末期，很可能导致全身衰竭而突然死亡。

　　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来看，同治帝所患之病确为天花。

　　同治帝《患天花进药档》然而，《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是敬事房的太监所记，有没有御医与太监为了掩盖皇帝的丑闻联袂编写假病历的可能呢？

　　研究人员又找到了另一份重要的辅证材料，那就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是同治帝的老师。自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确诊同治帝患天花，翁同龢就忠实地履行着监督御医的职责，每天到御医处询问病情，查看脉案与处方，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翁同龢日记》所记的同治帝生病状况与治疗过程，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是相符的。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帝确实是得了天花，导致毒热内陷，最终“走马牙疳”而死。

　　如果说同治死于梅毒，而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宫中编造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那么，为了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所记内容相符，翁同龢也得事后改写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梅毒逐日造假。

　　同治皇帝的惠陵

　　但事实上，验之于《翁同龢日记》的原稿影印件以及翁同龢的秉性人品，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至今尚未有人指出《翁同龢日记》存在造假的痕迹和记录。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依目前发现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判定同治帝死于天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傍晚，偌大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玄素之下，同治帝经历了三十六天的病痛折磨，带着满身疮痍，带着母亲的厚望与悲痛的泪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王公大臣们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被迅速尽行遮盖。从亲贵到大臣，从太监到宫女，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思忖着同一件事情：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慈禧又将如何规划未来的政局？

helladise

同治确实是得天花翘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