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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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巍是谁？

作者：本刊记者 罗燕 出处：《环球企业家》2007年12月下 总第147期 发布时间：2007-12-26 1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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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外资PE试水中国的见证人、新桥进入深发展的最终促成者、中国首家本土PE渤海基金掌舵人……一个低调先行者的个人旅程 “你怎么对一家银行的股东及主管单位解释，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价值呢？” 短暂停顿后，渤海产业基金总经理欧巍对《环球企业家》说：“这确实很难回答。”再度沉默之后，他说：“到今天，进入银行的私人股权投资还是只有一个成功案例。而新桥能够进入深发展，根本上还是因为它有银行业的成功经验。” 这是2007年11月20日。素少面对媒体的欧巍在天津接受专访后，即奔赴机场，“去西北，肯定不是去玩”。2天之后，他在成都宣布，渤海产业基金将收购成都市商业银行大约10%的股份。 新桥进入深发展，渤海投资成都商业银行，是欧巍所参与过的两次私人股权投资进入中国银行业案例，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商业史上仅有的两次由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投资中资银行——这无疑让39岁的欧巍成为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 12月初再度接受本刊专访时，提及在成都商业银行的竞购中的“国字号”优势，欧巍并不否认。但他随即以极快的语速反问说：“你认为我们进去就只是因为人家看着我们是国资的背景吗？你知道有多少国资的在抢吗？没错，进去就是胜利，但怎么进去的？单纯是因为你有钱肯定不行，单纯是因为你是国资肯定不行，肯定有别的原因。会不会因为他觉得你对这个行业有更深刻的认识呢？会不会是觉得你和老外合作过？会不会是看到你如何应对丰隆银行呢？” 一系列反问过后，他再次恢复笑容：“说不定是因为我长得英俊”。 正如这片刻之间的变换，欧巍或许是中国私人股权投资领域最难被认识的投资者。他并不高调，永远对自己不愿涉及的话题不予置评。外界对他的了解只取决于一点：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欧生于北京，8岁以后迁居香港，后赴加拿大读书。作为最早进入中国PE业的投资人士，他被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被评价为“非常聪明”。其人好读古书，自称从中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和政治，但与多数严肃的投资者不同，他会补充说：“从古书到毛选到蜡笔小新，我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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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渤海基金自2006年12月30日正式挂牌，今年4月4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才选定高管人员和五位投资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渤海基金的正式员工只有欧巍一人。
但比业内多数人预期为快，在开始招聘、培训之后仅半年时间，渤海基金就相继宣布了两笔交易：15亿元购买天津钢管集团部分不到20%的股权；9亿元购买成都商业银行近9.23%的股权。
在中国这个各方PE竞逐的市场，欧巍保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充分发挥国资私人股权运营公司的优势，投资那些外资审批较难通过的行业，比如天津钢管和成都商业银行分别所在的国有钢铁业和银行业，形成差异化竞争。其二是不以价格获胜。在当前经济“流动性过剩”、众企业价格随着A股市场疯长的时候，唯一避免“买高”的方法便是发现真正有价格和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即便在市场进入低潮之后也能挺过。
比如，以渤海基金购买天津钢管的价格，天津钢管的估值达到了近百亿人民币，被外界评论为“太贵”。对此，欧巍的解读是：“如果是一家简单的钢铁企业，说它估值高，我不反对”。但天津钢管是中国最大的石油管材生产基地，属于石油配套产业，利润率比宝钢等钢铁行业主要玩家更好。随着油价高企，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是可预期的。
关于天津钢管的投资，业内还有另外一种质疑：根据预期，天津钢管离上市大约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看起来并非一个需要太多判断力的投资项目。
这是欧巍并不反对的。他将此定性为“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机会的平衡。对于刚刚起步的渤海基金，不能刻意追求高难度的项目，“作为一名基金管理者，不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取向去做项目，基金首先是为投资者创造回报，这最重要。什么东西能获得高回报？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定义，”他告诉《环球企业家》。而且，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基金的战略也应该有相应的不同。“在一个调整中的市场，只能做些高风险的事情；而在一个上升的市场，就能做一些搭便车的东西。”天津钢管便是一个“搭便车”的交易。
而随后的成都市商业银行，则更能展示渤海基金的市场竞争力。
成都商业银行的规模在西部商业银行中位居第一。据欧巍称，在这次成都商业银行的竞购中，除了最终进入的十几家机构之外，还包括另外数十家竞争者。并且，在这一轮竞购之前，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就已经被确定为第一大股东——它投资入股的19.5亿元，占19.99%的股份。
因丰隆的介入，对于众多竞购者而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不仅需要说服成都商业银行，还需要和丰隆银行达成利益一致。关于如何说服丰隆银行接受，欧巍称：“这是一个商业秘密。”
但渤海基金之所以能突出重围，欧巍总结为“对金融业的深刻认识、作为内资不需要审批、决策程序简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和各方的合作，包括和外资的合作体现了专业性”都起了重要作用。
欧巍曾是新桥投资韩国第一银行投资时投资委员会的一员，也从头至尾参与过新桥和深发展的谈判，至今还担任深发展的董事，对于银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都有着相当的经验。
另外，两笔交易的共性还包括，渤海基金都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以及都有战略投资者的加盟。对于并未占据主导权，欧巍有一个极为实际的看法：在过去两年资本市场大热阶段，获利最丰厚者，并非某个项目的主导人，而是在所有上市项目都以招股价投资，随涨退出的恒基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兆基。
同时，成都商业银行引入了丰隆银行，而天津钢管已经和太钢组建了合资公司，并有可能进一步接受太钢的战略投资。可以推论，对于刚刚起步、在行业经验上还需培育的渤海基金来说，这能为其省却很多力气。
但是，欧巍也表示“渤海现在所做的事情，还是处于行业的低端，离国际水平还差很远，要发展成一个有国际水平的投资者，肯定还要做一些更加复杂更加大型的交易”。为此，在其规划中，渤海基金发展的早期将尽可能多地和国内外PE的合作。比如，联手华为收购美国电信公司3Com的贝恩资本便与其有所探讨，颇有机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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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
在中国，私人股权投资的发展不过近十年的时间，并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代，在中国经济刚刚起飞之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曾掀起投资中国的第一轮热潮，和大量国企组建合资公司，却因为缺乏退出渠道而损失惨重；第二阶段则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亚洲宏观经济的低迷使得PE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入，基本上是从这时起，凯雷、华平、新桥在亚洲包括中国活动才更加频繁；第三阶段来自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外资PE争相涌入中国，背靠火热的A股市场而兴起的人民币基金则可能和他们形成竞争之势。
作为为数很少参与到这三个阶段的欧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味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2002年新桥提出收购深发展时，曾花费大量时间在“交易价值”上说服总部——当时，曾有多家外资机构考察过深发展，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等大型投行，但由于其资本充盈率较低都未敢投资，而新桥内部也存在“是否值得投资”的长期争论。五年之后，深发展的股价已经比2004年交易成功时翻了四倍多。如今，在成都商业银行的这个交易上，已经是明显的竞争过热：“以前谈的是中国折价，现在谈的是中国溢价”，欧巍感叹到。
在十二年的PE生涯中，欧巍与国企的交道甚多。1993年，刚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毕业一年的欧巍，在香港科尔尼咨询公司所做的第一个项目，便是来到四川的一个县，帮助提姆·克利索德考察当时嘉陵摩托的一个零部件加工厂。
著有《中国通》一书的提姆·克利索德，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叫“祈立天”。他于1989年开始来华，1992年开始作为安达信中国负责人，为想进入中国的投资者寻找项目、提供咨询服务，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第一批来华将华尔街资金注入内地的投资家之一。当年，克利索德和同伴在中国投资时考察的起点，便是山路连绵不绝的四川省。“有那么一两次，我们的车辆在两壁都是悬崖的山谷底部爬行，沿着蜿蜒的土路开上整整一个下午，才最后在山谷最深处发现一个巨人般的工厂”，他在书中写到，几千员工在那里生活，有着自己的幼儿园、医院、电影院等。
在四川之行的末尾，克利索德终于从几位喝高了的中方人士那里获得选址的原因——
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工程师撇下正在帮助中国搭建的工业体系，带着图纸全都撤离中国。之后不久，为防御战事，所有的兵工厂都从城里和沿海地区撤出，搬到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以避开轰炸机的视线。然而，从1990年代起，很多兵工厂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援，便利用自己的生产技术开始了漫漫转型之路。欧巍所去的零部件加工厂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这些企业除了相当穷困之外，“这边在工作那边还能听到枪声”，欧巍回忆到。
两年之后，年轻的欧巍便加入刚成立的新桥资本，当时，新桥第一支基金是完全针对内地的中国基金。欧巍先后对维维豆奶、冠生园等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建立了合资企业。不过，当时的热潮有着明显的缺陷：在缺乏在香港上市的红筹模式之时，投资者们并不清楚退出途径。新桥在其中“做得还算不错”，欧巍回忆，维维豆奶采取卖给战略投资者的方式退出，而冠生园则是卖给了上海市政府。并且，在和国企的多次接触中，欧巍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国企的质量一直大于在国企外的人的判断，它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进行股东多元化。
而在这一波浪潮退掉之后，新桥终于找到了它在中国的最大猎物——深圳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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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
新桥进入深发展两年多的漫长谈判，以及其闪电般宣布“联姻”到对峙公堂、再到皆大欢喜的戏剧性切换，一直给外界留下一个很大的谜团。关于欧巍在这个交易中的作用也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新桥和深发展的谈判全程，单伟健一直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而另一种认为，担任第二轮谈判首席代表的欧巍起到了扭转整个局面的关键作用。
“故事有很多版本了，”当记者问及这个话题时，欧巍如此开场。他也表示，在重启的第二轮谈判中，新桥方仅由他带着一个助手进行谈判并游说政府进行审批。2004年底，新桥入主深发展一事终于以“交易通过审批成功缔结”的为团圆结局时，他和另外三个参与交易的同事，四个大男人在一起抱头痛哭，晚上喝得伶仃大醉，而在这四个人中，并不包括代表深发展进行第一轮谈判的新桥董事总经理单伟健。他们的感慨，是因为过程“太难了，太难了”，关于各种复杂条款签署的协议有五六寸厚，“即便是在后面的政府审批环节，都有几次即将脱轨的危险”。
对于他们个人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随时可能落入深渊的历险，但是，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私人股权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这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新桥购买深发展之前，尽管新桥、凯雷等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对于私人股权投资的概念，普通民众和监管部门的认识几乎为零。于是，当2002年十月，深发展第一次发出公告，宣布和新桥缔结战略时，甚至有媒体用“背景复杂，来历模糊”来形容新桥资本。
2002年，距离新桥成功击败汇丰银行，收购韩国第一银行51%股权的骄人战役已经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中，以单伟健和欧巍为首的中方人员在韩国第一银行的成长中充分验证了银行在亚洲这个新兴市场的巨大价值。于是，他们也力图在中国寻找类似的大猎物。欧巍表示，当时，新桥在中国考察过的银行“有很多家”。
但是，在国家对外资控股的明确规定中，单个外资股东持股不得超过20%。只有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深发展，才能在获得不到20%股权的情况下掌握控制权。同时，深发展拥有全国性的银行牌照，有一定数量的网点，主营业务率一直在同业中位于前列，因此，这个选择对新桥基本上是“唯一”的。而当时正逢深圳市政府退出深发展、引进外部本的决心甚为坚毅之时——在发布公告之后，新桥派驻深发展的收购过渡期管委会甚至全面接管了深发展的许多业务。
所以，新桥的最初预计是，这起交易2002年底就应该能完成。却没想到，谈判在半年之后非但没有达成协议，反而陷入僵局。2003年，深发展撤销新桥的收购过渡期管委会。而新桥则起诉深发展及其国有股东“违反协议条款”。
当提及双方谈判的最核心矛盾是否是价格问题时，欧巍当即说“这是一个小问题”，旋即表示“价格是一个因素，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像那个杂技，转几个盘子，九个盘子可以同时转，一个盘子摔下来，那就都摔了。因此一个问题，而是很多东西的配合。”而据知情者称，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桥竞争者的参与和新桥方因有银监会支持而具有的强硬态度是矛盾的关键所在。
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了一年左右，欧巍回忆到，直到大家都觉得官司这么闹下去，对谁都不利。正在此时，李泽楷介入，作为中间人说服双方重归谈判桌，成为峰会路转的关键所在。
关于李泽楷的介入，欧巍不作任何评述，只表示，无论如何，在李泽楷介入之后，深发展和新桥都重新获得了一个平心静气、再度谈判的机会。
新一轮的谈判，欧巍代替单伟建成为新桥方的谈判代表。欧巍表示这“可能是一个双方面的意见”。新一轮谈判他力图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得气氛融洽——首先要达成共识的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最终对双方都好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博弈也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头，是为了成这个事情的博弈，而不是不成这个事情的博弈。
于是，第二轮谈判进展出奇地快，从撤销诉讼到协议签订，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是，这并不代表着交易就能顺利缔结。新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各个监管部门的解释和答辩。
尽管当时已经发生了几起国外投资者进入的事情，比如汇丰进入交行。但是，监管部门对于PE的概念却非常陌生。欧巍必须向银监会、证监会等政府机关逐个解释PE的概念、新桥的背景等等。“整个审批过程是相当长，相当复杂”，欧巍表示，他2004年5月之后，基本上都在北京，提交各种各样的报告以及接受各种答辩。
在说服政府的过程中，新桥所用的是之前的成功案例，即韩国第一银行的收购案。在成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之后，新桥通过注入资金、知识、经验、资本等专业要素资源，帮助它实现再造和资源整合，使起规范运作。这些信号表示：新桥虽然不是银行的经营者，却是银行经营的内行，知道在进入之后如何帮助其消化不良资产和确保新增资产的健康。
2004年底，这个PE在中国银行业首次破局之战，终于完成。事后回顾，欧巍表示“以和为贵”是他做事的最重要风格。至于是不是自己的特殊之处影响了谈判，他表示：“希望如此。”


新冒险
经历了深发展的漫长谈判和复杂交易，在到新桥第十一个年头的时候，欧巍决定趁年轻的时候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而外界传言，在新桥的谈判中和单伟健造成的关系隔阂，也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对此，欧巍并不置可否。
而给他带来“新冒险”的，正是被称为“红筹之父”的梁伯韬。
欧巍和梁伯韬很早就熟识，在新桥和深发展洽谈收购之时，正是欧巍请来当时在所罗门银行的梁伯韬担任深发展的财务顾问。
2006年6月，梁伯韬找到欧巍，表示他正在参与渤海基金的组建，希望在这个行业多年的欧巍能在组织架构等多方面提供一些建议。然而，正当渤海基金组建进展顺利之时，梁伯韬却因为电讯盈科的收购案冲突，不能出任渤海基金的负责人。于是，欧巍便成为最终人选。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径，和2006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中国股市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涨时机，人民币基金的退出渠道得到保障，欧巍觉得，利用国内基金进行投资的“时机到了”。
“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作为第一支国资人民币基金的压力，包括发改委商务部诸多政府机关和部门都在关注？”
“从没有想过”，欧巍仰起头，大声地否认后舒缓的解释道，“首先认定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再试着去做。如果今天做其他国外基金，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东西是特殊的，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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