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清国与日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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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日本
一、曹寅与《日本灯词》
曹寅一生曾创作杂剧多种，如《北红佛记》、《续琵琶记》、《虎口余生》18和《太平乐事》等19《日本灯词》是《太平乐事》中的一部分。《太平乐事》以元宵佳节为背景，从各个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清代京师各阶层人们在欢度灯节时的喜悦心情以及载歌载舞庆贺佳节的各种方式。曹寅想以此讴歌“康熙盛世”，换取皇上的青睐。为此他特别在《日本灯词》出中，借“日本国王”之口来歌颂康熙皇帝。“红云春暖萨摩州，木琢扶桑作枕头。……自家日本国王是也，俺国都称筑紫，形类琵琶，读洙泗诗书，崇乾竺之法教，向自前明负固，颇肆猖狂。今者中华圣人御极，海不扬波，通商薄赋，黎庶沾恩。俺们外国，无以答报，惟有礼佛

拜天，顶祝无疆圣寿。”《日本灯词》这出戏是曹寅用“寄语”(用汉字注日本发音的方法)写成的，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个创举。曹寅在《日本灯词》的题记中说了他创作该剧的方法和依据：“此曲调寄中吕依吴昌龄《北西游灭火词》而作。倭语出《万里海防》及《日本图纂》、《四译馆译语》填合而成。洋舶人云：倭国惟妓女始着彩衣，所唱与粤东采茶歌音调相近，亦涛洧之属也。灯则以布机、春盒之类为戏。男以蜡捻须，剃顶发；女黑齿，着屐，衣食皆仰于官。对马岛接壤高丽，其都会萨摩州也。”20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曹寅对日本的了解是很肤浅，也很不全面的，甚至还有错误。如他把九州的萨摩(即今鹿儿岛一带)藩主当成日本国王，把萨摩州当成了日本国都21。这说明他当时不知道设在江户(今东京)的德川幕府与萨摩藩的宗主关系，也不知道日本存在天皇。

从《日本灯词》内容及用语来看，曹寅显然是想以表演日本歌舞的形式，并用日本语言来表达其主题，所以从“日本国王”的自我介绍开始，接着便是日本民间歌舞陆续登场，加上和式装束，确实与中国传统戏剧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该剧的曲牌共有五支，除起首一曲“金字经”是用汉语夹杂着倭语填谱之外，其余一概用“寄语”填谱。其中许多词语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已很难全部译出。至于该剧所载的日本风俗，在今天看来不少也是似是而非的。好在曹寅写这出戏的目的，并不是真想介绍日本的情况，他只不过是想用一种当时为人鲜知的新形式吸引观众，从而达到其歌功颂德的目的。不过，通过曹寅编《日本灯词》可以说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当时中日两国间虽然没有正式建立邦交关系，但民间往来十分频繁，否则决不会连日本民间歌舞都传‘到了像曹寅那样高官的耳目之中的。”



三、曹寅与中日间的丝铜贸易



康熙帝统治期间，曾一度采取开放的贸易政：负责过从日本大量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尤其是购买洋铜的事务。他作为皇商利用官方资本，租船到日本进行铜丝贸易。当时日本是世界主要产铜国之一，也急需中国的丝斤和绸缎等高档消费品，因此两国通过贸易互通有无。日本所产铜“自前明以来供中国采办，然无定额，亦无定地，各岛皆可交易，彼之来则舶于永嘉。寻因徐海事而止，嗣后彼不来而我往至。国朝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日本正德五年)，议定于长崎属肥州”22。

清代，中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市场交换经济十分发达，铜铸制钱的流通量日增，以致用铜量大增，但国内仅云南少数地区开采铜斤，不敷需用，必须到国外采购。因此康、雍、乾三帝都积极支持这种贸易。为了购买洋铜，清政府一直对到日本采购铜斤的商人采取鼓励政策，给予优惠。对日本短缺的畅销货物，优先供给，如清政府规定赴曰办钢船不受“丝斤出洋之禁”的限制，因此到日本的贸易商获利甚多，“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六；及回货，则以一得二。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23。

有清一代采办洋铜是一件大事，因为清政府每年仅铸铜钱一项。需要铜料一千几百万斤。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曹寅曾向内务府提出，想由曹家一姓独揽到日本采购洋铜差使，条件是先由国库借资十万两，八年期满，交本银及节省银总共一百万两，每年交十二万五千两24，可是康熙帝并未答应，他曾下谕说：“若将此事交一人，地方甚大，设若某时出一事故，尔内务府总管亦断难辞咎。著将曹寅之弟曹荃25及张鼎鼐等叫来具奏。”26于是曹荃上奏说：“我兄曹寅拟接办十四关铜斤，因绝不致贻误，一定能成，才奏恳主上，……倘因主上钱粮，甚为重要，不可交与我兄曹寅一人办理，则奴才曹荃，……情愿协助我兄曹寅经营，……今若交给八人共同经营，人数即众，则不一定能多节省钱粮也。”27尽管他言辞恳切，态度真诚，可康熙帝还是只批准他们兄弟经营部分采办洋铜，即采购洋铜一百零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斤。后来他们兄弟二人基本完成了任务，并得到了康熙帝的表彰。曹寅在主持采购洋铜事务期间，与赴日商人接触频繁，如曾与他唱和的徐九、汤右曾，都曾经去过日本28。曹寅与苏州、杭州、扬州、乍浦以及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的往来，会更加密切。这些商人肯定会向他介绍有关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情况。至于歌舞音乐等方面的情况，因曹寅与其内兄李煦等人都是酷爱戏曲音乐的，当然也是他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些都加深了他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尽管这些了解和认识是肤浅和片面的，有时还难免发生错误。

但不管怎么说，他比一般人对日本的了解要多一些，这是肯定无疑的。

清代前期，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曹寅用“寄语”写日本歌舞剧就是明显一例。虽然他一生没亲自到过日本，不能幻想他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有多深，见解如何正确。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写出外国杂剧的人。仅从这一点来说，曹寅在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人。

私は驚きまし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