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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忽必烈的使者】
文永三年(1266)十一月,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了高丽国的都城。使者们随身带来了蒙古皇帝的两通国书,一通是希望高丽国王协助晓谕日本,使之臣服,另一通国书是准备递交给日本国王的,要求其遣使来朝,以求通好。此时忽必烈心中对于岛国日本的规划想必是传檄而定,诏谕臣服吧。
自成吉思汗征伐四方始,到世祖忽必烈即位时(1260)蒙古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称雄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忽必烈治下的蒙古帝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辅之以通商贸易,具备了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实力。当是之时,高丽已归顺在蒙古的铁蹄下,南宋也是苟延残喘,惨淡不堪。如果能够以高丽为先导,成功诏谕与南宋有着紧密联系的日本,势必将彻底孤立南宋,寰宇一统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世祖忽必烈心中的意图想必如此。
除了灭亡南宋,统一大陆的战略构想,现在也有人提出蒙古征伐日本的缘由是觊觎日本列岛丰富的贵金属产量,以缓解忽必烈因为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内战而导致的严重财政危机。关于这一点,我是不以为然的。当时的东亚大陆,其富庶天下者,惟江南而已,日本列岛黄金、白银的产量在那个时候尚不显著,蒙古贵族如果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可以想见的唯一解决办法只有攻破南宋,应该不会想到浩淼海疆之外的区区岛国。忽必烈后来摒弃高丽使者和蒙古朝臣赵良弼的再三劝止,一意孤行地持续征服日本的计划,至死方休,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忽必烈攫取日本的野心绝没有掠夺财物那么简单。
经历了蒙古人三十余年铁蹄蹂躏,高丽国内骸骨盈野,凄惨万状。出于自身的考虑,高丽君臣无法承担再一次战争的沉重负担。同时,如果违抗蒙古的旨意,所能想象的下场只怕会比现状更加可怖。而今之际,对于高丽来说,只有千方百计打消蒙古的意图,这样或许会换得几天休养生息的和平时日。
基于上述的考虑,在护送蒙古使者到达巨济岛以后,高丽宰相李藏用便以"风涛险阻"的借口再三劝阻,终于说得蒙古使者黑的放弃诏谕日本的使命,返转大都去了。
很快高丽便收到了世祖忽必烈的严厉申斥:"卿先后食言多矣,宜直身焉。"没有达到目的的忽必烈一怒之下,严令高丽单独与日本交涉。文永五年正月,高丽被迫派遣使者潘阜携带两通国书前往日本。
不难注意到,忽必烈诏谕日本的外交努力之初便是构建在蒙古与高丽之间深刻的民族矛盾的基础上,这一点为之后事态的激烈发展投上了第一抹阴霾。
【沉默的回答】
从文永六年(1269)到文永九年(1272),蒙古、高丽的使者前后五次往返,但事实上早在文永六年,日本朝廷便已经送回了拒绝臣服乃至不予通交的回信。这以后的历次外交交涉日本朝廷对于蒙古刀兵相加的武力威胁完全漠视,秉持拒绝通交的强硬态度不再给予蒙古正面的回应。
自古以来,决定日本与大陆外交走向的一直是朝权贵族,但是这一次,冒着激发战争的危险而坚持强硬政策的却是镰仓幕府年轻的执权北条时宗。蒙古国书送达日本的时期,镰仓幕府凭借承久之乱的胜利扫肃了国内的朝权势力,然后通过对三浦之乱的镇压消灭了幕府内部反对得宗的势力,建立起了以北条氏为中心的执权政治。北条时宗就任执权的时候,北条氏嫡流得宗的专权达到了顶点,年轻的执权自信而专断,又怎么会在异国的威胁面前低头,更何况这种威胁的发端源自于当时日本人眼中的野蛮民族蒙古人那里。
另一方面,十三世纪后半前后,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欣欣向上的大变革时期,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南宋钱币在经济领域的大量流通以及武士阶层、农民、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各方面之间经济活动的频繁发生。与当时社会的繁华气象相对应,幕府御家人为了负担奢侈的生活,不惜举债度日,甚至将自己的所领与庄园都予以抵押。而普通的农民则受到了领主更加残酷的剥削,正嘉的饥馑(1257)期间,各地强盗蜂起,恶党横行。这种现象并非是单纯一时的景象,而是日本在充满朝气的镰仓武家政权领导下急速前进的反应,处于巨大变革浪潮之中的日本,人们或者逐波逐流为潮流所裹挟,或者为争夺属于自己的未来而奋斗,全然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更加洪大的拍打世界的巨浪的到来。
但是,也并非没有清醒看世界的人。早在文应元年(1260),日莲宗的始祖日莲上人便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在《立正安国论》一书中预言了他国入侵,日本内乱的前景,劝说幕府改弦更张,皈依正道。日莲上人的这些话对于已经完全专制化的镰仓幕府显然毫无用处。
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幕府一边发布恶党镇压令来改善社会治安,一边凭借御家人所领回复令等德政令的手段,以牺牲工商业主和金融业者的利益为代价明确保护作为幕府支柱的御家人的利益。在这样动荡的社会环境下,镰仓幕府必须坚持武家政权的权威,才能继续维持北条执权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镰仓幕府根本没有可能在对蒙古的交涉中轻易低头,否则幕府的威权顷刻间便会崩塌。
忽必烈自恃武威,对于岛国日本的强硬态度不能理解,再三地派出使者前往日本。但是很显然,他对于日本国内激荡昂扬的社会状况的了解是非常不够的,对于日本坚持抗战的决心也没有充足的体会。
就在最初的蒙古使者到达日本的文永五年(1268),接获蒙古国书以后,日本朝廷尚在进行繁冗讨论的时候,幕府便已经向西国的御家人下达了警戒令。1271年东国的御家人在幕府的动员下陆续前往九州戒备,第二年二月九州当地的御家人开始在筑前、肥前一带的沿海巡逻警备(异国警固番役)。与此同时,九州的御家人一方面强化武备,一方面也加强了对领内恶党的镇压。
1272年十月,幕府开始调查各地领主、守护的领地以及庄园公领的土地数目,以便掌握各地的军事动员力和经济力,为全面的抗战进行准备。调查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御家人买卖领地的行为。
凭借与蒙古抗战的契机,北条执权不但攫取了朝廷在西国的行政权力,在幕府内部和社会文化领域也采取了强硬的统制政策。1272年北条时宗捕杀了有不稳迹象的异母兄弟北条时辅,并将对幕府持批判态度的日莲流放到了佐渡。
镇压恶党,控制守护,抑制、封杀异己分子,九州全面警戒,通过以上诸多手段,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彻底抗战的决心。而一直无法得到日本正面回应的世祖忽必烈也终于认识到了外交压服之不可行。
【第一次远征--文永之役】
眼见战争无可避免,高丽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1231年蒙古入侵高丽以来,高丽权臣崔氏家族裹胁王朝势力进行着不屈的抵抗,甚至在半岛全境沦陷的境遇下,高丽王朝依然移都江华岛以做最后的抗争。1259年高丽王朝终于不支,向蒙古侵略者降服。但是即便如此,作为崔氏家族私有的军事武装三别抄(原名夜别抄,为了镇压盗贼而设置的警察部队,后来分为左别抄和右别抄,加上自蒙古逃归的神义军,合为三别抄)的一部分仍然不愿意放弃对蒙古的武装抵抗。
至元六年(1269)高丽王室在蒙古的胁迫下离开江华岛,返回开京(即今开城),同时解散了江华岛的三别抄守备队。因为不满于高丽国王元宗对蒙古压迫的恭顺态度,三别抄首领林衍在江华岛掀起反乱,逼迫元宗退位,拥立安庆公继任高丽国王。正在归国途中的高丽世子忠烈王闻听此事以后,向蒙古乞兵三千,杀回高丽。十一月, 忠于元宗的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挈西京五十余城归附忠烈王,元宗复位。
以远征日本为目的,世祖忽必烈借镇压三别抄起事为由趁机在高丽大量屯军,并在当地强征兵员,迫使高丽王国负担造船的重任。至元十年(1273)四月,蒙古、高丽军队攻破了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岛(济州岛),镇压了三别抄起义。此后远征日本的计划便顺理成章地继续进行了。
至元十一年(1274,日本文永十一年)蒙古向高丽下达了造舰九百艘的旨令,要求其中三百艘千石大船,三百艘快速战船,三百艘汲水小船,限期急迫,高丽国内深以之为苦,怨声载道。由于时间紧急,最后完成的海船是依照较为轻便的高丽船式而非坚固的南宋船式建造。
文永十一年(1274)十月三日,蒙古、高丽联军二万八千人乘坐九百艘海船自高丽合浦出发,航向日本。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文永之役于焉开始。
十月五日,庞大的船队到达对马岛西面的海域。六日蒙古远征军蹂躏对马岛,日本幕府守护代宗助国率领八十余骑迎战,旋即全员战死。十四日远征军登陆壹岐岛,只一天便攻陷岛城,壹岐守备队崩溃,守护平景隆自刃。十六日联军逼近肥前,守护松浦一族崩溃。
获得急报的九州武士们在镇西奉行少弐经资和大友赖泰的指挥下,向元军可能登陆的沿海地带集结。十月十九日,蒙古、高丽联军的船队到达博多湾。第二天联军在今津、博多一带登陆,日本本土的陆上作战正式开始。
当天在大将少弐景资(经资之弟)的指挥下,日本武士们对联军阵地展开奋勇抗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日落,蒙古军团的副将刘复亭在战斗中为箭矢所伤。另一方面,惯常一骑讨战术的日本武士在蒙古军团的集团作战打击下,伤亡惨重,博多、箱崎各地一一沦陷。稍后逐队赶来参战的九州各武士团体也在联军集中火力的打击下迅速溃败。日本武士们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退却。
入夜以后,取得暂时胜利的蒙古、高丽联军各位将领对下一步的战斗安排发生了分歧。对日本颇有了解的高丽名将金方庆一力主张以破釜沉舟的气势对大宰府的抵抗者做彻底的决战,一鼓作气解决九州岛的战役,然后徐待大陆的援军。而蒙军将领忻都与洪荼丘对日本武士奋力抗争的气势颇有余悸,考虑到联军士卒疲敝,将帅负伤,而日本武士却仿佛蜂蝇云集,源源不绝,唯恐遭到敌方的夜袭,最终决定联军部队放弃已经取得的陆上阵地,全军撤回海船暂歇。
当天夜里,博多湾风高浪急,联军海船触礁沉没甚多,将士之中落水溺死者无数,军心极度动摇。在这样的状况下,继续征伐日本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残兵于是连夜退回高丽。文永之役,蒙古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了。
蒙古海船退去以后的半月间,九州岛一直处于紧张的战备防御状态。十一月一日,镰仓幕府向在山阴、山阳两道诸国拥有领地的东国御家人发布了所领下向的命令(要求御家人们前往领地上任)。这之前幕府如果向东国武士册封西国一带的领地,武士们往往会留在东国而不去赴任。幕府现在的这道指令显然是为了加强武家势力在西国的力量。
另外,幕府在蒙古可能登陆的长门一带也加强了警戒,并颁布指令要求"本所领家一元地的住人"(即非御家人的武士)也必须在幕府守护的指挥下参加防御战斗。
同时,幕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指令,命令西国一带的庄园原本作为年贡品上缴的米粮就地保存,充做军需,并征发了西国所有的船只。凭借着非常的事态,镰仓幕府的权限得到了超越以往的最大强化。
另一方面,日本朝权贵族们却在各地寺社疯狂进献,祈祷八百万天神与佛祖的垂怜,降下"神风"以降服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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