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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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冯骥才


前记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醋——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财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决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倘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受到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演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陈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仟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露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虞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疯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绘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方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细。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写于1986年亦凡书库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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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纸救夫  
　　1978年 35岁 男 S省E市驻军支左人员

　　1978年 31岁 男 S省Y县某公社小学语文教师

　　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为了一个没有出处的革命故事坐了八年牢--拾遍天下纸也要救出丈夫--大火烧死这女人和孩子--从梁上掉下来奇迹才出现--谢觉哉写的《浏阳遇险》--有板有眼地给我叩一个头

　　那时，我是驻扎×省×部队坦克师二团的一个搞宣传的干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这个县地处当年水泊梁山的旧址，县招待所传说是宋江的乌龙院，还有一个残破的塔，也是那时遗物。我们"支左"人员总共一百零八员，和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正好巧合。我们笑了，说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谁不想看看《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出发时的心情相当愉快。

　　可没想到，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没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处黄河边，一片盐碱地。头年大水泛滥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满地大碎泥片子，柳树芽子没蹿出叶儿就干死在枝上了。真荒凉呀！地貌也不对，完全不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崇山峻岭，不过一个个小山包儿。可这里的人还是那股子劲儿，大襟在前头一挽，腰带一扎，怀里揣着狗肉和酒，随便坐在哪儿就吃狗肉，豪饮，性子也很极蛮。有一家子打架，儿子拿铣一下削掉他老爹半个脑袋--我就处理过这事。"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便往死处干了。我们住在县城里，为了工作便利，我作为军代表进了县革委领导班子，临时当一名常委。没过几天，大批含冤告状的就找上门来。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来，过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观》吗?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续进去。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绘我即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你知道，小孩子们上学都是最爱听到下课铃的。你想想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惭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这位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决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他是县城看书最多的人，可他也没读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绘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宇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疯疯癫癫。

　　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李老师在狱里听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那种县城的监狱一无所有，一是因为穷，二是怕犯人拿什么东西自杀。连吃饭用的碗，使完跟着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后使碗片割脖子。有一次，他去上厕所，看见茅房地上有根麻绳，就拴在房梁上，再两手抓住房梁把身体拉上去，套住脖子，一松手想吊死。可是麻绳糟了，"啪"地断了，一个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当他定住神再瞧，出现了奇迹，有张油印的纸片就在眼前地上，上边正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简直不可思议!真比小说编的还巧，还绝，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你不信吗？这是真事呀！这纸片破烂不堪，故事断断续续，是："……追他的人大喊起来：'跑了，跑了!'……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虽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证明那故事并非是他编造的了。他拿着这纸片冲出茅房，又喊又叫："找着文了！我的冤平了！"兴奋地一蹦一蹦，蹿得老高。看守以为他疯了，把他锁进牢房，他捧着那纸片大笑，然后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纸却没等到这一天的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还有那糊里糊涂被烧死的儿子。

　　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有一阵子，他在监狱里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记错了，怕这故事并不是看来的，而是谁瞎诌讲绘他的，那就永远无招无对。现在这个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里有了光。

　　他来找我这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子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

　　他见我这样干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

　　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绘他们看--

　　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

　　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征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颐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绘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思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说："是呵，是呵……。"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绘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李老师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状，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满我的门口。后来我复员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调我到岳西地区去搞落实政策，真没想到那个小小县城里，冤案也是堆积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连夜排队找我，从我来到我走，也没间断。而且再没一个和李老师那案子一样容易办。各种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难插进手，插进去就把你的手缠住。我才知道，凭我个人力量，无力解决这时代创造的无比巨大的悲剧。我每天只睡几小时的觉，凡可能解决的就决不放过；难以解决的，我回去时一一向省委组织部门作了汇报。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附件l)《浏阳遇险》

　　谢觉哉

　　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定。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守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定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徐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梦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定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定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亲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原载《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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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代价  
　　1967年 女 21岁 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 男 25岁 B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连十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哭--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一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二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二十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生日。二十三日晚我们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绘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碴，兴奋得眼睛宣冒光，直议论到十二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写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无比幸福的感觉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三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绘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俄，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摸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告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四

　　我在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爬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五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咣"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告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连这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

　　"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席著作里写这些混帐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六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祟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定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着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

　　八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岗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四十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呵!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个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有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因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已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候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声一点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们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子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线，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大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者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互相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呵。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入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谈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骑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部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摸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闪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自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也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定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轮辘轧过草地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了。"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问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这里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像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蹿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呵。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们被派下去劳动，政委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二十八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酗，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在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开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呵。

　　五月端午节；二十八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材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可是我这时才二十四岁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O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townking

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8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
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一九七九
年三月二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
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
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
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自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
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
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网。当初我是救
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
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六六年八月二十六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八月二十八号早晨，二十六号是我家开始
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
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下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
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
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
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呵，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
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
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网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
呀！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
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二
十六号到二十八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
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
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
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
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
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
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
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莫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八月二十八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
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
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拆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
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伯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
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
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接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
这好像是唯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
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
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
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
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
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
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
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绘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
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
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
岁!×××(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
哥，兔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定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
最后一次吧!他先死。
   我摸着我爹抨抨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
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
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自我必需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
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
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
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去。根
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
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
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
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
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
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
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
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
“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
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
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
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拾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
里人把我妈妈拾定。
   医院不能绘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
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
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二十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
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二十多斤沙袋子吗，
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
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绘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
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
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十一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
纲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
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拷上拷子。这是六六年九月七号。到了六八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
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
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竞胆
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
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被告×××抗拒运动杀
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
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
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
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十二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没死。我想呀，我妈
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
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
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
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摆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
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
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入
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
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
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
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
有拼命干活改造。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
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
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
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
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干
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
谁谁肚子疼，抽疯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天该怎冬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没黑
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
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件事：我是六六年九月七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
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
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九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二
十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
下五块钱，剩下十五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
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
送了三十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一百二十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
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
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
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一九七九
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
长当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
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
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
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
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
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的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
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
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
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
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七
二年绘我减刑有期十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八二年就能出来，有
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
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着：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
判决。
   我是七九年三月二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
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
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
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三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
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
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入都说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
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的不知多少，人
家不照样硬挺腰汗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
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
我做“科住院”。摈医院规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
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
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七点半上，晚上九点半下，一天十四个小时。一天
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
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
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
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
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
咱不能昧看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
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
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
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
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
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宾把
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
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
我无论怎么绘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
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
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涯过来了，
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
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townking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1868年  37岁  男
   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尔什维克——一辈子全交给大西北了——我们是凭着赤胆忠心和一双手造出的第
一颗原子弹——比原子弹更猛烈的“文革”灾难降临——工作手册被窃而引起的厄运——被
运煤火车押解到山沟里——背着创痛依然想干出点事来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
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
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
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
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
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
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
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
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
——六O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
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
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
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
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
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
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
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
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
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
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
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
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
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决
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
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
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
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
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虞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
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
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
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
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
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于弹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
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
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
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
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
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
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
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
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
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
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
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
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
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
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
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
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
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
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
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
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
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腕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
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
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
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
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
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
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
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锑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
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绘总指挥，他
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
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l，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
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
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
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
呀，宣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
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
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
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
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
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
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
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
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
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
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
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
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
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
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
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
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
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
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
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
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
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
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
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
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
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
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
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
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
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
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
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
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
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
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
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
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
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
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
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
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侩关在过去的实验室
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例像个原子弹，
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者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
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
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
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
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
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
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
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
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
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
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
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
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
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
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
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
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
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
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
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
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
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
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
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
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
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
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
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
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
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
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
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
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
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
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
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
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
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
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
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
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
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
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townking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1968年    8岁
     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
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
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
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
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
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
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演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
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
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
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
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校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
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
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
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
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
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
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
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
“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
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
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偷。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
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
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
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
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
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
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
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征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
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
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
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
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
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
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
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
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
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
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
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
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
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
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
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
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
宇。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
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
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
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
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
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
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
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
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入围着我一个小始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
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
子勒住爸爸脖于不叫他吃东西，活店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
鼻于、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
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
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伯，万
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
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
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
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
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了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
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
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
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
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
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
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
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
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
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减一声：‘放！’
   “砰！’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
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
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
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
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
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
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
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
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
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
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
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
像我身上有可伯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
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
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
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
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
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
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
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
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
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
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后来他想到
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仅仅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不能总呆在家，应该
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
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
策的感激，才拼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
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
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
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
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
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
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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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顶聪明的人
   1969年    15岁    男    B省S市某中学学生
   那年全国人都疯了——白连长给我种神秘感——山东大汉抱一尊大瓷毛主席像定在前头
——脚一滑摔得粉粉碎——荒郊野外黑压压跪着一大片人请罪——一泡尿全尿在裤裆里——
摔碎的毛主席像竟然不翼而飞
   我看过您几篇“文革”中人的经历，全都是受苦受难的。我给您变个样儿成不成？那时
候谁没受难，几亿人，可谓一个赛过一个。比您写的那些更苦更惨的多的是。我姐夫口才
好，能说善辩，大辩论谁也辩不过他，硬叫对立面逮去，拿剪子把舌头铰了。没舌头不单不
能说话，还没法子吃东西，后来活活饿死了。那时候真好比唐山大地震，怎么活过来和怎么
死的都有。所以我说，“文革”是毛主席领导的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是土地爷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咱不说那些惨的，我想告您一件顶绝的事，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人都说，
“文革”中人的才智受压抑，其实不尽然，险中弄险显才能嘛！我说的这个人是我亲眼所
见，不是使耳朵听来的———
   六九年不是备战备荒、全民皆兵吗?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搞拉练。甭说机关学校；连
工厂商店的人也都按军队的样子，组成队伍，到荒郊野外练习行军，有的一定几百里，定得
愈远愈苦愈革命。您也拉练过吧!穿军装，打红旗，在乡间山野一队队死走。那时人都疯
了，敌人在哪儿呢!不知哪股邪劲儿，好比小孩子做游戏，拿假的当真的，真跟真事儿一
样。
   那时我在上中学。拉练那天同学都很兴奋，人人都穿上草绿色军装，穿军鞋戴军帽，有
的同学还打当兵的亲友那里弄来红五角星帽徽别在帽子上，真像战士，像新兵。女同学们都
把头发塞在帽子里边；皮腰带一扎，斜挎个绿帆布军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包里放着《毛主席语录》和干粮。那时代人真行，有这两样活着就蛮带劲儿；不像现在，彩
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缺一样心里就空一块。对了，人人胸前还别一个毛主席像章。我把自己
珍藏的顶漂亮的一枚别在当胸。这个像章当时的行话叫“大轮船八十圆儿”,“八十圆
儿”，就是直径八十毫米，跟烧饼大小差不多，这算特大号的，愈大愈忠，愈大愈震人；
“大轮船”，就是上头毛主席头像，下头一艘乘风破浪大轮船，大海航行靠舵手嘛，头像和
轮船仿金镀铜，闪闪发光，背景是大红太阳，涂帽徽漆，锃光瓦亮，这在当时是最新最大最
时髦的，绝对的精品。同学们都冒着眼馋，时时处处拿眼瞄着我胸前。我挺神气，好像我最
忠，便在人群中定来定去，得意洋洋，自我表现。
   这夫，学校里请来一连解放军战士，带我们一起去拉练，学军嘛。我一眼就瞧见连长，
而且第一眼就挺喜欢他，这是种含着敬意的喜欢。他的气质与众不同，顶多三十岁吧，高高
个儿，腰板挺挺，很有军人风度。他很少说话，嘴唇挺薄紧闭着，嘴唇上靠左有个黑痣。白
白脸儿英俊又严肃，可没什么表情，那黑痣一动不动，这就给我一种神秘感。他挺像电影中
那种镇定自若的英雄的形象。我们同学跟战士们都亲切说话，唯独对他，只是远远钦慕地
看，谁也不敢过去愿他说话。他姓白。
   连部把战士一分为二，把我们学生也一分为二，掺进去，变成两连人。由白连长带一连
人；指导员，姓马，带另一连人，分两路出发，走不同路线。我很庆幸自己被分在白连长带
领的这一连里。
   我们一连分做三排，排长是军人，定在每排队伍的前边，还有个战士打着一面红旗。我
在一排，一排最威风，红旗前面，一个大个子战士捧着一尊挺大的毛主席半身像，最常见的
白瓷的那种，走在队伍最前头。我们一路齐声喊口号，减毛主席语录，喊唱革命歌，雄超越
气昂昂走入乡野。大红旗的旗光旗影映在脸上，那感觉宾像当年红军转战南北一样，愈觉得
浑身是劲儿。现在想起来好笑，哪来的敌人呢，野地里飞的跑的除去鸟儿就是田园。这样打
清晨走到天暗下来，也不觉累。一排长怕捧毛主席像的大个子累了，找人替他，立时战士们
都争先恐后要承担这光荣任务，我们学生也争着要做。谁争在先，谁对毛主席忠。可那大个
子不干，后来他急了，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这大个子是山
东人，一副山东大汉朴实憨厚的长相。他的誓言真叫我们感动又钦佩，这忠诚使我佩戴大像
章的那忠诚，就显得太一般了。我们学生马上呼起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
敬!”战士们立刻用宏亮口号应答：“向革命小将学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
席！”我们一呼一应，愈喊愈使劲，为了使喊声响彻原野，让人听见，压倒敌人。这一鼓
劲，一直走到天黑地黑，深更半夜，人可就累了，不知不觉投入再喊口号，黑糊糊只响着脚
步声。战士们脚步还齐，我们这些不中用的学生，两条腿有点打架了。空肚子咕咕在里头
叫。在穿过一片小树林时，趁着天黑谁也看不见谁，树枝草叶刷刷响，我伸手打挎包里抓一
块馒头塞进嘴里，怕人看见，嚼成块儿就赶紧硬咽下去。白连长走到队伍最后边，这时他派
通信员传话上来说，再翻过一片高地，是百各村，队伍进村休息。听了这话，真想一步踏进
那村大仰八叉地躺下。
   部队没走近路，好一通走，终于翻过一片高地，还是不见村庄，前头一片黑暗，根本没
灯火。左边是一条河，给月光照得贼亮，哗哗流水响；右边是高梁地，被风吹得簌簌像下
雨，黑黝黝好比一道没尽头的高墙。夜雾浸得地面发粘，粘得胶鞋底子呱叽呱叽，愈粘脚愈
重。脚不像自己的了，好比变成两块砖。我也不敢问哪里才是百各村，这是备战拉练呀！一
问思想就叫人抓住，挨批。整个队伍闷声闷气地向前行进。跟白天那劲头完全两样，好像打
败仗回来的军队了。
   忽然就听队伍前面有人惊慌地“哎哟”一叫，同时啪啦一声，稀里哗啦，好象个大瓷盆
摔在地上粉粉碎。大伙一瞧，原来前头那捧毛主席像的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
事出现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你想，他捧这好十来斤重的瓷像走了一天，哪还有劲，要
是有点劲也会抱住毛主席像，宁叫自己摔倒也得叫身子垫住毛主席像呀！可是谁叫他死抱着
主席像不放，排长叫人换他非不肯。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该不该怨他，全惊呆了！把毛主席
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投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个子忽然两条大腿一弯“扑通”绘毛主席
像跪下，请罪！一排长给这意外的事弄得魂飞魄散，身不由己“扑通”也跪下，请罪!我们
一排人不用任何人发命令全都跪下来。向毛主席请罪!
   紧跟着二排队伍上来，一看我们一排全跪在道上，不知出什么事了。二排长问，没人
说，都指指前面，二排长过去一看毛主席像摔碎，二话没说也跪下，二排人跟着“刷”地全
都跪下。等到三排上来，白连长一看全明白，没等他想出办法，没等他发话，三排长和三排
人全跪下了。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
们这根弦绷得一样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白连长也跪下。但这一跪就麻烦，没法起
来呀，毛主席像摔得粉碎，谁先站起来谁就是不忠。可也不能总这么跪着，跪到什么时候才
算完?跪到天亮也没辙。在这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压压，不知是傻是疯，跪
着这一大片人，可没人吭声，土人敢动，谁也不敢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前边，地
上，那片给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儿。
   跪着跪着，渐渐觉得右腿膝盖生疼，使手一摸，原来右腿正跪在一块石头上。石头埋在
土里，石尖朝上，正硌膝盖。我使了半天劲儿，才用手指把一块三角形的石头抠出地面，不
出声地推在腿旁。不多时，忽觉要撒尿，愈憋愈想尿，哪敢把小便掏出来，忍不住时，索性
尿了。这尿真他妈缺德，好大一泡，裤裆水淋淋，难受极了。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跪得愈久愈没有理由站起来。可就在这时，只见白连长突然刷地站
起身，好像出了什么事，使他清亮的嗓子急迫地说：
   “不好！前边村里有响动！敌情！可能是反动地主分子搞破坏！一排、二排、三排，全
体集合，迅速跑步，目标左前方百各材。保卫贫下中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党
中央毛主席！”
   这命令——保卫毛主席，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任务，使跪在地上的上百人唿喇喇一下站
起来。起身的一瞬间，我有种轻松感，更有种紧张感，眼前真的出现敌情，就要发生一场战
斗吗?要说军队动作真快，眨眼间集合好，在白连长带领下疾速前奔。大敌当前，军情如
火，谁也顾不得地上那些碎瓷片，只是跑步向前时，脚下绕过那些神圣的瓷片，别踩上。奔
出去十多分钟，往右超过一道桥，又奔跑了十来分钟，就听见前边传来狗叫，苍苍茫茫、夜
雾重重的原野出现灯火，前方正是材庄。原来刚才衬里人入睡了，都熄了灯。这一闹，灯火
愈来愈多亮起来，狗也愈叫愈凶，气氛真有些紧张，要打仗吗?我的心嘣嘣直跳。战士们都
把背枪摘下来握在手里，飞快扑到村前。白连长下令，叫三排人分三路，战士在前，我们学
生在后。
   一进材，就见一片火把人影，还有手电光在眼前晃，影影绰绰那些人影拿着大杆枪。是
搞破坏的反革命吗？白连长马上喊话：“不要开枪，我们是拉练的解放军！你们是谁？村里
是不是有情况?”
   对方一个大嗓门喊道：“俺们是大队民兵。听人喊狗叫的，俺们也不知有啥情况！”
   白连长：“你们村里的四类分子呢?”
   对方：“都老实在家呆着呢，夜里不准他们出来。”
   白连长带队走上去说：“我们拉练路过这里，听见动静，以为有情况，怕四类分子搞破
坏，赶来支援你们。没事就好！”
   大队民兵队长说：“感谢亲人解放军为俺们贫下中农操心。村里有所小学校闹革命，不
上课，房子都空着，快进村歇歇脚，我们去给你们烧水喝……”说着招呼人去担水、烧水、
借被子褥子。
   我们一连人就进入小学校，喝水，吃干粮，休息。白连长对一排长说：“有件事，刚才
路上打摔那主席像，不能扔在地上，我去请回来。”
   一排长说：“对了。可是主席像碎了，请回来该怎么办好？”
   自连长面无表情，只说：“请回来再说！你们先忙着照顾学生们，我自己去。”
   那个大个子山东大汉耷拉着脑袋，心情沉重，上来对白—连长说：“我跟您去。”
   白连长什么话也没说，只看他一眼。这眼神很冷峻，似乎是一种拒绝。扭头拿着手电筒
独个去了。过了一阵子白连长回来，手里空空，可是头次看他脸上有表情，好像很惊奇。他
说：“怪事了，我怎么找了半天，地上任什么也没有呢。”一排长说：“怎么可能，深更半
夜，还会有人拾去?您是不是找错地方？”白连长说：“哪会错。要不多去几个人找找，必
须找到！”当即点了几名战士一起去，包括那大个子，还有一排长。我提出我要去，我说我
跪着时有块带尖的石头，找到那石头就不会弄错地方。其实我还有个个人的目的。我刚才一
泡尿湿了裤裆，走一走，过过风，好干。一排长说我累了，不叫我去，白连长却说：“你记
着那地方，最好，来吧!”
   我们靠几束手电筒光，穿过漆黑原野，返回那道上，按照大家共同的记亿找到那地方。
我也找到那块带角的硬石头，按照方向，估计距离，我指着地面说：“没错，就在这儿！”
可令人奇怪的是，在白连长手电筒扫来扫去雪白的光圈里，根本没有那些白瓷片，蹲下来细
看，竟然连一个小瓷碴也没有，怪了，难道有人拾去，拾去干什么用？这深夜，这荒野，怎
么可能，为什么拾得这么干净，连一个小瓷碴碴也不留下？东望望，高梁地一片如墨的漆
黑，西望望，河水银光闪烁，流动着迷幻的波光，真叫人百思莫解。再望望白连长，那张白
白、英俊而冷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嘴唇上那黑痣静静的一动不动。更奇怪的是，大
家呆了一阵子后，谁也不再说什么，也不再找，回村去了。我在小学校几张拼在一起的小课
桌上躺了一夜没睡，也没想出个究竟。天亮队伍起程继续拉练，白连长向大队革委会又借了
一尊毛主席像。红旗，喊口号，唱革命歌，谁也不提昨夜那件事了。
   也许当时我年纪太轻，无法猜透其中的奥妙。这离奇的问号却始终留在我脑子里。过了
几年，经事多了，忽然一天猜到这事的究竟。一旦明白，愈想愈是其妙无穷。不由得对这位
精明机智、沉默寡言、再也没见到过的白连长生出满心的敬佩。他可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由此我还得出一个人生的道理：世上真正的聪明，往往是叫你事后慢慢悟到。
   ***畸型的社会，智慧也是畸型的。

townking

当代于连
   1966年    17岁    男    T市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与家庭划清界线——跑到边塞也背着出身包袱——为了报复与
“红五类”女儿结婚——一切发生变化：调动工作、入党、上大学——今天的苦恼
   我要对你说的，是在家里不能说，对朋友不能说，哪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说，这就是内
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强的痛苦，是一种没法摆脱、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对你
说，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条我清楚，因为你说你会把地名姓名全部隐掉，我
才肯说。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预感到这东西的存在，那是六四、
六五年期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时候。我还是一个劲学习上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组
织的学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气味使得班里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躲着我，不
像耗子躲猫，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视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然和班里两三个出身
不好的人比较接近了，在一块发泄过不满。这样，六六年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打成“黑帮”。
我要说的不是这“黑帮”，不是诉苦，我不喜欢诉苦，我是说我的境况。
   还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错，忽然政府通知叫我们搬家。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胆
小，搬走后据说那房子住进了高干。这对我也有压力，是种政治压力，心理压力，表明我生
活在哪一个政治层次上。
   “文革”一来，一切都明了。我家在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干银行
的，算出名的资本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最早抄家是我妈妈惹来的。当时银行冻结资本家存
款，不准取，说是剥削的钱，银行门口把资本家的姓名都公布了。我妈妈去取，银行马上通
知红卫兵，红卫兵马上就到，这就抄起来了。我得信儿不敢回去，跑去找一个要好的同学，
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职员吧，可当时对他这样出身是什么态度也吃不
准。他说：“你们邻居都认识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们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远远
看大字报都糊满了，我母亲被弄在门口批斗，乱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烧的烧，冒着
烟。我才十七岁，哪见过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边整整溜达一夜。也不知我妈妈和爷爷奶
奶怎么过来的。我的弟弟是个残废，我更挂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
己怎么过来的。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学去找红卫兵，当时我就想，斗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
认了。我得求他们叫我回家看看，家里除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个残
废弟弟没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长大，我教他怎么写字画画，怎么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
个红卫兵还不错，领我回家。从楼下到楼上全乱成一团。我只是顺着楼梯过道往几个屋里看
两眼，屋里都是红卫兵，翻箱倒柜不知找什么，也没看见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好些东西都破
破烂烂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爱的东西是邮票，还有和一些苏联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
不是鼓励和苏联联系吗。这些珍藏的东西扔了一地，也丝毫不使我动心，这时只剩下一种求
生的欲望，该不该吃东西都忘了。我向红卫兵要求把弟弟领走。我表示离开这个家红卫兵是
赞成的，这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是“革命行动”。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儿巴叽的，准许我
带了走。我拿了两床被子，带弟弟住到学校去。临定时还给了我五块钱，一点粮票，是我要
的。但他们给了我，我还是很感动的。我不知道这五块钱能花多长时间，过去家里很富裕，
从来不知道钱的具体价值。
   我和弟弟就拿这五块钱生活一个多月。这期间学校不准我们住。可是我家是给“扫地出
门”的。妈妈爸爸住到老爷家，实际上老爷家也查封了，妈妈就在老爷家过道上一小块地
方，拉个布帘，搭几块木板睡。我去看她时，她脑袋剃个阴阳头，那样子比她任何时候的样
子给我印象都深。我爷爷奶奶给轰到另一条街一间小屋里住。红卫兵叫我们搬到那儿去住；
就为这五块钱，家里和我还闹了误会。为了我拿钱给弟弟买煎饼果子吃，没给奶奶爷爷，他
们在旁边看着，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我姑姑叔叔们了。当时这钱是红卫兵给的，我确实不敢
拿这钱给他们。我妈妈当时也没经济来源，我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承认我不敢沾这个
家，我顾不上他们了。你想想，我才十七岁，忽然落到这地步，头次见到这世面，谁知道该
怎么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这误会到现在好像并没完全消除。五块钱花完了，就硬
着头皮再去找红卫兵，还能要点回来，这钱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们分清，只能这样。
   处在这种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码得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维持我自己在社会上一
个地位。我自己应该和别人享受同样的。看到那些同学趾高气扬，为什么我不行，我比他们
缺体力缺能力还是缺乏智力？就是因为我先天不足的这个出身。我恨我这个出身，甚至恨我
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压着我，我不服，总想争回这口气。到六八年，第一
批上山下乡，我说我们家实在没经济力量接济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去边疆，离国境线还有二十里地，好荒凉。一到那儿就觉得终于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
了。可是同一小组带队的，把我的出身说出去，还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了，大伙一下子全知道
了。怎么办？拚命干活吧，就这一条路。农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说到底还得干活，干活就
有饭吃，能干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们是在生存线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干我就能干，你能
干四分我干八分，你能干五分我干十分。背着出身，咳着牙地干，我要在农村立住脚跟。年
底大伙都回家探亲，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说我没家。唯一分红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
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给家里去。只要大队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们叫
我去刷大标语，在墙上写美术字，刮着西北风，内蒙的西北风比这里厉害多了，我就穿件军
褂子，攥刷子的手冻得张不开，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好”，心里真不是滋
味。连件棉衣也没人借我保一保体温。要在内蒙这块大野地里站住脚也这么难?我这还不是
诉苦，还是说我的处境。
   要说农民还是认实在的东西。三年过去，调我去教书。跟着开始选调了。我知道自己怎
么回事，不争，争也没用，我没资格。头两批出身好的都选调走了，到第三批，我们小组除
去女的，就是带点残废的。我们那个组长呢，就是刚来时说我出身不好那个带队的，反倒没
选上，听说他爸爸是个小业主，再加上点什么事闹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选调走了。到了这
里一个大城市的铁路局，先到站上当搬运工。这就好多了，虽然累，可是没熟人，谁也不知
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间，大伙一块于活吃饭睡觉，还挺热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间没距离那滋
味吧。
   可是一天，说要挖防空洞。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队，然后说，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采
石头，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着要点名，出身不好的站出来。我想，坏了，要露
馅了，脸“刷”一下子热了，头也抬不起来。结果头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来，
出身也就亮出来了，又完了。出身的阴影到哪儿都跟着我，看来这辈别存什么幻想了。上山
采石是先用火药炸，再拿大铁丝兜住石头，使腕子粗的大扁担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车
厢里去。我在农村锻炼过，这活我都能干。可是出身真比这石头还重，我感到有点挑不动
了。
   过后叫我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呵，教书绰绰有余。到了中学，让我干
什么我就干什么，开会时很少说话，我没发言权，没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角旮旯，因为我
知道自己出身低下，这世界叫我活着就不错了。但在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
子，还是尽量争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时灰心丧气，有时不服这命运，总想使别人看重我的
价值，总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尽管在受尽屈辱的地位上做到这些很难很难。好像要在激流中
央，立一根泥柱子。
   这时有两个女孩子对我挺好。一个比较外在，一个比较内在，她俩的关系也很好，好得
简直有点形影不离。
   这个比较外在的女孩子很能干，健谈、有头脑，我同她说得来，越说我们关系越近。原
来我们还是一个城市的。一次我问她家住在哪儿，她一说，吓我一跳，万没想到她就住在我
们最早被轰出来的那所房子，她家就是那个高干，她就是那高干的女儿，你说多么巧，简直
有点戏剧性了。再问她，她还是个双料的高干家庭，父母都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而且她是
“文革”初期的一个红卫兵，抄家的红卫兵，还是个红卫兵头头。我要命也不会想到和这样
一个红五类交朋友，和一个女红卫兵谈恋爱，这倒是挺带劲的。我动了心，我想我是没有出
头之日了。人人都说我是狗崽子，但我这回偏要看我是不是能和这个红五类结合。如果结合
了，看看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想这肯定要遭到她家里反对，可是愈反对，我愈要这样做。坦
白说，我有一种报复心理。我就抱着这目的，和她交上朋友了。我还想看看这事成了，你们
红五类那些人怎么对待我。当时我的压抑感相当强，就是想爆发，在社会上我要爆发了就准
是反革命，我只得想用这种方式，比较损的方法。我说就要和你们红五类结婚攀亲，娶你们
的闺女，你们不是说不行吗，你们看吧就得行，看看到底行不行，看我的。
   这是真正的《红与黑》。红与黑的结合。
   就我们个人之间来说，我对她也有感情，她这个人爽快，很聪明，特别是她敢跟我这个
出身的人交朋友，在那种形势下，是一种很实在的安慰。我挺感激她的。自然这也和她所处
的特殊境况有关。那时她父母都受批判，她的处境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她一个人在这么远的
地方，无依无靠，很寂寞，我们又谈得来。还有，就是那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孩子也在追我，
促使她跟我结合得快一些。我不大欢喜那个内向的女孩子，但有时故意表示喜欢，这样就刺
激得她跟我确定下关系，我是诚心这么做的。因为我需要。我要报复，也要往上奔。
   我们家里认为这婚姻靠不住。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一红一黑，差距太大了。各种习惯不
一样，将来生活肯定要出现问题。她家里当然更坚决反对，我说不同意我还非去你们家不
可。我出身不好，可我是你家女婿。虽然表面对我这股劲人心里还是不是滋味。我不也是一
个人吗，为什么没有正当的婚姻权利，我的反抗劲就更大。
   我头次见她母亲，就叫妈妈。她没理我，我想你不理我，我也叫了。
   我和她结合之后，紧接着确实觉得好多东西都变了，奇妙地发生变化。在学校在单位，
好像拿我另眼看待了。实际上我还是我，想想又挺可笑。可我在他们眼里真的不再是狗崽子
了。但是，我与她结台，不是盯着吃呀喝呀，不是想过高干的日子，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处
境，改变工作，上学，完成我自己要定的路。以前我不是什么都不行吗，不能上学，不能入
党，不能参军，讨论会上没发言权，政治上不信任我。这一结婚不就变了?很快我随她调回
来，这是第二次发生变化。嗨，工作调回来了，地位马上发生变化，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能
力。过去嘲笑我那些同学，如今又该如何？我用心观察了，那些出身不太好的，直到今天在
社会的地位也是差得远。我就不一样了，我利用这个家庭的地位，紧接着上大学，也入党
了。至于我的出身，根本没人提了。我既不是好出身，又不是坏出身，莫名奇妙是受优待的
一种出身。你想，我这种出身的人说入党，要在以前，大伙不拿我当笑话吗？想想我以前走
过的路，受过那么多苦，卖那么大的命，什么时候能挣到这一步。尽管我和她家里的关系始
终不行，她和我家的关系更不行，她死瞧不起我父母，她那红五类味儿和我妈妈没共同语
言。但对我个人，已经挺满足了。
   后来还是有点变化。特别是“文革”一完，她家的情况好起来，她的情绪就复杂了，后
悔过一阵，因为她那些旧朋友老同学，高干阶层的，也都恢复了，互相一接触，一比较，她
这个丈夫就不大光彩了。那些人出国的出国，升官的升官，我没法比，但我唯一能安慰她的
只有两点：一是我现在的地位，我现在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还说得出去；另一个是大学毕
业。应付一般社交往来还行，但在高一层上，尤其在她那阶层的朋友中间，就差着点了。好
在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是家庭夫妻之间最结实的纽带。可是至今我们在生活习惯上也有磨
擦，特别是她那种地位的优越感表现出来时，关系中的障碍就明显些。
   我好像就到此为止了。我的好时光在“文革”中都耽误了。不可能在业务上有出息，只
能走从政的路子，可是在这条路子上，出身好的还是得天独厚的。我是凭自己挣上来的，到
了真正要奋斗一个目标的时候，没有坚强的家庭后台不行。我又不想要他们家的支持，我的
后台不是直接的，就不能起到实质作用。尽管我当初沾了她出身的光，在他们地位又起作用
时，我就黯然失色了。我终究不是打根儿上就红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长，
他都当了挺大的头。没后台，没人支持，再大的抱负也难实现。表面看我在这个家庭里好像
怪不错的，等到知道我的来龙去脉就泄劲了。
   说到这儿，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咱们聊点别的好不好。
   ***扭曲了爱情，就扭曲了一生。

townking

我这三十年呀
   1966年    50岁    男    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积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
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
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说话爱絮叨，可别嫌我啊。嫌吗，不嫌我就说了。我这一
辈子呀，打哪说起呢？要说“文革”十年的事儿，还得说这前十年和后十年。加在一块这是
三十年。这三十年前因后果都是连在一起的。
   四十岁打成“右派”，五十岁遣返老家，六十岁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岁离家外出求学，二十岁参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搞铁路设计。五六
年那年定为高级知识分子，算副教授，政府还发了证书。我懂得好几门专业知识，又有实际
经验，包括施工、管理，加上当时年富力强，是我们设计院的技术骨干。这可不是瞎吹牛，
有好几条铁路干线都是我主持设计施工的。那时干劲可叫大呀，常常激动得自己夜里合不上
眼。
   事情最早出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
咱单位有影响的人物呀，你要不带头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
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道不能乱
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
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
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
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
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美“大右派”。我哪敢那么
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出来，意
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
部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
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后从主任工程
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
是头等待遇。可是戴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
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
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
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
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
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
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
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
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
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
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
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
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
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
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
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
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
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
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
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
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
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
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
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
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
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
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
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
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
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
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
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
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
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
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
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
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
“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
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
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
“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
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
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
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
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
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
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
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
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
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
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
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
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
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
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
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
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
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
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
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
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
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
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
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
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
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
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
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
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
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
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
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
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
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
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
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
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
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
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
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
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
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
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
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人用的青霉素也行，还便宜，
八十万单位一角钱、八分钱，一次买一二十支。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早晨喊我早晨去，这
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后来大队支书、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经我再三说明，我的
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宣布我不再是地主。这就等于落
实了一半。农村人不知什么“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
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
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
—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
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
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
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
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
“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
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
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
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
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
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
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
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
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
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
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
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
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
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
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
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
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
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
“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
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
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
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
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
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
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
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
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
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
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
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
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
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
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
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
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
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
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
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
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
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
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
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
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
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
吗?”我说：“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我是高级工程师呀！”
他们都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
   当年那些当队长、当组长的都是我培养的，现在都搞总体设计了。他们和我比起来，脑
子是新，可缺点是不够全面，没有在施工现场干过什么新路、养路、架桥，不会其它工种。
可只要他们设计出新东西，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我要赶上他们现在这时候多好!我这话说
出来，人家都不信，我夜里常常做梦，自己在图版上搞设计，在现场插红旗子。这样已经好
多年了。我这人一直也不悲观，我老头只要一天能干，无论干什么，总会高高兴兴的。这话
对吧！有时我想，谁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岁重开个头多好。我准能搞出个样儿来，准能，
你信吗？
   ***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照透这个世界。***

townking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丈夫    1966年    26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妻子    1966年    20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这是一对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1968年元旦结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祸从嘴出——抄家后她用十七块钱养活老少三辈
——军代表用意不良逼她离婚——狱里狱外几封通信——她千辛万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
——他奇特的复仇记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几夜就甭想睡觉。
甭她，我也是。再说总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让咱往前看吗，把帐全算在“四人帮”头上。过
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过苦的人太多啦，现在谁也不愿意说啦。可我又想，咱受过的这些
苦，也不能就这么白白一笔抹掉，那不就白受这些苦是吧?我跟您讲了，您记下来，将来印
成书，咱这痛苦就留下来啦，到嘛时候，让后人也看看，啊，啊。
   说实在的，我无缘无故白白蹲了十年监狱，真叫好没影儿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
年，那罪没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个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没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难了。您说说，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人又漂
亮；您看，我还带来一张她那会儿的照片。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和一个刚出
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属，父亲是资本家，熬过那十年容易吗，楞等了我整整十年。
我们这些犯人，离婚的有百分之九十还多；几乎可以说，进去没个不离的；也有为离婚的事
自杀的，杀人的，神经的，也太多了。她来探监，同屋的人全羡慕我，先头我都不敢跟人说
她是我老婆，只说是妹妹；我也怕过不几天，离婚了，不就栽了吗?她等我时，哪会知道还
有一天“四人帮”会倒台，我会平反，等十年不就等个反革命吗?还不是个“反属”，有嘛
好处?更别提她受那么多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了。她这么年轻漂亮，不等我，完全
有其它路可走。所以我认为她是一种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谁我也这么说。
   我的经历没嘛，比我苦的还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见的多了。那阵子为一句话
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们那儿就大部分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屋里有个犯人，以前是贫
农协会主席，罪名就因为下山到集子上买毛主席石膏像，那会儿不叫买，叫“请宝像”，不
是他这样出身好的还没资格“请”。那玩艺儿挺沉，山道又不好定，他就用麻绳拴在石膏像
的脖子上，前边儿俩，后边俩，就这么背着赶路。没想到还没出集子就让入给抓住，好嘛，
“现行反革命”，立时就抓起来，家也没让回，进大牢了，五年。您说冤不冤?还有一个小
伙子，为的是爬到百货大楼顶尖上拍了两张照片，想落个城市面貌的照片，现在看这算嘛
事！可那晚儿就不行，怀疑他是搞“特务活动”，也给关进来了。后来，我的一条手绢，还
是他带出去捎给我老婆的，这才保存下来。妻子：可不，那条手绢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
时候包头用的，用角铁的尖打，人头啊，不是别处，手绢上全是血。您看，我带来了，多
狠，连手绢都打出这么多洞来，一般人下得了这手？
   丈夫：您没见比这还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说别的，这地方上的事儿说不清，公安局里不
是不准打人?可我亲眼看到他们打人。好家伙儿了，用手拷拷还不解气，楞用粗铁丝绑上，
再用者虎钳子拧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还不全破了，哪经得起这么拧啊，后来全长
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儿别提了，多了去了。我说咱重点说说她吧。她比我苦，更典
型。像我这样儿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样的就不多了。她那些东西，百年之后，说句大
白话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会觉得值得一写，因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
是有真凭实据的，有名有姓有地点，咱写到《人民日报》上也不怕，真东西搁的时候长，不
是“四人帮”那些东西，隔不了几年一拨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团聚了，也就算最好
的结果了。对不对?有些人老婆离婚，孩子让人带走了，房子叫人霸占了，她偏还住在你对
过；你不也得天天打头碰脸，你嘛滋味?我说您写就写我老婆，别写我；突出她，就把她碰
上那些个人，那些个事，按当时的话说，灵魂上的东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头儿，还是军
代表，照样有不是东西的，表面上像个人赛的，其实心眼里想的嘛，别人不知道，我们知
道。
   打头儿说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钳工。“文革”前是车间里生产负责人。我
这人生来就直性子，您看我说话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时候也不愿意巴结领
导，爱站在车间里工人一边儿；替大伙儿说话。有时好给领导提点意见，这叫“犯上”，所
以跟头头有点矛盾。他们说我不靠拢组织，打从“文革”开始，他们就想法儿找碴儿整整
我。
   我觉着他们整我全是有预谋的，好像全策划好了，一下子就来了。我的碴儿就是说了一
句错话，这完全是玩笑话，是喝酒时和一个要好的哥们儿说的，这哥们儿平时不分你我，嘛
话都说。当时就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说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边的功臣全干了这
类的话，没想到他把我的话向上汇报了。那会儿人全乱套了，谁也不知道变成嘛。可他在暗
处，我在明处，我哪知道。这是六八年三月一号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开大会突然宣布，
说我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大宇报呼啦一下全贴满了，好家伙那阵势，开着会一下子把我揪出
来，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说成是资本家出身。出身还有变的，可这么才好说我“阶级报复”。
这出身是大字报定的，也不知谁写的，反正破鼓乱人捶呗，也没你说话分辨的份儿。“阶级
报复”比单纯反革命罪重呗。好嘛，开始还没怎么，还是文斗；后来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
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嘁哩咔嚓全上来了，这是他们预先说好的暗号，明白吗?一喊就
是要开打了。可全动了真格的了，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铁家伙，打的可不含糊。
我也没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头盖脸的就来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掏出手绢捂住脑袋，他
们拿三角铁、铁疙瘩嘛的，操着嘛就是嘛，乱砸一气。表面看流血不多，可这叫软伤，最厉
害，就冲着脑袋来啦，欠点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着脑袋，手绢就这么破啦。我这耳朵到今
儿个还聋着啊，也是那晚儿给打的，到现在还总嗡嗡响，总响。后来打晕了，嘛也不知道
了，他们大伙拿大铁丝把我绑起来，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开会时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个厂，我在场，是选什么革委会的大会吧，好
像是的。他们打他时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见。当时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会场了，
想回家，想走，到哪儿都行，不想呆，也呆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就是革委
会那女的，主任，她盯着我，不让我出去，所以我知道，连着后来的事，我知道他们是串通
一气儿的，有预谋的。等我回家时有个邻居告诉我，刚头儿你们厂押着你爱人回来一趟，他
出车祸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实后来我想，他要是那次没抓走，还在厂里的话，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也
得给揪出来；我想了，那说不定更倒霉，恐伯不打死也得打残了。这些人目的不达到是不会
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七０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么资本家，也够不上现行
反革命。可驻军和革委会那帮整人的人，他们不肯认错啊！为了维护革委会的声誉，不给平
反。再说驻军那姓×的小子，他的个人目的还没达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监狱当然也不管
了。那会儿监狱就像仓库，不拿我们当活人，像取货提货一样。管我们监狱的那人就说，我
不管你们出来进去，只要拿提货单来，我就放人；没单子，你就在这儿呆着。他就这么说
的。我活活就在这里边呆了十年。等我出来时，我妹妹看着两张《判决书》说，他凭这两张
纸，就把人活拆腾半死。就这么两张纸啊！我带来了，您看这判决书写得多潦草，这字，您
看，随便一划啦，真不如仓库提货单认真呢。管监狱的人说，“我们嘛也不管，只管进出，
你们少找麻烦，谁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杀。我连份检查也不用写，你们谁爱死就死，我不
管。”
   我申诉了二十多次，也没人理我。出来之后，要回厂工作，革委会主任说了，他要回
来，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就楞不肯收，我借钱也不给。没工作没工资，又地震没房子，我
们房子早让他们霸占了，那时叫“压缩”。这种事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干的。有问题的人房子
都得压缩。腾出房来，他们搬进去。我结婚是两间，楞叫我老婆搬出来，另给一间小破屋。
地震时又坏了。我放出来算落实，心气儿还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
站那伙人，真油。我一说，他说我不是管落实的，管落实的今天休息没来。隔些日子再去，
还这套。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实。到今天也没解决，这就别说啦。落实能落到我们这小
老百姓头上?顶多落在名人、领导干部头上。他们是门面人，对吧！
   妻子：我还记得那是生孩子后五十三天，因为产假只有五十六天，马上要上班了，孩子
病了，是冬天，因为屋里实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岁，没弄过小孩啊，不懂啊，这
晚上他一夜都没闹过，我还觉得他很乖呢；其实那一夜他已经没劲儿再闹啦。第二天我一看
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没钱，没钱看病，又不好跟别人借，邻居也不大敢和我们这样的
家打交道。我当时真觉得孩子没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没辙，绘我婆婆打电话。正好“最新
指示”来了，全市都不上班，大游行，那会儿不都那样吗，一游行就排了大队满街里定，车
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电话后就来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几个小时啊，就绘耽误了；她来
之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抢救过来。那会儿真是一毛钱也没有啊。记得还是大肚子那会儿，我到
他妈妈家去，来回也总是走的啊，那么远路，一走几小时，可就没钱，没钱坐车啊，有了钱
也舍不得花。
   我丈夫关进去以后，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性子直，再顶撞了谁，怕
公判大会给他重判，绘他发配到远处去。他要就在市里坐牢，我不还能常见到他吗？最起码
一个月不还能见一面吗？能看看也是一种相互的安慰吧，当时想。就怕把他弄到什么青海西
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会儿啊，这些犯罪的我觉着就像演员一样，一公判一个区就几
十个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员赶场哪，从这个体育场赶到那个电影院，再赶到什么学校工厂
的，来回的赶。开大会，押上来，念罪状，再念判决。到一个地方来一次。公判也是为了吓
唬人啊，镇压他们，也吓唬我们这样胆小的，老实的。
   丈夫：那会儿我们在监狱里给人修理手铐，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
言论这玩艺，最厉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话说错了，弄进去，像我这样进去的太多了。她想让
我别惹事，我当然明白，事儿大了，就更对不起她了。我就和关在一块儿的几个犯人一
道……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顾照顾，也有一个小天地；因为都是这种问题关进来的，品
行嘛的都不错。后来我们都是朋友啦，顶现在还常走动走动。
   妻子：我们是六八年阳历年结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们在一起士共才过了整整
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忆，还有对他的信赖才苦熬过来的。这三干
六百五十个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二十岁，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刚刚开始生
活，就碰到这么无情的命运，一夜之间丈夫变成现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军代
表那个姓×的，和我们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女的，勾结起来，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
整了，让我和他离婚，用尽了各种手段。现在想想，真不知当时怎么就顶过来了。也许我这
人还是比较倔强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丈夫一走，连着抄了六次家，把我们刚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被子啦，毛毯啦，还有
衣服料子什么的，全抄了；抄到后来，家里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没有了。他
们还把抄去的东西办什么展览会。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就这些东西随你们抄
吧，都跟我无关了。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他们出身好，为保卫红色政权连命也不要了。让
他们去表现吧，去革命吧。我觉得庆幸的只是丈夫绘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后
来的孩子小冬。我们孩子生出来时，奶奶说，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头，就叫他石头
吧，叫石；正好搞专案的人姓石，他贴大字报，说给孩子取名为石，是记着专案那段事，记
着姓石的人的仇，这个名字叫不了了。后来说叫东东，又不让，说你是记着“东方红××
厂”，不行，还得改。我烦了，也犟起来。后来人说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个记号，干
嘛让他们没完没了呢?也省得他们找麻烦了。我就说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时候你
干什么他们也找你麻烦。反正怎么也不对，都能找到错。我会理理发，会裁衣服，因为没
钱，全用手给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块干活儿的同志就说让我帮着做，做不好看不高兴，做好
了是奇装异服，还批判我。我给理发也是这样，剪不好看说你不卖力气，剪好了又批判我，
“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饭盒儿，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说我划不清界限。那时家里东西
全抄走了，连暖壶都抄走了，又没钱买新的，这些旧饭盒能扔了不用吗？
   生小冬那时候，连被褥都不给一条。我和刚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铺上。唯一的安慰
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头底下，让他离我近点，也让他享受一点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
心诚，他会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说下个月要临产，不能来看我了，我那心里真像翻了五味瓶啦，
真说不出是嘛滋味。这消息对我太突然了，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给妻子
和出世的孩子能带来嘛呢，只有让他一出来就是反革命小患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呀，我太恨
自己了，觉着太对不起他们娘俩儿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写的，根本不知道家里抄成那
样，亲戚全不认人了；她父亲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么帮她，一个月全靠她十七元学徒工的
工资，那日子怎么过的呢!你想，十七块，好几口儿，还外带给我买点烟呀嘛的。
   妻子：孩于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每次他睡着时候，我总爱仔细看他，他笑的样子，睡觉
的姿态和他爸爸一模一样。我总是一夜一夜流着泪渡过，看着儿子，想着以前那些事。他也
总来信说他总梦见小冬。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父子俩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可小冬打小，
还不大懂事时，跟我在监狱看他爹，爷儿俩感情特别好，大概这是血缘关系吧。一有好东西
吃，孩子总想着爸爸。有一年国庆广场放焰火，小冬问我这焰火爸爸看得见吗?奶奶说看得
见，他别提多高兴呢。家里这穷，但他爸爸总惦记问孩子几个月没照像了，他想要照片，夹
在语录本里，他说他每天都偷偷看。我也就领孩子去照像，好让他总看到孩子新的摸样。
   丈夫：有次在牢里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不是也有个冬子吗，我就特别想我们
小冬。有一次事给我印象特深，那次是我犯错了，所以受惩罚不让和家属见面。其实所谓犯
错误，就是对同屋犯人说了两句心里话，不就是心里有怨气不服网，也就敢私下说说。这就
说我对自己的罪行不认识，就不让和家里见面了。结果偏偏赶上那回我们小冬和他妈妈一块
儿来看我，孩于是带病来的。因为平时吃不起苹果，有病了才吃到，可孩子非要把苹果带
来，给爸爸吃。他没见着我，把苹果留下了。我瞧着那苹果，心里太不是滋味了。心想，我
这个爸爸也太不争气了。他们对我越好，我越难受，我真对不起他们母子俩啊！不过也亏了
他们这么天长日久的感情，才帮我渡过那些年头。那是嘛年头！他们每个月才和我见一次
面，就15分钟，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接见时乱哄哄的，听不见说话，我光笑，其
实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讲，一见面又不知讲嘛好了，我总觉得我这笑里头包着好多东西，有内
疚明，我想我只有好好改造吧，到时早点回到他们身旁，这比说嘛好听的都强。
   每次看到孩子又长高一块，我心里都特别高兴。他每次的样子，每个小动作，每句话我
都使劲记下来，没事一个人时就光想，回想这些，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他总问我，“爸爸你
怎么还不回家?”“爸爸你带我去公园行吗?”我都不知怎么回答他。可对我这么个“坏”爸
爸，他又那么有感情。有一次我病了住院，孩子和妈妈、奶奶一道看我，这是唯一一次特殊
接见，可以自由说话，我第一次抱了儿子，他高兴极了。离开时大人正着朝前走，可孩子却
倒着走，一直看着我，朝我笑，朝我招手，一直到走出大门看不到。你说这不剜我心吗！
   妻子：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他们玩儿电动玩具，各种各样新鲜的玩艺儿，可我们小冬
小时候哪摸过这玩艺儿阿。别人不敢沾我们反革命家属，找不到托儿户，托儿费也出不起。
我把他关在小屋里去上班。有一回邻居大娘告诉我，你们孩子渴了就去舔墩布上结的冰柱
子。孩子什么玩儿的也没有。过年别的孩子都穿新衣服，他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全有新衣服
穿，可没人想到给冬冬买一件。我给他做双新布鞋，美的不得了。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父
亲点了一屋子小蜡烛头，和小冬在看蜡烛烧，因为孩子没有玩具啊，我心里难过极了。
   过年时候，人家都高高兴兴的。我总把年夜饭留一份给丈夫，孩子也把好吃的挟到爸爸
碗里，给爸爸吃。我们不是过年，是受折磨呀！
   有一回有人送给我孩子一只小鸟，孩子问我“小鸟有爸爸妈妈吗?”我说“当然有
了。”我突然发现孩子哭了，我忙问怎么了，他告诉我“我们把小鸟带回家，它也会像我一
样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他居然张开小手，让小鸟飞了。这孩子，你说神不神?
   那会儿父亲因为是资本家，半身不遂也得去劳动改造。有回让他剥葱，菜刀找不到了，
埋在一大堆葱皮里了；人家硬说他是藏起来要杀人，阶级报复，您说他一个自己走路都不利
索的老头，怎么能杀了人?他找啊找，找不到，急得直流泪；最后我帮他在一大堆葱皮下面
找到的。他每月把钢崩儿全用纸包起来，一分一分算哪，什么钱买什么，只有发工资那天吃
两毛钱肉，全指我那十七块工资；后来把家具上的铜把手都拆了卖了，换点儿面粉给孩子
吃。我不怕过苦日子，也不怕工作辛苦，在家里操劳；我只求日子清静，谁知这类要求也不
能实现——
   我们厂里革委会主任和驻军代表串通一气，让我离婚，开头天天拉我，我那时真想不到
打我的主意。他们很费了一番心思，连我也不知道的生母，居然叫他们找到了。我生母是贫
农，在乡下很穷，以前是把我卖给现在这个资本家父亲的。他们说我是贫下中农后代，不能
看着不管，要我和爱人离婚，和资本家父亲划清界限(他待我像亲生一样，因为没孩子)。革
委会主任那女的说，如果你离婚，可以给你解决房子问题、入党问题、婚姻问题，一切包在
我身上。那个姓×的驻军，完全一个农村兵提干的，天天追我，死缠着我，整天和我谈话，
一谈一整天，也不让我去车间干活。一开会就找我，有些积极分子会也叫我一道去听，大伙
都奇怪他和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管影响，当着好多人就总找我。革委会主任说，房子给你
找好了，只等你革命行动了，说是党对我负责任。我母亲和亲哥哥都是他费了好大劲打农村
弄来的，召开大会，叫我妈妈忆苦，还办学习班给我做工乍，说只有我离了婚才能证明回到
人民中来，划清了界限，他说你是我们的阶级姐妹，怎么能看着不管。说的话也没水平，说
他夜里上厕所，回来想起我就一夜睡不着，说我还年轻，以后路还长着呢，我觉得又可气又
可笑。
   我这乡下来的妈也劝我离，哥哥也说，哪怕先离了再说呢，怕我太受罪，一次，让我妈
开忆苦会，她连夜逃走，她不忍再看我受罪。她也恨死那个革委会主任了。这革委会主任说
对我婚姻包到底了，就暗示指那个军代表。他们相互帮忙，都有好处捞。这个驻军要和大城
市姑娘结了婚，以后复员不用回农村，革委会主任帮他这忙，也可以保着不倒，还提升。后
来三结合，他们俩都结合进去了，都当了厂里的头头。
   有一阵他们逼我逼得太紧。每天挺晚的回来，父亲半身不遂在家等我，怕我出事，一次
他哭了，要到北京告状。我也实在受不了。给我丈夫写信说暂时先离婚。离婚再等他，压力
不是小点吗?他接到信马上回信给我。这信我还保留着。你看——
   毛主席语录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妻子姓名)你好：我已正式得知你准备和我断绝关系，这很好。你的决定是可以理
解的。我坚决支持你这一行动。我本人在离婚这个问题上不准备作什么文章，因为主动权在
你手里。我是一个犯人，我只有要孩子的愿望。孩子做为我来讲，是我后半生的寄托和希
望。我也不能不为晚年想一下。我现在没有给孩子再找个继母的想法。就是将来也坚决不会
有这些想法。我不是出尔反尔的人，这点你是体会到的。再说十年出去后我会落什么结局，
你想必是可想而知的。你如果打算要个孩子的话，今后会有更多更好优越条件来考虑，你还
能生养，我却不同了。所以我有这方面的要求。总之我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的。祝你在已经
选择的道路上走得更好。×××(丈夫姓名)1971年4月28日
   我看这信心里挺难过，虽然我们感情挺好，究竟在一块时间短，分开时间长了，感情没
有沟通的机会。我怎么会再嫁别人?我去找法院谈。没想到法院说：“你们单位来过人了，
要你离婚。”我一怔。他们还是走在我前头了。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好人的，法院这人对我
说：“离婚必须双方出面，别人不能包办。”他还说：“你要跟他离了，他在里边日子就更
不好过了，懂吗?”我心里一热，决定不离婚。我想我找到了法律保护，更坚决了。这下厂
里就恨上我了。革委会主任对我明着说：“我们斗不过你，我们失败了。”他们把我调到人
防工程队去挖地道，用苦力惩罚我。我想，老天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我向来连小猫小狗也
没得罪的女人，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大罪？我还够坚强的不是，就拼命干活。这时有人贴大字
报，说我是我父亲的小老婆，那会儿大字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成心糟践我。有时实在熬不
过去了，也想到死。一想孩子和丈夫，不能走这一步啊！我就忍着。总想只要我和孩子在，
他就有盼头，不至于有别的想法。熬死熬活地熬吧!
   最难的还是地震那会儿，房子震坏了，没人管我们反革命家属，家里没男人，真是什么
也不行，单位不管。没人拾砖头盖临建，就用破铁丝网上头盖块油毡，下边糊泥，就怕下
雨，一下雨下边一半就全泡没了，又得和泥糊上；没有电，没人管接，只好点煤油灯，晚上
刮风时，风都透进来，灯一晃一晃的，惨着呢。我们老少三个人挤在一堆，将就着睡，就这
样睡了好几年。
   丈夫：我们那会儿写信，纯粹是给队长看的，都要检查，不敢写嘛；后来慢慢才好点
儿。您看这几封留下来的信，怕您不明白。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爸爸妈妈您好！
   儿没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没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犯了严重罪错。革命群众为了挽救
我，将我送到公安局学习，现在在由解放军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
请父母放心，我有决心改正自己的罪错，重新做人。儿在这学习一切很好，请勿惦念。每天
在也解放军亲自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学习。父母见信后把如下东西送来：肥皂、牙
膏、暑药、裤衩、夹被、中号搪瓷缸。
   儿××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
   毛主席语录：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妻子姓名)好！本月收到你两封信，全为我改造不好着急，心里感到非常对不住你
和孩子。我经过队长教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下决心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
础上加深认罪，看清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丢掉幻想，扎扎实实改造，请你放心，
我今后再不会做使你伤心的事情。
   (这里说的抱幻想，是说我打七０年以后一直不服，往上申述，前后总有二十多次，每
次他们都这么答复：“你的判决出入不小，，阶级报复可以考虑去掉，出身可改回来，工
人。但现在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些问题以后再说。”这就完了。保卫嘛
“文化大革命”，都是借词，事实他们跟军宣队里的个别人勾在一起，不肯为我翻案，要
不，不就等于说他们是整错人了吗?)
   我每次看到信皮上总有眼泪，信纸上也含着你的身影，我也曾下决心好好改造，因我抱
的幻想太大了，失望的心情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把你的关怀不是作为改造的动力而是作为
压力，错误地对自己的罪行不认识，有思想不向政府讲，和个别人乱说，经队长耐心教育不
听，反恨队长。就是这样队长还善意的耐心地教育我。我对不起政府队长的教育，对不起你
时时惦念的心情，更对不起无知的、只知道找爸爸玩的孩子……我听从政府队长的教育，他
们是我真正的亲人，他们会教育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光
明大道前进。我再也不会像犯罪前那样胡来。我相信我会尽快扭转错误。队长这样耐心教
育，看到你的来信，他立即教育我，要我多替家里考虑。队长为教育我用了很大脑子，用尽
了各种办法，为的是叫我们快点团聚。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罪行缺乏明确认识，今后我
一定在队长教育下好好学习有关文章；结合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找出
我当初犯罪时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论危害，看影响。当然我的水平有限，尤其是世界现
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希望你多多帮助。……我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不要为我伤心，我是犯
错误了，但我有决心改正它。队长这样教育我，你这样关心我，我会比别人转变得更快更
好，请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想念我那孩子的病，可曾见好?咱爸病怎样?咱妈病怎样？××
×(丈夫姓名)75．3．8
   (您看这信不是纯粹写给队长看的决心书吗?让我找阶级根源，我根本就是工人，出身也
是工人，哪儿来的资产阶级的根源?我没犯罪楞叫我认罪，自己批，我那点文化水平，上纲
上线也得有水平。现在想想那时也是没法，不让队长高兴点，他就不让你和家里人见面，这
手儿我最受不了。不过您要细心瞧，有些话还是夹在那里边了，瞧出来了吗?)
   ××(妻子姓名)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我们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学习，
增强改造的信心。我通过学习，劲头更足了，坚信党的政策。请家中放心，我各方面都好，
身体挺棒，就是见老，136斤，吃得很好也很多。
   (我也只能这么说，要不他们就更放不下心了。在我们那儿哇，有句俏皮话，叫“长吃
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头吃饺子。”懂吗?菠菜长了的时候、韭菜老了的时候，没人吃
啦，卖不出去啦，才轮到我们吃；一年到年三十才吃一顿饺子，干了一年，干到头了才吃一
顿，哈……天天吃窝头，可这能叫家里知道吗？有一回十月一日，我们这儿开斋，吃了一顿
炖肉，每人这么大点儿一块。这么长时间没吃着肉，按理该馋疯了，没想到一看见肉犯起恶
心来，大吐。那时候傻不叽叽的，还不知道这是有肝炎了。)
   我精神比过去开阔多了，胡思乱想也少了，请家里放心。近来你身体、精神、工作怎
样？我非常关心你的生活情况，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好几个月没收到你的来信了，有些东
西脑子里连个概念都没有了，我的家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有谁能告诉我?我算着时间(出去的
时间)也快了。×××(丈夫姓名)1974．10．9
   妻子：记得他刚进家时，我像是在做梦，因为我总梦见他回家的情景。真的一来，反倒
像做梦了。我们还是住临建那破棚子，站不直身的小窝棚，但我心里温暖极了，因为这里真
正住了一家人了。
   和他重逢后的第一夜，我们几乎没说话，对脸瞧着。我忽然觉得我年轻了，又重新回到
十年前的样子。我不敢轻易问他狱中的生活，怕他伤心，也怕自己经受不起，我们的精神都
太脆弱了，再经不起任何折磨。我看着他睡了，我想起这三千六百个夜生活，只有星星和月
亮跟我作伴，无依无靠，眼泪就流出来。
   本想丈夫出来我就有依靠了，没想到他比我还不行，经不起风吹草动。他每天拿大棉被
裹着身子，坐在炕上，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整天，连坐好几天人都没缓过劲儿来。和我也
不说话，眼神楞楞着；从前是那么爱说爱逗的人，大概在监狱里整的。我们地震棚本来就不
点儿大的小窗子，他还嫌大，用报纸贴上大半个，只透一点点光，这样他舒服；他怕光，怕
声音，怕外边的一点点动静；人也瘦得像草棍了，好像风一吹就能吹跑赛的。
   还说他每次来信，我都翻来复击看好多遍，明知是写给队长看的，但这是他亲笔写的。
我当时根本没人说话，看他的信就像是和亲人说话了。我也给他写了好多信，可惜出狱时全
部销毁，不让带出来一个纸片，全烧啦。
   丈夫：她那些信写的比我写得好多啦。她好看书，不赛我。那些信要现在全留下来就好
了。不过我这些信，从未给我儿子瞧见，没嘛好作用。我也不爱想这堆子事了，吃不消，不
愿勾心事。另一方面，孩子知道了心里会有压力。我愿意他上进，靠拢组织，也伯他知道这
些种下复仇的种子，生出些乱七八糟不健康的想法，害了他。反正我们这十年很少再提它，
就当没那回事算了。
   妻子：其实哪能啊！他这十年变多了，现在变回来一些，还是不太多说话，总不大合
群，喜欢孤独。要不是跟您，跟别人不这么说，从来没这么说过。这回倒像“文革”前那样
了。那十年中我们很少交流，接见一个月只有15分钟；那么多人，有人看管，什么也说不
了，信又不能写什么，只有那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他一来我觉着都陌生了，不光是人的外表
变样了，整个精神全变了，变化太大了，人全傻了，傻子一样。刚回来那意思，全不对了，
特别迟钝，感觉全不对了。
   您说我那小冬，现在大了，上高中了，可有点性格孤僻，向例不爱跟其他小孩一块玩，
和别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院大娘总说，你们小冬小时够可怜的，我还记得他渴了吃的墩
布上的冰柱子呢；那会儿发工资吃顿捞面，买两毛钱的肉，就把孩子美得要命。他倒是听
话，懂事。可打小就不愿跟人家玩儿，怕人家问他爸爸在哪工作，也怕知道事儿小孩和他吵
起架来，说他这个短儿。现在小孩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身体也不好啊，营养不良，十岁了还
尿炕，身体亏，提不住气，所以等他爸爸回来退钱以后，他总带孩子去吃好东西，想把那十
年补回来给孩子。
   丈夫：到后手落实的时候，补发了我四千块钱工资，给四千，判我十年刑，你他妈给四
百万我也不干，谁愿意无缘无故在里边儿蹲十年？进去时说实在的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出来
我成了半大老头，落了一身病不说，精神上受多大影响。现在有些个个体户，一天就能挣一
千块钱，难道说我这十年就值他们四天?再说，害我们的那些人现在还都过得好好的，一个
一个还都人模狗样的。我耽误十年，比他们工资少三级，总也赶不上去，你说我能不气、不
冤吗?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有时气得直“卷”大街。他们欺侮我们时不讲法律，现在
又讲了，他们倒没事儿人儿了。我告您，我的苦受够了，也该报复报复了。让他们也尝尝受
苦的滋味儿。我在监狱那前儿，就想过要报复。好家伙儿的，用反革命名义把我关进去，想
让我老婆和我离婚；她不肯，就硬不叫我出去。我在监狱就想过各种办法，咱也不急，常言
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先熬出这十年再说！
   刚头不是说到报复吗?我来这手，不跟他们拼硬，我要折磨折磨他们的精神。当时整我
的，打我的，暗算我的，我心里都有点数，到底十年了嘛。我一补发工资，就在和平餐厅摆
了两桌，我挨个请，我也会说，我说，“咱把仇恨记在‘四人帮’身上，向前看；你们是害
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老×心胸宽广，只当没那些事，既往不咎嘛。咱们呢，低头不见还抬
头见呢，不能总别扭着，还是好朋友，对吧，该干嘛就干嘛，今后一块好好工作。”结果，
您猜怎么着，他们真一个没来，不敢来，越不来你越知道他心里有鬼。我是正大光明的，我
怕嘛。我当时想，他们真来的话，我也免不了来点二楞子话，结果一个没来。后来我们书记
总到家里来找我，也怕我报复，总哄我。说帮我落实房子，说让我有嘛事找他解决；另一方
面，还暗示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今后只要你不找我们麻烦，我们保证不找你的麻
烦。”我想你来这套呀，我就说，把我家抄走的书桌拿来，这桌子正厂长在用；我也不管你
多大官在用，我马上要他也得给我腾。我非得栽你一下不可，当时抄我家时候也没预先通知
过啊；还有卫生室那个茶几也是我家的，拿来。他们要给我买新的，我不要，偏要我自己那
个。我不要赔新的，就要我自己那个。我说，给我拉到当院，绘我砸了，他们就乖乖地给我
抬出来，我劈哧啪嚓把它砸了。还有我们家那些被子，也全要来当着大伙撕了。我这也是出
气，出气给他们看看。我老婆养孩子在光铺板上，一条被子也没有，现在这些被子拿来，我
看着也有气，根本也不打算往回拿。还有好多东西，他们都早都贱价分了，这就没法了。
   有些对头不敢呆在这厂里，我一回厂，他们一个个全调走了，就是当初整过我的那些
人。有一次我碰到那个革委会主任，就在她新调去的那个单位门口，我就“呸”地啐了一
口，“卷”了她几句，骂她“操她妈的”，她不敢搭碴儿，她不敢，装没听见，心虚啦。我
想故意刺激她一下，让她在单位门口蹦，出出她的丑，谁让她干那些缺德事呢。还有检举过
我的那个哥们儿，我采取嘛法儿报复呢，我没事就往他家去串门，让他总揪着心。我一去，
他们一家子紧张，我没事还总去，跟他一块看电视，聊闲天，他特别客气；心里有愧，他大
概怕我给茶里投点毒嘛的，坐立不安哪，有一次我去找他借工具，他拉开箱子叫我随便拿，
您知道干活有种三角刮刀吗?我拿了把刀，又问他有没有油石，就是磨那刀子的石头，我是
成心的。他当时紧张极了，眉毛直跳，简直就认为一扭身我就会捅他一刀子赛的。他就总这
么紧张，要是精神上脆弱点啊，非得精神病不可。不过，一连两三年下来他就挂相了，脸色
不好看，人也瘦了，明摆是给折腾的。还有几个打过我的，见我面能躲就躲，心虚啊，好家
伙！给人家害了十年哪，能不心虚吗，不过还有些弟兄，对我还真不错，我逮进去以后，他
们过年还偷着送我家里点白菜嘛的，我老婆孩子有病也去看看，照应照应。这些人咱永远不
能忘，患难知人心嘛。
   妻子：他不在的那些年，也就靠这些个朋友啦。不过他们也不敢啊，总是偷偷的怕让人
知道，这也算划不清界限。那些人也会抓碴儿的。那会儿我只觉得我没有亲戚，所有亲戚全
不见影儿了，想甩也甩不掉我们这家倒霉亲戚呢，又穷。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家
没事了，退钱了，一下子好像亲戚全冒出来了，也不知打哪冒出来的，我对他们也客客气
气，可感情一点也没了。不过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会儿谁不怕事蚜，也难怪他们，我不
记恨他们。
   我想说，虽然那时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不怨谁，怨也没用。就盼着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
的老百姓，可别再倒霉。老百姓没权没势，倒了霉没办法，只能受着。我自己现在挺满足
了，人没死，一家人又团圆了，又有一个小孩儿，挺招人喜欢，我知足了。这么对待“文化
革命”行吗？
   ***这十年毁灭不了的，都能永恒。

townking

第11章　笑的故事
   1968年30岁男
   F省S市某外贸公司干部
   头一个发现他不会笑的是个政工干部——一顶宁静的小帐篷——“忆怪事”时被“忆”
出来——面对毛主席像的表情像哭——工宣队土法上马——一个不会笑的人成了笑料——突
然间竟然大笑不止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故事，本来是我自己想把它写成小说的。特别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奇
妙的情节，它自我就完成为一部绝对精彩的荒诞剧。可惜我不能写！一是因为这故事的主人
公是我亲戚，二是这故事完全不用再虚构，照原样写出来就足能把贝克特、尤涅斯库那些荒
诞派大师们气死。我一想，你的“一百个人”里肯定没这种典型，送给你吧！你这家伙，好
运气总是自个儿去找你，而我总是到手又飞了，没办法！但你必须答应——事后还给我一个
好故事怎么样？咱可谈妥了，君子协定？呵哈，当然我不要你还，我是因为你那“一百个
人”里不能没这个典型，才拱手相让，自送给你的。我来讲——
   我相信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喜怒哀乐中，以笑的表情最多。
   哀与怒，反应到人脸上，只不过有限的几样，可是人笑的表情就无穷无尽。你闭上眼好
好琢磨琢磨人的各种笑吧，多丰富！比方，大笑、微笑、傻笑、憨笑、狂笑、疯笑、阴笑、
暗笑、嘲笑、讥笑、窃笑、痴笑、冷笑、苦笑……哄笑、假笑、奸笑、调笑、淫笑等等等
等，还有含情的笑、会心的笑、腼腆的笑、敷衍的笑、献媚的笑、尴尬的笑、轻蔑的笑、心
酸的笑、宽解的笑、勉强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对，还有皮笑肉不笑、止不住的笑或仅仅
笑一笑，还有！另外一类的笑——含泪的笑、哭笑不得、似关非笑——仿效第八代评论家擅
长模拟最新学科术语的方式来说，这属于“边缘的笑”、“交叉的笑”或叫做“包容多种内
心机制的笑”。瞧，你也笑了，又是一种笑——蔫损的笑！
   当今工具书热，单是各种笑足足可以编写厚厚一大本《笑的词典》，供给心理学家、精
神病医生，以及官场里察言观色和初学写作者挑选词汇使用。人这样会笑，富有笑，可是我
姐夫居然一样儿也不会。这怪人，他不会笑！
   头一个发现的是天才。这天才绝不是我姐姐。我姐姐是中学教数学的，她只对等号两边
的数字最敏感，对人稀里糊涂，不然也不会二十六、七岁才谈恋爱。我？不，你错了。在中
国对人敏感的，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工干部。头一个发现我姐夫不会笑的是我姐组学校的政工
干部小魏。当他把这个天才发现告诉我那糊涂姐姐时，我姐姐竟然说：
   “你只在我家见过他一面，可我认识他快一年了怎么没看出来？要说他人呆板，不爱
说，倒对。说他不会笑，胡说！人怎么能不会笑？”
   那时，我姐姐正爱他爱得发狂，天天一下班两人就粘到一块儿。那些搞数理化的人，理
性思维的人，一堕入情网，比咱们更海阔天空、神魂颠倒。我对爱情有个解释：爱情既然是
爱自己所爱的，实际上都是爱自己。对方都带着自己假想或梦想的色彩，把自己的笑当做对
方的笑，将自己的感情放在对方身上来感动自己，对吧！要不那么多人为爱而殉情？它一
完、自己也完了呗。所以我又认为，初恋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精神失常期，进入一种幻觉状
态。小魏的话好像摔出根手指头把我姐组从幻觉中捅醒。她认真一想，居然想不出他笑是副
什么样子！她就决心试试自己的恋人是否当真不会笑。赶巧那天是我姐夫生日，他属猪。我
姐姐还真有办法，跑到商店挑选了一只滑稽透顶的小肥猪，屁股上有个笛儿，一捏吱吱叫。
她用彩纸包好，揣在衣兜里，当晚两人约好在海天门公园会面。她领他定到一盏葵花灯下，
为了能看清楚他的脸。她说：“我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说完紧盯着他的脸，心想他照
理应该露出风趣的或者好奇的微笑，反问她：“你要送我一个什么好宝贝？”
   他确实也是这样说了。但我姐姐头次发现这家伙的脸皮就像结冰的河面，没一丝笑的微
波漾动。太可怕了！难道他真不会笑？这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鉴定。
   我姐姐沉住气，打衣兜里掏出礼物，还尽量装得挺高兴，说：“给你，自己打开看
吧！”
   如果这家伙看见小肥猪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议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运
撞上了。
   后来我姐姐告我，当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他打开那包里装的是颗定时炸弹。难
以想象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剥开那美丽的花纸时，神气好比在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信
封。小肥猪露出来，他手一捏，吱地一叫，任何人都会给这玩意逗得大笑，但这家伙只是连
连说：“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极了。”那张死脸就像两扇关得严严的门，一动不动，
门上还挂把大锁，贴封条，千真万确——是表情的残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那天真把我们全家吓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全
懵了，想劝她都不知该怎么劝。我不信他真不会笑，后来见面一试，果然真不笑。逢到特别
该笑的时候，他只是咧咧嘴，“嘿嘿嘿——”。像笑声，但嘴角决没有半点笑意，脸上的肉
像冻肉。
   那段时间，姐姐很少见他。大概怕见他，怕他不笑。偶尔他来，姐姻不拿眼瞅他，局面
挺僵。我为了缓和气氛，禁不住说几句笑话，我注意到，此时姐姐却又不甘心地瞥他一眼，
巴望那张死脸上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笑来，但每一眼都是一次打击。我想劝姐姐算了吧，这
样下去会犯神经过敏，再说和这怪家伙生活一辈子太没劲了。整天面对着一张“阶级斗争
脸”，生活中一切欢乐都没反应。两个人之间“意会”的事多半都是用笑表达。笑是最好的
呼庞，笑还是生活中的一种溶解剂，人和人沟通的最便当的渠道……可没等我把这些见解告
诉她，却发现她竟然离不开他，这事儿就麻烦了！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大学念经济，在学校是绝对的尖子；他的英语，照
我的话说，比中国话说得好。做事极认真，守信用，尤其遵守时间，又爱干净。虽然只有两
件衬衫，什么时候看都像新的，补丁在他身上像装饰，这些都是我姐姐从骨子里喜欢的。
   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
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
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
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
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
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从他俩的关系上我还发现，原来女人比
男人更需要体贴。有一次两人约好去看话剧，说好在剧场里见。吃晚饭时忽然刮风下雪，有
人敲门，他来了。我姐组说：“不是说好都到剧场去吗，你怎么来了？”他脸上没表情，嘴
在说：“别又忘了戴口罩。”我看见姐姐回屋翻抽屉拿口罩时，脸上有种幸福的微笑。女人
要的就是这个！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
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于
是我改了主意，想撮合他们了。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得很巧
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我看他并不觉得自己
不会笑。既然这不是种病态，他身上就什么也不缺少。
   一天我看书——是哪本书，我忘了。书中有句关于爱情的话：“不要看他的脸，要学会
看他的心。”
   我就把这页打开着，放在我姐姐桌上，等她看。第二天我姐姐上班去，我再看，在这句
话后边，姐姐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谢谢你！”我知道姐姐这三个宇是写给作者的，也是写
给我的，从此这场别扭就在他们之间不知不觉渐渐消失。后来他们结了婚，姐姐搬到他家，
又有了孩子。有时我去她家串门，并不觉得我姐夫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使他们的生活缺少什
么。不笑，自然也没有假笑；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她对他报以感激的微笑时，他那张没有
任何反应的脸反例好像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有时，我姐夫和他们心爱的儿
子在床上翻滚打闹，弄得小家伙哈哈笑得喘不过气来，我姐夫的表情却依然严肃得像个摔跤
运动员。我发现，姐姐在一旁笑眯眯看着，仿佛听到这怪家伙心里开心的笑声……一个能体
会别人内心的人是幸福的。我觉得，我姐夫这张无言的脸就像一顶宁静的小帐篷，我姐姐就
躲在这小帐篷下，和他一同享受着人间的一切温馨。
   听到这里，你肯定沉不住气了——我骗了你！哪来的荒诞，分明一个诗情画意的故事。
别急，别急！人都是正常的，荒诞都是生活的强加。换句话说，荒诞是生活的本质。
   我还相信一位哲人的说法：一样东西带绘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时还带绘你不
幸。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你还记得“忆”是什么意思
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
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
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
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分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
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
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绘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
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
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入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
“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
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我们调查了他孤儿院的老师，还有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
都说他会笑，笑过。我们有一大堆证明材料！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
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性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
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
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
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莫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
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
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
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
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
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
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
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
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
是真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
子都龇出来，硬堆在颧骨上的肉痉挛般地狂跳起来，扯得眉毛直抖。样子像很疼，很痛苦，
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
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
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
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
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
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
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
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
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
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
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
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
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可是他
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
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
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
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入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
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
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
地绘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不笑的入，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
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
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我姐组流泪了，对他说：“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组夫的自卑。从
我看来，一个没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远阴天。尽管他们仍旧相依相爱，但总感觉有种压抑感
使他们的屋顶也矮了两尺。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到他们家串门，我自己也不会笑了。奇怪，
我怎么也不会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家，桌上有个裂成两半的小镜子，我无意面对镜子
想笑笑，一时竟然不知脸上的肌肉怎么动，嘴一咧，哟，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气一样。我吓
了一跳，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嫌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
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
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多年搞运动，培养的人专长都只会搞运动。人到
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
手。可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会笑，怎么能接待好外商？谈生意准砸锅。但除
他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拿他将就一时。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
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组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成了公司那帮头
头向上卖好邀功的资本。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
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还搬了家，住进一套三居室
外带大客厅的公寓房，一个当今中国富裕家庭必备的器物应有尽有。姐姻经常穿着他从国外
捎来的新款式衣装，佩戴小首饰，高高兴兴去亲友家串门。再不避讳他而随心所欲地想笑就
笑。他呢？专车，小西服，头发搞得贼亮，只是那张脸依旧不笑。可这不笑的脸却处处受到
欢迎，在酒店宾馆里受到高质量的“微笑服务”，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
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
边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样一下子如
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
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受身体里
什么东西惊动时那一声。跟着“咕、咕、咕”连着响起来，好似有东西在他喉咙里憋着，很
难受。我组姐以为他得了急病，一看他的脸挺滑稽，随着咕咕响，两嘴角像有根线往上扯，
一挑一挑，脸上的肉乱扭，那双从没弯过的眼，居然弯曲成一对打卷儿的小柳叶儿。我那傻
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鸭！”
   这话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于爆发了似的，大笑起来。他竟然笑了！而且不
是以前那种怪样，而是真正开怀大笑！我姐姐说，当时他脸上的五宫就像花开那样，所有花
瓣都和谐地张开……更是不可思议。但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吓傻，以为他疯了，问他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姐夫摇着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电视上那两个相声演员一
眼，笑就会加剧一阵，直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姐姐扶他上床，赶紧打电话绘
我，我赶去了，只见我姐夫蒙头裹着被子咯咯地笑，整个身子在抖，擂得床架子嘎吱嘎吱
响，好像得了寒热病。我掀开被子看他，确实在笑，但枕头上泪湿了一片。我问他：
   “你怎么了，难受吗？”我姐夫一边咯咯笑一边告我说：“我止不住了。”
   我给他吃了两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呼呼大睡。今天姐姐早上告我一个奇迹，他脸上竟
然出现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简直不可想象。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一个表情也不放过——它显示了文革的绝对权威。***

townking

第12章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1966年43岁男
   U市S县文教局留用人员
   我就是不请他们吃饭——梁山大寨主——这边是共产党员，那边是右派——老子才不摘
帽子呢——在房顶上的一段自白——写给中央的信全打回来了——我咋是唐.吉诃德？
   老子是右派？谁是左派？他们？他们都是共产党的败类，是丑类！老子才是堂堂正正共
产党员，你问问那些打我右派的那些败类去，敢不敢跟我嘴对嘴辩辩？现在不敢？哼，当年
他们也没敢过！从根儿上说，我祖祖辈辈连一个中农也没出过，全是贫农，老子十二岁就当
儿童团员，那时日本鬼子把长城脚下控制得密不透风，还在长城上修炮楼子，监视八路。我
在儿童团岁数最小，常给八路军买东西送东西。传鸡毛信，捎口信，站岗放哨，我全干过。
往后又加入了八路军冀东十五分团，扛过枪，打过仗，我口音好，膛音高，在“长城剧社”
当司仪，演过宣传戏，在八路军里学的文化。老子是干革命起家的。把我这种人打成右派，
你说是不是瞎了他们的狗眼了！
   为啥打我右派？他们结党营私、溜须拍马、损公肥已那套我看不惯！我顶他们！我解放
初就在A县县委工作，是省委派我到S县一所中学当头儿。那时中央有《中学管理暂行规
程》。中学归省委管，我当然不买县里那帮假共产党员的帐！他们三天两头把亲友子女往我
学校里塞，都想不经过考试就插班上学，这不要乱了王法？有个区长，他兄弟十九岁，长得
像条汉子，居然还报考中学，又托人在全县四千多份考卷里查他兄弟的考分，结果三门分数
加起来也不够五十分，他非叫我要，我咋能要？一个小小区长就这么厉害，更甭说县里那帮
土皇上。我他妈火了，对他说：“你弟弟这成绩，人又超龄，老实在乡下干活吧！”气得他
大红脸，一声没吭甩袖子就走了。这都些什么东西！
   不正之风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共产党打天下时这些东西显不出来，打完天下后全暴露
出来了，咋办？我是共产党员，能由着他们胡作非为吗？县里、区里、乡里那些头头到我学
校来，我就是不请吃饭，要吃自己到食堂里买去。八路军不吃人民小米，这规矩到共产主义
也不能变，变了就不叫共产党。你当初咋骂的人家国民党的？咋得了天下也弄这套！我不能
光说别人，自己一步两脚印，从来不拿学校一点点东西。逢到干活劳动，背砖、抬土、挖
沟，我带头，背砖背得最多！那时年轻，能拼。再和老师们坐在一起，他们咋能不服气你？
这学校原本只有两个班，硬叫我给立成个全专区的重点中学，一百二十个教职员工，我是校
长兼书记，党政一把手。县委那些假共产党看得眼红了，变看法儿想插手。你要干正事，我
叫你插，弄邪的，没门儿！来了就撞回去！我脾气不好，一顶就是重重一家伙，不绘他们面
子！给了一次，他们二次还会愿皮笑脸再来。你想，他们咋不恨我？
   五七年借着形势就把我弄到县里整我。说我是“梁山大寨主”，搞“独立王国”。当年
扩建这学校时没老师，叫我自己去找。这些教师都是县教育科从各乡摸底上来的。好样的知
识分子不多，破烂多。净是些少爷羔子，念过几年私垫，要不就是做过些伪事的，哪有历史
特别清白的？太清白的也念不起书呀。这就说我是“敌、伪、党、团、特”的“黑头子”。
想拿这些大帽子把我扣死。一下绘我降了五级，从十七级降到二十二级，工资降下几十块
钱，党内处分是留党察看。我咋能叫他们这群败类制服了呀，非要跟他们争争谁是真正的共
产党员。再说老子是省委经地委派来的干部，凭啥由他们整治。官司打到地委，地委派工作
组下来一查，好，老子没事。结论是：
   “×××同志工作中虽有缺点，但不予处分，恢复工作和待遇。”
   你想县委那帮假共产党哪肯轻易的放虎归山，对地委工作组耍阳奉阴违，等地委这些人
一定，压住结论不落实。我人就给挂在县文教局，没等我再闹，反右开始，他们又得手了。
在县里开文教系统大会，把我们学校很多人也叫来，每人必须揭发我十条罪状才准离开会
场。—家伙就几百条罪！等他们把这些罪状搞好辫子跟我在大会上见面时，我火了，骂他
们：
   “你们都是歪嘴子，捏造，一条罪状也不能成立。要说罪，你们整我这共产党员才是有
罪，反革命罪！”
   他们把我撵出会场。怕我在县里，打不成我右派，就派我下乡组织生产，还叫老子当工
作组长。今天派到这儿深翻土地，明天到那儿灭蝗，修水库，修路，抢收。无论在哪儿都是
干革命，老子都是好样儿的，防汛堵口子时我带头第一个往水里跳，差点叫洪水卷走。但我
有一条，在任何地方干完了，都叫当地党组织给我写一份鉴定。我相信组织，按组织原则办
事。这期间我两次被评为模范，还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是按优秀党员八项标准评上的。
看吧！看谁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是实打实的，哈哈哈哈。
   可就在这时，他们已经把我捏造成右派了，是在万人大会上宣布的。开会那天，所有被
定成右派的都非去不可，惟独不叫我去，说怕我一去把会场闹乱，你说他们兴这么干吗？我
在这边是优秀党员，在那边是右派，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事后他们来人了，叫我回县文教局。对我宣布右派结论，叫我签字，履行手续。县委没
出头，怕我骂他们，是由文教局人事部门的小干部们宣布。我进屋数一数这天被宣布的人，
除去我还有十五个。一个小小县文教局就十六个右派！那些人都灰头灰脸，套拉脑袋。我昂
首挺胸不在乎，吓得这帮龟孙子不敢先宣布我，怕我闹，把我留在最后一个宣布的。—我一
听说我“右派”两字就火了，还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什么？娘的！我猛一拍桌子，桌上的水
碗、墨水瓶、钢笔都蹦起来。我大叫：
   “无效！要真的这样，共产党就不叫玩意儿了。那就用不着你们开除，老子加入都不加
入！”
   这群王八蛋！不吭声，指指“结论”那张纸，叫我在上边签字，我一把就撕了，骂他
们：“老子当年当教育科长时就管你们！你们现在一手翻天，想治死老子，滚蛋！丑类！”
他们绘我骂得脸没处挂了，还想打我。我伸出手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看见没有，我两手
都是横纹，自古以来，两手横纹的，打死人不偿命。谁不知道我手黑？日本鬼子反动派，老
子全打过！镇反时老子是专区审判小组的，几个人一定反革命就崩了它，老子有枪也敢崩你
们！打我右派，你们敢叫中央知道吗？”吓得他们脓了，哈哈哈哈。
   这右派我从来就没认过。他们也不敢当面说我右派，但右派是定了，工资再降下四级，
三十一块钱了。可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不发工资，老子也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开除
党籍？不算，除非中央说话！那时我只要见到县委书记，就嘴对嘴跟他干，吓得他不敢跟我
说话，一碰面就躲开。地委也没办法，就把我调到另一个县的中学当劳动教员，我在那儿干
得不错。这学校的党支书是转业军人，见我不是右派那样人，冤枉了，六一年给右派摘帽时
他提出给我摘帽。我说：“谁干的，谁自己来解决，你别管！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多两
宇，一摘我反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我是左派！”
   我手没闲着，写了无数申诉信寄到省委和中央，中央忙，未准能有时间看我的信，我就
不停地写，不停地寄。早晚中央知道了就会过问我这事，不会不管我。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
好的。俗话说，经是好的，都叫下边歪嘴的和尚念坏了。
   文革一来抓走资派。说实话，我想毛主席肯定知道下边干部这些问题了，确实应该教育
教育干部，清除那些变质的假共产党员了。中央英明，这是发动群众，想把党搞好。后来
“文革”闹大了，我一直认为又是下边那帮人搞的，搞乱了好浑水摸鱼，保护自己打击好
人。从心里我没有反对和抵触过文化大革命，中央发动的就不会有错。
   当时北京传来消息斗黑帮，学校的书记、校长、教师尖子都绘弄进牛棚。我这个名牌右
派当然也进牛棚，叫我做黑帮大队长，带领这些人学习干活。有一次，学生们把我们弄到县
里的集市上批斗。被斗的人一个个拉上屋顶，在房上斗，交待问题，群众在下边喊口号，他
们把我也弄上房，叫我认罪，我想这正是我说话的机会，我对群众开口说道：
   “我是××地方人，贫农出身。你们由这儿打个电话到我的村子，就能问出我的根底。
共产党不是讲阶级路线吗？咋不斗争地主富农斗我贫农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是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咋不斗国民党反动派斗我呢？第三条，我当年是儿童团、八路军，打过日
本鬼子反动派，枪毙过反革命，咋对革命有功的人批斗呢？我有缺点错误，可我受过表扬，
玩命干活，拿我斗有啥好玩呀！我爱护学校，现在这么乱，有人偷学校东西，偷凳子铺板啥
的，我就跟他们抢，保护国家财产，昨还斗我呢？”
   我有理，一讲，下边的人立时就泄劲了，学生们便胡乱喊些口号造造气氛，把我弄下房
来。
   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根子红，这些人里属你最好，出身历史最过硬，要不
咋能叫你当黑帮头儿呢！”
   哈哈哈哈，是呵。我说：“我知道现在正在文革，《十六条》里明文规定，历史问题运
动后期解决，我耐心等着吧！”
   可没多久，上边说有问题的都遣送回老家，多半又是那些人使坏怕我闹吧！我临走时
说：
   “我的材料请你们保存起来，二、三年后我还会回来解决。”
   谁知他们嘿嘿笑，奚落我说：“回来个屁！哪儿还有你的天下，别说梦话了！”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他们说：“美的你，共产党早不要你
了，滚吧！”
   真是翻天了，这群王八蛋！
   我就被遣送到长城脚下，回我的老家。在老家，乡亲们对我都知根知底，谁不知我家祖
祖辈辈贫农，是小八路又是老八路，没人斗我玩。我在家干活呗！庄稼活也是干革命，我天
天出工，没偷过懒儿，还是一步两脚印，一年里出三百多工。我一直保存着一本刘少奇写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上偷偷拿出来看。这本书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些人说文革中遭陷
害怎么痛苦，干啥痛苦？你是不是真正党员，掉脑袋都不怕，怕啥诬陷？可我心里堵块石
头，气出不来。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边这些事，一直没断了绘中央写信，可还是见不到回
信。一天，公社书记把我叫去，他一拉抽屉，我怔住了，满抽屉都是我写给中央的信。
   我急了，说：“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情呀，你咋都扣起来呢！”
   公社书记说：“咋是我扣的，是上边打回来的。信上还写着要我们组织群众批斗你呢！
这叫我咋办呀！大哥呵，你听我一句吧，别再写这信了。”
   我泄气了，可还是不服。不信共产党天下变成这样了，我不信！就是天下变，我这个党
员也不能变。再说中国上上下下还有那么多好党员，党的事业就得靠好党员支撑着。我挺得
住，还得斗争。
   为了我这个信念，个人牺牲真是太大了。我老婆没随我回老家，带着一个闺女在T市里
当语文教师，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受那些委屈就别说了。说多了对咱党咱国家没好处。我那
丫头是好样儿的，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砖厂摔坯子，冬天累出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等于劳
改。可她居然当上团支书，如果她爹不是右派，她政治上不更红？我一个儿子好打乒乓球，
在宣化跟日本名将获材赛过一场，获材说他很有前途，解放军队得信儿去要他，一查我是右
派犯嘀咕了。说只要我摘了右派帽子就调他去。公社书记找我，说他给我摘帽子，别耽误了
孩子。我偏不摘，一摘咱就等于认输了。我儿子便一直没调成，我知道他恨我。大地震时，
我老婆被砸死，我赶回家亲手把她埋在院子里的，她到死还是蒙着我这个右派的阴影，我知
道她心里一直怨怪我，她没说过，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两面受委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
共产党争这个理吗？再没这个理，共产党不就真完了吗？
   直到七八年我才平反。我跑回到原先那个县里，一见当年绘我捏造的那厚厚一本罪行材
料，上去抢过来“刷刷”把它撕得粉碎。我朝他们说：“我要是有权，一准把你们这些败类
全开除出党！”
   他们干瞪眼，没话讲。二十年一场官司了结了。嘿，老子对了！党籍也恢复了。一说这
党籍，我还有气。我四九年入党，五八年开除党籍，七八年恢复党籍，现在是八九年。整整
四十年党龄，可我人在党外边却整整一半时间，二十年！咋能不气？反右时我说过一句过头
话吗？贴过一张大字报吗？论成分，论革命历史，论革命工作，论人品党性，哪一样能找出
根据打我右派？要说我这双手，可以说沾满反革命的鲜血；要说左中右，只能说我有点
“左”呢！上边的话我不但宇字照办，还都做得过一点，忠诚呵！把我打成右派，便宜谁
了？
   有人说，你这老头子真行，居然顶了二十年不低头。哈哈哈哈！我凭啥低头，我是替共
产党争真假，分黑白，不能叫那些假共产党把江山改变颜色！现在不是讲反思吗？我反思，
下边的干部政治素质问题严重，以权谋私，你说，没权咋搞不正之风？这就不择手段地争
权。过去打天下是和反动派夺权，现在跟自己人夺权。中央的政策到他们手里全变了，变出
好处往自己口袋里装。你反对他，他就想法把你钉在棺材里。真凶呀！这么多年，我顶，顶
到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今天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他娘的那帮人不正之风搞得更凶了，叫
你看得睁不开眼，你说咋办呀！我说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
除了他。我这当然是气话。孩子说我这是极左。我还说，我要给中央写信，重印《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每个干部发一本，不符合要求就开除，鲜桃不要烂的。我孩子又说算了吧，你
这套过时了，行不通了。我说你们说咋办？他们说，你就傻乎乎当你的左派吧，早在二十年
前你就是唐·吉诃德了。啥？啥叫唐·吉诃德？一个串门来的老教师听我问，找来这本书叫
我一看，把我肺都气炸了，娘的！我还是不服。
   ***月亮发光，是为了证实太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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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失踪的少女
   1974年20岁女
   S省T地区插队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
“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北京西直门草打厂根本没有这个新疆业
务员——一幅无济于事、自我安慰的画
   我先说，我得给你的工作来点“突破”。我要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别人的。可这是
我亲身经历的。咱别生拉硬扯，非说这就算我的经历。其实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过
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点疯了。倒不是因为我怕说了受不了，才不说，我这个人心里
呀，往往碰到别人的苦难比我自己记得还清。尤其这一桩。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国
这么大，十亿人，你未必还能找到她。我认真寻找过，但没找到……我说这事行吗，行，那
好，我说。
   七四年吧，那时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学校教绘画。那年春天，挺凉着呢，耍外出给学生们
上写生课。我和另外一些老师负责。那老师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带着学生们先去荷泽，牡
丹之乡呀，在山东。春天牡丹正开花。他先带学生去那里，画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
山水写生。他们走后，我接着就自个儿上泰山等他们。我住在中天门一家小旅馆里，风景当
然挺棒呀，上边险峻，下边幽深，往西边还可以山前山后转来转去，可不巧赶上了下雨，春
雨没有利索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画雨景，一边等学生们，可怎么也等
不来。我听说荷泽那边雨更大。照理说牡丹遭雨一打，全败了，怎么他们也不来呢。是不是
返回去了？山上没电话，写信一个往返不知要多少天，还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
再捎上来，那可就没准儿了。我算给困在山上了。过了几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
景儿就出来了。满山全是泉水声，瀑布也有了，这在春天是很少见到的，先不说这太美的事
情了，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挺惨。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云彩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如果不赶紧
走，再来场大雨就够呛了。我身上没剩多少钱，必需赶紧走。等我到了山下边，天竟全晴
了。我就到泰安车站买了票；车是下午三点的。随便吃点东西，在车站外找个太阳地歇歇。
连日下雨候车室里又阴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墙的墙跟，搬块石头坐下来，太阳一晒
挺舒服。旁边还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扑克。不知都是等哪趟
车的。还有个卖烟的老头摆个小摊，挺静。春天倒是干净，没有苍蝇跟你捣乱。抬眼瞧，正
对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气势，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闲着也没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画一
画。只觉得一个人朝我走来。
   下意识拾起头一看，是个女孩子，穿得挺破，头发很乱，额前的头发把上半张脸盖住根
本看不见，何况她又是低着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来是直奔我来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
事，她“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干嘛给我跪下。我说：“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不说话，也不动劲，跪在那儿。旁边那个披大棉袄的，看样子像个
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卖烟的，全都怔了，围过来。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
有难处？是吧。”这话一说，这女孩子头还是没抬，可泪珠子就下来了。像下雨的雨点落在
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泪滴，一片。但她没哭声，好像是憋在嗓子下边，发出咕噜咕
噜的声音。我可有点受不了这场面，急着说：“这姑娘，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没钱，我
可以给你，我的车票已经买完啦，剩下钱全都可以给你，怎么，你说话呀，你需要什么我可
以帮助你。”旁边那复员军人开了口，说：“这姑娘人家问你话呢，你别光哭行不行，你有
难处我也可以帮你。你的难处未必是我们的难处，你痛痛快快告我们成不成？你不信我们能
给你解决问题？”一听这复员军人的口音，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是山东这边人，一股于
义气劲儿，梁山英雄那劲儿，叫人一听心里就发热。另外那几个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说。
这女孩子把脸一扬，挺清秀的一张脸，接着全是泪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脸上没一点血
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够劲，一副受难的样子。
   她说了。说得很简单。字字句句都像枪子打在我心上。
   她说她是济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守寡带着她。但都受了父亲牵
连。母亲偏偏太直，为死了的父亲辩护几句话，被弄起来。家里的亲戚朋友没人敢沾她，她
就自己过日子。她没收入，靠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一个家叫她快卖空了。她不懂价钱，受
了不少骗。直到上山下乡就报名，被分配到泰安这地方山区里。后来母亲死在牢里，也不准
她回去见一面。单位处理了结后给一张通知单就算完了。感情上虽不叫她和家里连着，政治
上却把她和家里拴在一起。她说：
   “当地那些人和一块下乡的都欺侮我。大队拿我当四类分子看。我有慢性肾盂肾炎，犯
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队偏不派我轻活干。在农村能干活还好一点。我常没的吃。找人借粮借
不上，借了也没法还。我实在没法活了，就跑出来。刚跑出来时觉得自己自由。可跑着跑着
才知道自己根本没地方去。回济南吧，没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农村去，大队他们肯定不会
饶我，起码打个“革命的逃兵”今后更没好。我在车站上碰到一个人。他是个业务员，新疆
来的，他说他是北京人，现在父母还都在北京。这人三十多岁。他说他是从北京支边到新
疆，没娶老婆。他看我可怜，说可以带我去新疆，但必需嫁给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
是同意，他就带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没主意，请你们给我做主，说我
该怎么办？”
   我完全懵住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把终身大事随随便便交给一个陌生人做主。可是那
时候，就这情况。细一想，她无亲无故，没来路也无去路，走投无路。她又没社会经验，找
谁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个有点头脑、有点文化的人，选中了我替她决断。这就叫
我非常为难了。这是关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选择。我的一句话也许就把她推向一条生路，也
许推向一条绝路。我一向以为自已有点主意。我的朋友们遇到难处，都喜欢听我的分析和判
断，但我头一次感到自己无能。我扭头看看那复员军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看
我，也是一对问号。他那股侠义劲看来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说话。可是她把她的命运压
在我手上了。这分量实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女孩子直怔怔瞧着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无论我
怎么说她都会怎么做。再想一想，那个新疆的业务员要是走了，她怎么办。她活一天，就得
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现在要饭都没地方要去，到处搞阶级斗争，不知你底细谁敢把东
西给你吃？摆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运，又是极现实的问题呀。
   我一急，来了灵感。对她说：“你把那新疆业务员叫来，我们看看他再说行吗？”
   复员军人看我一眼，好像称赞我这办法对。这女孩子一听，脸仿佛都亮了，马上点头答
应，去了。我、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都蹲在一块，等那新疆业务员来。我们说
好，他来了，咱就好好盘问他，别客气。别叫这始娘不明不白的毁了。
   不会儿，那女孩子就领一个男人来。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离高，腿挺短，有点罗圈，上
边一件蓝布大棉袄，提着个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肤给风吹日晒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
明，一看就是业务员，没错。他说他三十多岁，我看起码四十二、三。还没等我们站起身他
就蹲在对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烟卷，飞快抽出一根给我，又拿出几根，一人
一根扔过去，这在业务员那行叫“发烟卷”。我们才要谢绝，他龇着牙笑道：“烟酒不分
家。”凭我的观察力，他是业务员丝毫不用怀疑了。不等我仔细打量他。他眼睛在我们个个
身上来回扫过两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们看透。我看这人过分精明，有点不放心，就问：
“你是新疆什么地方的。”我刚一说，他立即从口袋掏出一张证明信，打开，还用手指“嗒
嗒”弹落里边夹着的烟末子，送给我，又掏出一个红塑料皮工作证给我。一看，确实是新疆
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叫“红卫印刷厂”的单位工作，证明信上说是来买圆盘印刷机。工作证
上还有他的照片，盖过钢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仅没有任何破绽，还叫人心里踏实了。我
们几个把他的工作证和证明信都传着看了，这下不但没有任何疑问，也没话可说，有点犯
傻。他却说了：
   “咱们素不相识，我的话信不信由你们。可还得说一句，我和这姑娘也素不相识，她的
话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带定。我是在这儿等车，看她坐在旁边哭，哭得挺可怜，我
以为她缺钱，要帮她，谁知她一说，是在生产队受气跑出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我
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门草打厂117号。爹娘和一个姐姐现在还住在那儿。我是
十年前支边到新疆去的。原先干车工，厂里看我能干，能跑能颠，叫我出来干业务采购这
行，吃苦受累呗。我一直没结婚。你们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内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带去的，
单身女人也不愿嫁当地人，都想法嫁到内地，好回内地呗。当地的女人跟咱习惯和不来。我
在内地找不到媳妇，谁都明白，嫁给我就等于充军了。条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
也不肯。我就一直没结婚。可你们别以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
乐儿，我也习惯单身生活。要不是碰见这姑娘，我根本没打算结婚。当时我看她怪可怜，无
亲无故，生一个想法，带她回去。可我总不能不沾亲不带故带一个姑娘回去，算哪门子事？
我说是我妹妹行吗？单位人会说，你哪辈子的妹妹呀，怎么以前填表从来没这个人呀，是
吧。我又不忍心看她这样，就说你要嫁我，我管你。说实在的，她一没户口，二没粮食，跑
到哪儿也没法活。我还好，跑这些年业务，地面上关系都熟，再说那边也没这边严。起个户
口，弄个口粮，不成问题。我说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对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
说她才二十，差着不小呢。我这么大人了，也不会欺侮这个小姑娘。我这么好心待她，她将
来也不会对不起我。对吧！她说她得找个人问问去，就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位看，这事合适
不合适，要是合适我们就走。反正再过半个小时火车就来了。要是不合适就算，我走我的。
反正我对得起自己良心了。我才刚说过，我不是非结婚不行，就是同情她。说老实话，我也
是看这个姑娘是个老实人。娶了她也算是福气吧，我一口气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成不成你
们说，她既然信得过你们几位，我也信得过你们几位。我没话了，你们说吧！”
   复员军人和那几个都看我，等我说，大概他们听了这些通情达理的话，也无话可说了。
我说什么呢？我反来复去把那工作证和证明信看了又看，愈看愈投话说。当然，从形象上
看，他们绝对不是一对，完全不合套。一个文气的、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少女，一个是老练
甚至有点油滑的业务员。年龄几乎差着一代。可是如果我说不合适，这男人走了，这姑娘又
该怎么办？我们几个不多会儿也要各奔东西，她一个人没吃没喝没有住处，留在这里，还不
如一只小猫。难道我们中间有谁可以把她带回去？吃喝先不说，谁家都是一间屋于半间炕，
住在哪儿，户口又怎么办。没户口不就是窝藏黑人了？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问那女孩：
“你觉得怎么样？”她一直低着头，不言语。我想，是啊，她找我，不就是叫我拿主意吗？
我只好对这业务员说：
   “如果她本人真愿意，要是真跟了你，你无论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个女孩子，
没父没母投亲人，那么老远跟你去了，一下子几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对不起她，她
找谁去？”
   这业务员马上伸出一只手拦住我说：“您可别这么说，您说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
同情她只是嘴头上同情，我得带回去养着她。要不您带她走，您要能把她带走，我佩服您。
怎么样，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呛火，是说您甭拿咱好心当别的。您想想，我给她买一张车
票回去得花多少钱？到我们那儿也不能马上工作，她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务。我得管她
吃穿。当然我认头，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谁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
气，我撑的？我放着光棍一身轻的日子不过，找别扭？咱再把话说远点，我已经快四十的人
了，还指她生儿育女，还得一块过一辈子呢。尤其在那么老远那鬼地方，只有亲的热才是自
己的，您说对吧。”
   他说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气了。我给他说得闷住口。不单没话，一个字儿也没有
了。旁边那复员军人把话接过去对业务员说：
   “叹，我说，这同志劝你，也是为你好。虽然这始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们俩不是还
没说定吗？我们不认识她，也不认识你，为什么管这事，是看这始娘可怜。你要是明白人，
就懂得我们这些话不仅为这始娘好，也是为你好。对吧！”
   这业务员不大情愿地点点头，他还有点气哼哼，好像我们冤狂了好人。旁边那几位也连
劝带说，那业务员站起身说：“那我谢谢你们几位了。你们看这事怎么办？”眼瞅着我。
   我问那姑娘：“你说这么行吗？”
   那始娘一直低着头。听完我的话，轻轻点了一下头。还直怔怔站着，好像不知该怎么
做。
   业务员对她说：“要是说定了，咱就得走了，还得补一张车票去，再晚怕没票了。”
   那姑娘头还是没抬，对我说声：“我总记住您。”转身跟着业务员去了。这句话可有点
撕我的心。我忽然灵机一动，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住她，跑上去说：“这是我的地址
姓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写信给我。”她接过纸条就哭了，哭着就走了。我一直站着看他
们走远。这姑娘一直跟那业务员保持两三尺远的距离，中间空的那块地方，是远处的车站。
两个气质经历各个方面完全无关的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这个距离，不愿和
他挨近，大概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着，心里
不是滋味。
   事过之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女孩子的来信，我想她肯定在遥远的边疆生活或生存了。也
许在操持家务，也许已经生儿育女。但愿那个其貌不扬的业务员心地还好，能在这艰难世事
中给她一点点温暖。不知为什么，偶然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时，我总带着一点担
心，一点不安，好像还有一点点内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况，想到那新疆业务员在
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门内草打厂l17号。我去了，找到草打厂，非常奇怪，那儿根本没有
l17号，我以为我记错了。再找17号和77号，都不对。我就找到居委会，问一个街道代表
老大娘，她说这儿从来没有这家人，也没人去新疆支边，根本没这个人，我再往深问，她起
了疑心，反而问我姓氏名谁，找这人干什么，还向我要工作证看。那时到处都搞阶级斗争，
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会把我带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应付一下去
了。
   走出草打厂我才意识到，我受了那所谓的新疆业务员骗了，那姑娘也受骗了。我竟全傻
了。已经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卖，可能受到更悲惨的命运，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
深的后悔起来，如果当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无奈回到生产队，也不会落到这处境。都
是因为我！在人家把命运压在自己手上时，自己却轻易的处置了，这究竟不是一个人问路问
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当时不那么办，又该怎么办。跟着我又觉得这是为自己开脱。我这
是没有人性，够不上一个男人。每逢此时，我会自己给自己胸脯来上几拳。
   我不想往下说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姑娘如今在哪里？
   我画过一张画，从泥泞通向远处的阳光。这画是我为这姑娘画的。但愿有一天能把这画
送给她。当然这也是用来安慰自己罢了。
   ***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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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
   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
——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
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
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
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
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
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
“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
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
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
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
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
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
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
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
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
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
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
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
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
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
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
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
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时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
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
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
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
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
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
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
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
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
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
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
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
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时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
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
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
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
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
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
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
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
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
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
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
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
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
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
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
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
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
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
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
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
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
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
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
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
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
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
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
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
——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
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
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
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
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
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
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
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
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
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
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
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
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
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
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
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
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
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
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
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
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
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
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
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
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
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
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
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
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
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
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
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
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
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
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
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
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
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
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
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
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
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
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
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
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
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
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
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
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
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
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
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
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
《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
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
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
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
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
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
“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
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
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
“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
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
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
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
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
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
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申诉给了他一年多，没动静。如果我要是从那天起就满心欢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
折磨自已吗？
   这时我已经不干力气活了。在监狱的建筑设计室给一位当过建筑师的犯人当助手。我会
画画，帮他描图。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来对我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你们家里来人接
你来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儿，见我就乐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书》，就几句
话，说我“在文革的言行，构不成反革命罪，通过申诉和复查，宣告无罪释放。”然后把
《裁定书》恩赐一般递给我，又给了我十几块钱，一些粮票；一叠证明信，用于到派出所报
户口，到粮店登记粮食配额，到工作单位报到等等。别的什么都没有，人就出来了。简单得
和当初进去的情况一样，而且一样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来久别的人间，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奇怪。宇宙飞人回到地
球上也是这种感觉吧。到了家中，亲人的气息，一切旧时旧物，所有眼见的细节一下子都勾
起回忆，忘掉了的又都唤醒，我心里可有点骚动。我终究还是凡人，没成仙。可我没掉泪，
不是我心硬，面确确实实是心淡了。我的平静，大概叫家里的人吃惊不小。也许正因为我这
从外到内整个一个人全变了，才使得家里人哗哗流泪呢！
   一周左右，法院来人给我一张传票，蓝色的，叫我去一趟，并告我：“你可以请公假，
可千万别误会，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
   我一进法院，这位领导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上来楼着我的肩膀说：“来了，来了，这回
头次见面，咱们得好好谈谈，要是不谈，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
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
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
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
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
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
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
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
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
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
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
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
   他的热情带一股冲动。要是十年前，我会拥抱他，可是此刻不过微微一笑。嘿嘿，我早
巳听其自然了。
   人在监狱里和在外边，正好相反。
   在外边，盼好不盼坏；可在里边，盼坏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
你换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吗？坏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妈病危了，老婆怎么样了。要是
反过来对你特别凶，斗你，没事儿，很正常，监狱里还能请你喝啤酒吗？可是如果你在外边
挨斗不正好是坏事？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
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
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监狱里，要认为你管教的好，睡通铺。人多时，一个挤一个，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宽的
地方，夜里撤泡尿回来就会找不着自己的铺位。但要是认为你不老实，危险性大，反而叫你
睡单间。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饭，在里边是永远吃不饱的，饥饿感特别强。我一顿吃四个窝头还不觉饱。每天分饭
时，眼睛都瞪绿了，可是如果今天让你尽情吃饱，这一下不知出什么事，照顾照顾你，这一
照顾准枪毙。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来后，总做梦被关在监狱里出不来，撞笼呵，可是在狱里，从来
没做过一次困在牢中的梦。梦里哪儿都能去，名山胜景，世界各地，哪儿好去哪儿。有的梦
现在还清楚极了。比方一次做梦，在曙光电影院门口，乘一辆大汽车，车上都是熟人，是谁
不知道。车开了，两边全是花园洋房，讲究，漂亮，哎哟，像童话里那样一幢幢尖顶小楼，
各式各样，亮着灯，好看极了。我走进一个小拐角，青草小道儿，挺黑，模模糊糊有个中国
式亭子，式样挺特别，是两个半个的亭子连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里边卖吃的，都是
我最喜欢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这种梦，我放出来后，想做也做不出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人家告诉我说，要把我的书法送到全国展
览，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来，不知有什么坏事，麻烦，跟在后边。
   我并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别激动。你激动是为了什么好事吧，可你怎么知道它
一定是好事？你激动是为了坏事吧，但它真是坏事又该如何，又能把你怎么样？你看我，那
些年在外边费劲挣“安全系数”，好像系数挺高，其实屁用不管。人家对你真的怎么样，等
到揪你时才能看出来。当把你放回来，落实政策了，人人对你笑，挺好吗？假的。因此……
因此什么呢？因此我的老同学说我现在比较任性、放肆。做事说话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
虑别人。这看法我承认。任由别人的结果我尝到头儿了，现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经另跟别人结婚了。她有个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结婚四十天被捕
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说是她抱来的，不是我的。
孩子的模样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时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样来往。这孩
子和我有种异样的亲近。当然，亲近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也不要求说明什么，亲近就足可以
了。事该如此，就是命该如此。
   我自从在监狱里得了附睾结核，性功能完全丧失。监狱里的犯人闹滑精、手淫，我全没
有。出来后也不想再结婚成家，当一辈子人间高僧吧。后来碰到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公开
说，我这方面不行了，没料到她说，她以前生孩子难产，腹腔发炎，动手术把女同志烂七八
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没这方面要求。我们就结合了。两人都没这种需要，谁也不惹谁，
相安无事，互相照顾，反而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真正进入了无欲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
对儿，不，认真点说，应该叫做后天的一对儿。
   有—天，翻腾落实政策后发还的旧东西时，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写的一幅字，很令我惊
讶。好像我写的，又像另一个人写的。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变了，变了一个人。无论如何跟
以前接不上气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却并不伤感。我很清楚，伤感是帮助命运害自
己。干什么再跟自己过不去，就照自己现在这样活吧。别害别人，也别害自己。
   我只相信，谁也无法把我再度变回去。
   ***创造了人的上帝，曾经被“文革”战败。***

townking

第15章　牛司令
   1966年32岁男
   T市某局设备处业务干部
   我的事是怪事——害怕五七年诱敌深入不敢造反——马季相声《牵牛记》牵上我爸爸—
—这外号又转到我身上——堂堂一个“造反”司令——别别扭扭背它背了十年
   要说那十年，我这个人真没吃多少苦，也没挨过揍，可也不比吃苦挨揍抄家批斗好受。
我这事怪，是怪事。忙，咱长话短说，十年，要信着说，别看咱没嘛大事，要把心里疙疙瘩
瘩都铺展开，也得一天两天。我就单说这怪，行吧。
   我的事为了一个外号。
   这么说您不会明白，还得打头说。
   我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比较早。这“革命”不是老同志打游击抗日那意思。我们那会
儿把参加工作就叫参加革命。现在不这么叫了。我是一直叫惯了。
   我参过军，当过文化教员，当过干部，还在技术学校学习过，成绩不错，后来搞基本建
设，我还坚持自学。技术、管理、行政，咱都行。人缘也不错。我姓牛，上上下下都管我叫
小牛。我说那外号可不是这小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反右”、“四清”什么的
都参加了，表现一直叫好。但我出身不好，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官，给我就撤劲撤大
了。可是我呀，确确实实是吃共产党饭长大的，确确实实是共产党培养的，可我也知道组织
上对我一直不信任、放心……不是我哭，也不是我委屈。为嘛哭我也说不好。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我去“四清”了，直到市委书记自杀，我们工作队就撤回了，
“文革”已经来了，局里边已经面目全非。我们这个处跟别的处不一样，这个设备处相当一
个公司，是局里的第二大处，直接管着下边好多厂子。“文革”前因为下边厂子太多，管不
过来，就筹建一个总厂，厂里边的党关系还没打公司转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动了，
“文革”一来完全瘫痪，许多杂乱无章的行政事就摊在我们处。等我回来时，处里边群龙无
首，处长叫下边厂子揪去批斗，连一个管事的干部也被拖拉机厂揪走了。处里头没人，属我
岁数大点，文化水平高点，局长就叫我暂时管管处里的事。反正那阵子没入有心顾什么业务
了，有的怕丢乌纱帽，有的想当头，要不也轮不上叫我抓业务。我作为一般干部接下这个大
破摊子，整天抓东抓西，拆东墙补西墙呗。这会儿，各个单位都闹着成立“造反队”，好像
没有组织人就没保障。我们局里各个处也都闹起来。唯独我们设备处没动，因为处长不在，
主要干部又揪去了。可目标就集中我身上，闹着叫我出头。我一来胆小，怕事；二来，我说
了，出身不给劲，先渗着，能不干就别干。一动不如一静。
   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
“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
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
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
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干部干业务。说实话，我心里觉得
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
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
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
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干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
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
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
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自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精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
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绘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
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
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
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
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
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
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
“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
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
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
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
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
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
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
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
“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
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
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
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
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
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
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
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
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
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