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南开出版）付txt文档打包下载

unicorn

收藏，今天没时间细看，改天了解一下。：）

RINGO

第十章 德川前期(1603—1680)

第一节 江户幕府的建立

一、关原之战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德川家康[注1]被丰臣秀吉转封在关东，以江户(今东京）为居城。庆长3年(公元1598年)秀吉死，儿子秀赖年幼，在大阪城由五大老之一的诸侯(即“大名”，以下同此），前天利家辅佐。家康根据秀吉遗嘱，以五大老首席身份在伏见[注2]主持大政，这时他已是位至内大臣，拥有公定土地年产量250万石[注3]领地的最大诸侯。随着秀吉老臣间的分裂表面化[注4]，家康利用婚姻及结盟政策，拉拢各方诸侯，操纵派系对立，加紧篡夺政权的活动。庆长4年(公元1599年)，前田利家死，石田三成见家康野心愈大[注5]，便联络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及小西行长等，策划剪除家康。结果遭到家康的打击，石田三成反被幽居在近江(今滋贺县)佐和山自己的封地不出，表示顺从。家康玩弄阴谋，鼓动上杉景胜在会津(今福岛县)举兵，自己借口讨伐上杉，带领福岛正则、细川忠兴、加藤清正及前田利家等组成的东军由大坂下关东。石田三成乘机推毛利辉元为盟主，联合关西方面诸侯小早川秀秋及岛津义弘等组成西军，举兵攻略伏见，进取美浓(今歧阜县南部)。家康立即召回征讨上杉景胜的军队，于庆长5年(1600)9月1．5日同石田方面的西军决战于美浓的关原。西军兵力和地理条件都占优势，但缺乏主将，内部不统一，小早川秀秋又突然倒戈，石田三成被俘，结果家康大胜。这一战役前后持续了2个月，双方互相攻许对方不忠于丰臣。

二、幕府的建立

   德川家康夺得霸权后，立即杀了石田和小西，流放宇喜多，没收或削减西军毛利、上杉等的领地[注6]，大封东军将领，掌握了全国实权。

   庆长8年(公元1603年)，家康效法源氏及足利氏，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此时丰臣秀赖成了实际只领有摄津、河内及和泉等三国(今兵库、大阪的一部分地区)收入65万石的一个诸侯。但他在法律上仍是秀吉的继承者，丰臣氏一族君臣的潜力还很大。大阪更是当时日本最富庶、重要的都市，丰臣旧部战败后集中在这里，准备再起。家康为统一全国，积极经营10年。

   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冬，炮制了“方广寺钟铭事件”[注7]，发动两次向大坂进攻的战役。第二年(元和元年)5月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消灭了丰臣氏一族。

   在此之前，家康在掌政后两年的庆长10年(公元1605年)，便让位给儿子德川秀忠，自己隐居于旧根据地骏府(今静冈市)，遥制江户幕府，决定大计。大坂战役后第二年(1616年)家康死[注8]。幕府经第二、三两代将军统治，确立了德川时代政治经济的基本体制。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集权政治

一、统治体制--幕藩制

   德川封建集权国家，全国人民被置于将军和各领地(“藩”或“国”)大名“的支配下。江户幕府拥有收入占全国农民上缴租米四分之一(约680万石)的直辖领地(“天领”)[注10]，以其中一部分领地(约260万石)分封给直屑它的家臣武士“旗本”及“御家人”[注11]，称为“给知”，其余归将军一族掌握。除将军直辖领地外，约70％的土地分封给全国270个大名，大名各拥有万石到120万石的领地。他们将领地上的年贡分给自己的陪臣，陪臣又授与“家来”(家臣)以俸米。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藩国)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

   将军和武士阶层通过领地与禄米的层层分封授受，结成了君臣、主从关系。大名、旗本及御家人对将军负担繁重的公役和军役[注12]，宣誓忠诚。陪臣、武士、家来等也同样要对将军及各自的“主君”服役尽忠。整个统治阶级就是由将军、大名一直到“足轻”(步卒)的大小武士所构成。幕府为控制全国大名，将亲藩和谱代安置在关东、近畿及东海要地，外样大名则务使移住东北、中国(本州山阴、山阳两道)、九州等边远地区，还使各藩领地交错，以收互相牵制之效。大阪战役后，幕府制定了一国一城制，藩领内除大名的居
城(藩都)外，所有城堡一律拆毁。

   幕府的主要财源是从它直辖领地农民剥削来的贡租。此外它还支配着全国重要的都市和矿山[注13]，独占国内主要市场(江户、大坂)和对外贸易的利润，集中诸藩采集的金、银、铜矿石，作为铸币原料和重要输出商品，由此逐步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

   整个德川时代，全国大名虽各自保持割据状态，但由于幕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德川幕府基本上保持了260年的安定局面，实行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二、政治机构

   幕府的政治机构最初沿袭德川家康在三河(今爱知县东部)地方时一个小领主衙署的规模，体制简单。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随着生产与统一事业的进展，任用儒官林罗山，整顿幕府官制。将军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是特任执政官，非常职，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老中”或称“年寄”，是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名额4至6人，按月轮值主持大政，即负责掌管皇室、公卿、大名、寺社和外交事务，由谱代大名选任。“若年寄”和老中共参幕政，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名额5至6人，也由谱代大名选任。老中下设三“奉行”，即“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四人，掌管寺院神社及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处理关东8国以外幕领的诉讼。“江户町奉行”2人，分掌江户南北两区的行政、司法。“勘定奉行”4至5人，管辖幕领内郡代和代官及一般行政、财政。三奉行分别由谱代大名及旗本选任。以上各高官都轮流执政，重要事件协商处理，以防一部分人篡夺中央权力。

   监察(特务)机关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监视大名及幕府高官)，若年寄所属的“目付”(监视旗本以下幕府官吏武士，兼管江户城内警政的官职)等。超越两奉行以上职权的重大案件由老中、三奉行、大目付等组成的“评定所”(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协议审处。

   京都及幕领各地方的行政，由幕府任命。其中以“京都所司代”权职最重，它担任幕府对皇室、公卿及西部各藩大名的监督和当地的司法、行政。二条城(将军在京都的行营)、骏府(静冈)及大阪三要地各设城代，任军事警卫，大名城主外出则代行政务。京都、大阪两地还设置“町奉行”(相当市长)。其他幕府直辖要地设置“奉行”或“郡代”、“代官”等，处理行政及司法。

   各藩大名以领地贡租的一半作为藩政的财源，其余充作家臣武士的俸米。藩主为实行集权，利用农民对地方武士的反抗斗争，逐步收缴封地，使原来掌管封地(“地方知行”)的家臣武士集居城下町，限制其直接支配封地，以实物俸禄制代替封地制。藩的政治组织略如幕府。总理藩政的重臣称“家老”(相当幕府的老中，世袭职，一藩有数人或10余人)，也采取轮值协议执政的制度。家老下设郡、町、寺社等“奉行”。郡奉行专管农村司法行政，町奉行掌市镇(城下町)的司法行政，勘定奉行管理藩的财政。此外并设相当评定所的审判机关--大目付、目付(侦缉)及其他奉行等职。藩主身旁设有“用人”若干名，掌管庶务、会计。

三、军事组织

   幕府军队由幕领的诸藩所属武士组成，封建国家本来就是一种军事组织，军政统一。如上所述，幕府授各藩大名以领地(“知行地”)，大名则须按领地收入额，负担相应的军役，这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原则。统治阶级官职不分文武，幕府首脑(将军)和诸藩大名(亦称藩主)战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老中(统辖大名)和若年寄(统率旗本、御家人)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副参谋长。常备军称“番方”(值勤警卫军)，又称“三番组”，即“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由旗本及其子弟编成。

   大番12组，警卫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及大阪城等，战时任先锋，由老中统领；书院番10组，警卫幕府，巡逻地方，侍卫将军，战时作战；小姓番8组，宿值府内，巡逻全市，平战两时护卫将军，与书院番都由若年寄统率。

   番方警卫军编制；每组设“番头”1人、“组头”1人(大番为4人)、番士50人。另有称谓“同心”、“与力”的下级武士30人。

   御家人编成徒士组、步枪百人组等约30组，任务与三番组略同。幕府根据俸禄的高低，规定旗本的兵役义务；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一公元1643年)每收入500石出兵役13名，当时旗本的采邑共260万石，应出兵员约67600名。加上御家人(担任各番组的“与力”、“同心”等职的)约17000余名，已超过所谓“旗本八万骑”之数。按规定，一个收租10万石的大名应负担兵役2155名[注14]，所以任何势力联合不了40个这样的大名，是无法对抗幕府的兵力的。而且幕府的总兵力还应加上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因此它的强大远远凌驾于各藩之上。

四、武家统制

   幕府形式上尊奉皇室，装成将军是由天皇册封、幕政是由朝廷委托的假象。实际上把天皇当作傀儡，利用它来对付诸藩，凡反幕者就可作为“朝敌”来镇压。幕府给皇室和全国寺院神社的租米只分别占全国公定土地年产量的0．5％和1．2％，皇室岁入仅3万石(实际相当米8千石，银302贯多)，全部公卿贵族的收入总共不到15万石，整个朝廷连同其他收入仅40至50万石，远不及一个大诸侯。皇室既靠幕府供养，只能事事听命幕府，讨好将军，有如《本朝通鉴》所说：“朝廷赖武家而愈尊，武家仰朝廷而愈隆。”[注15]

   幕府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注16]、《禁秘抄》[注17]，吟咏和歌，不得过问政治。幕府在京都筑“二条城”[注18]，作为将军的行辕。设置官吏，派遣密探监视皇室公卿和关西诸侯。法制严别公武，武士官职由幕府授予，革除朝廷授官于武家之制[注19]。由此，彻底隔断皇室和武士的联系。天皇如触犯幕府，随时可被罢免。德川时代朝幕之间，就是这样种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力关系。

   为强化武家统制，庆长20年(公元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注20]，违者处以禁闭、“改易”(减封、转封、除封，没收家禄和城邑，贬为平民)，甚至赐死的严刑。宽永12年(公元1635年)修订本法为21条，更明定大名“参照交代”的制度，大名必须隔年到江户遏见将军，一年值勤幕府，一年驻守领地，妻子留江户作人质。同时派遣特务(有巡见使、隐者、目付等职称)于各藩侦察地方动静，加强对大名的控制。

   幕府和诸藩豢养数十万武士，镇压人民及维持德川军事封建国家。这些大小武士，从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后，就完全脱离生产。旗本和一部分御家人虽由将军封给领地，但规定必须居住江户，将自己领地委给地方官经营，地位低的也住在城市里，成为领取俸米(有折成货币的)，游手好闲、欺压百姓的特权阶层。


第三节 德川前期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一、封建领主制经济

   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形态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1600万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通过丰臣秀吉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封建中期开始衰落的庄园被彻底摧毁，土地所有关系和统治关系被整顿为自耕农直接向领主缴纳实物年贡的贡米制度。到了德川时代，又经几次检地，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消灭了贵族和武士领有土地与农民的根基，使幕藩完全控制了广大农村。从此农村中的基本生产关系成为领主对农民直接的剥削关系。[注21]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小块世袭份地。当时农民每户占地都在5反以下。[注22]这种农民被称为“本百姓”，它在整个德川时代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自耕农阶层。[注23]领主从农民剥削50％(“五公五民”)到70%(“七公三民”)的实物地租(“本途物成”)，还加上各种杂税(“小物成”)、劳役。农民在领主的代官、村吏重重压榨下，不仅自己被紧缚在土地上，并且连种植、生活的自由都被剥夺，事实上等于农奴。

   明治维新前德川幕藩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封建农奴制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根据德川家康的谋臣本多正信的话；“收农民的贡赋，要不使他们死，也不使他们活。”[注25]这充分表现了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商品经济发展的京都、大坂和东海道平原地带，本百姓有雇佣“水吞”、“小前”(无地贫农)等长工耕作土地的。其他后进地取，具有乡士(在乡武士)身分的土豪地富，则拥有称为“谱代下人”、“名子”、“被官”等世袭的农奴，征收其劳役地租。

二、社会组织

   当时农村中还保留着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忙期有进行劳动互助的“结”及兼有宗教信仰的互助性质的“讲”等组织。农民以“寄合”(聚合)的形式，商议本村大事，制定村规，选：举村吏，保证全村交纳年贡，共同举行祭神，兴办工程等，违反村规要受“村八分”(全村对他断交)的惩罚。这样的农村，又多具有农村自治体的形态，但贫农都不许参加自治组织。

   幕藩领主巧妙地利用这种农村共同体，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各村由形式上从自治体选出的“地方三役”[注26]管辖。庆长8年(公元1603年)，为加强统治农民，保证贡租收入，实行了“十人组”[注27]制度。又将若干村组成乡组，任大庄屋(乡长)统治属村，以若干乡组组成郡，设郡奉行。幕府和各藩就是这样自上而下地统治了全国农民。

   幕府为了保障财源和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对农民设置重重限制，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强制。宽永20年(公元1643年)下令严禁土地买卖，犯者判徒刑后流放。以后更禁分田给子孙、禁种经济作物，禁农民迁徒、转业，甚至于涉到农民的衣食住等生活细节。庆安2年(公元1649年)，幕府制定了统治农民，旨在榨取其全部剽余劳动的法令《庆安告示》32条，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掠夺压迫农民的用心。[注28]

   城市的工匠和商人统称为“四人”，按行业住在一定的地域。町(市镇、街区)，和村一样，近于一种自治体。有房地的可参加町政，租赁房地的则无此资格。全町司法警察权由武士出身的“町奉行”主管，町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由“町年寄”(长老)、“町名主”(市、镇董)等有财力的商工业头目处理。町也实行五人组制度。市民负有种种连坐责任。町人租用地产须交纳“地子钱”(租金)，经营工商业要交纳“运上金”(营业税)、“冥加金”(牌照税)，负担比农民的年贡轻，受干涉也少。手工业者因没有资金，力量不及商人，大多负有为领主做短工的义务(也有出钱代工的)。幕藩领主为维护封建秩序，严格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宣扬“贵谷贱货”，实行重农轻商政策，多方干涉町人的活动。

三、身分等级制度

   在纯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将军为最高权力，通过禄位制和主从关系，由幕府和各藩的大小封建领主--武士阶层用武力分割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形态，称为幕藩制。

   幕藩体制的社会，阶级统治以严格的身分制为支柱。从战国时代大名领国制形成后，兵农分离和一系列法令政策的实施，社会各阶层不能自由迁移。到了18世纪，所谓士、农、工、商即“四民”[注29]的身份区别逐步固定，各阶层内部又细分为种种等级[注30]。身分制由父家长世袭的家族制度牢牢地保持着。法律规定，每个人从母胎里就被确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闭锁在狭隘的身分等级的圈子里，不论本人能力和表现怎样，也水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四民中，士是统治阶级的基干部分，有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称
姓[注31]、佩刀[注32]以及对平民的“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等特权。在父家长制下，家长权限最大，家人须绝对服从。武士的俸禄由长子继承，不许分家产[注33]。家庭里男尊女卑，夫妇、父子、长幼之间，身分差别都很森严。妇女被置于隶属男子的地位。

   在被统治阶级中，农民(百姓)的阶级身分复杂，大别为高持和无高两种[注34]。高持又称“总百姓”即有地者，包括少数称为“石持”、”名主”、“庄屋”等的地主富农及农村中大量存在、称为“本百姓”、“乡士”等的自耕农(实际是幕藩领主的农奴)，称为“草分”(垦荒地者)、“根生”(土生土长的)等中小农，称为“分附”[注35]的依附农民。无高，即无地的贫、雇、佃农和农奴，包括“水吞”(贫雇农)、“家抱百姓”(家奴)、“被官”、“下人”(家仆)、“庭子”(奴仆所生子，可买卖) 等隶属农民。这些农民阶层在银川前期还都保持着浓厚的封建身分关系。

   町人，即工商业者也有复杂的门第和身分差别。门第高的有世袭市镇董的资格，还可从领主取得减免租税的特权。町人的家族关系和武士、农民略同，但个人发展机会较多。丁稚(学徒)七、八岁就厮养在店主家受奴役，长大了当手代(店伙)，逐步升作番头(掌柜)。店主的子弟也同徒弟一样被使唤或送到外店当学徒，学技术。满师后服役多年的老店伙，也可能得到店主帮助，允许使用本商号的招牌独立开业，成为分店或分号后，和店主仍得永远保持家族般的主从关系，不得违抗店主的意志。

   被列在四民之外社会最低层的贱民，称为“秽多”、“非人”。这是一种历史上因犯罪、被贬等原因遗留下来的最下层世袭身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被指定集体居住在郊区村落一角，从事被当时社会视为最卑贱的职业(屠宰、掘墓、卖艺、制革、刑吏、狱卒等)。他们世代遭受残酷的待遇，因此，贱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直至今天还以部落解放运动的形式继续着。

   如上所述，德川时代的阶级组织保持着严格的身分等级制，幕府以强大的武力和专制统治为背景，将广大人民闭锁在身分制的侄桔中。同时幕府还压制着王室、诸侯和武士，这就使阶级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列宁曾指出，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通过镕川时代日本社会的身分等级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人民是经历多么残酷的奴役，整个封建时期领主和农奴两大阶级是怎样进行死活斗争的。

   幕藩体制的确立，大体上完成于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公元1643年)。这一时期，幕府对皇室贵族的控制，对武士、寺院的管理，对农民的统治政策，各项法制已基本制定。下述镇压农民和天主教徒的起义以及
彻底推行锁国政策等，都是这个封建专制时期发生的事。

第四节 德川前期的文化

一、独尊朱子学

  儒家思想古来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精神支柱之一，儒学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人生价值(人贵于物)的观点。它肯定人们生活和道德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的精神。从不悲观厌世，更没有出世和轮回等宗教思想。它主张追求知识，吸取文化遗产，习惯于反思和总结经验。这是儒学的积极部分。但它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讲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宣扬“性命义理”之学。在人际关系上继承孔孟“道统”，讲等级贵贱、家庭本位、中庸之道、格守成规、追求功名等，被宋人称为“道学”(亦称“理学”)。这是儒学的消极部分。

   儒学在宋代为朱熹烹一派集大成，朱子学在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维护封建秩序，并使之合理化，以至阻滞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有其严重缺点，但在探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问提时，提出了深刻的辩证法观点；同时在重视气节操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理论思维与民族意识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

   镰仓时代朱子学随禅宗传到日本。最初在京都公卿和五山禅僧间转播。南北朝、战国时代，他们避乱到地方，依托大名武将，利用朱子学作为封建礼教正统观念的依据，影响武士和人民。当时日本朱子学尚未独立，仍包含在佛教中。到江户时代，幕府为维护等级制度，使朱子学脱佛为儒。公元1600年德川家康召播磨国禅僧藤原惺窝(公元1561年-公元1619年)到江户还俗，创儒学京学派，与其门徒林罗山(公元1583年-公元1697年)以朱子学名儒身分，先后受重用，为诸侯公卿讲四书。

   惺窝到江户，便推重宋学，主张“人伦皆真”，否定佛教出世观，排佛归儒。但真正创立日本朱子学的是林罗山。罗山以京都一禅僧祟儒排佛，入惺窝之门后，涉猎诸子百家，其学不但越出朱子学的案臼，且结合当时日本政情，有所创发。他为克服日本战国时代“下克上”的封建危机，力尊程朱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思想[注36]，但对理学不适于幕藩统治的则加以修正。如忠孝关系上，中国儒学向重孝[注37]，罗山则主张“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忠”。[注38]他赞同汤武放伐论，予幕府讨伐丰臣遗族以论据。在宗教问题上，他排佛、耶而与神道结合，认为“(神道)即王道也、儒道也、圣贤之道也”。[注39]因此获得德川家康的特别倍赖，任他为侍讲，顾问幕政，参与法制、外交文书的拟定。宽永7年(公元1630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赐上野忍冈地基一段，令罗山建立圣堂(孔庙)和学塾，教育幕臣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元禄3年(公元1690年)五代将军纲吉移筑圣堂学塾于汤岛昌平扳，命林家三代孙凤冈为大学头，主持这一幕府的最高学府(称昌平簧)[注40]。林家从此世袭主管文教的职位，朱子学成为官学。

二、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德川时代以前，朱子学已在地方广泛传播。战国大名朝仓氏的根据地越前(今福井县东部)是当时的儒学中心，儒学、国学家清原宣贤(公元1475年-公元1550年)倾向朱熹多次讲学。周防(今山口县)7国守护大名大内义隆(公元1507年-公元1551年)也振兴儒学，招聘博士、禅僧、讲释经书，还派人到朝鲜去求《朱子新注五经》。在西日本方面，以桂庵玄树(公元1427年-公元1508年)为首的儒僧开创日本朱子学的萨南派。以土佐(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海南派主张儒禅一致，但倾向道学。关东地方，相传镰仓时代武将足利义兼(?一公元1199年)创立的足利学校(在桥木县足利市昌平町)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学校，藏书丰富，迄明治期各地学子还云集于此，培养出许多儒家学者。

   自从文明13年(公元1481年)桂庵玄树在萨摩翻印《大学章句》以后，各种儒书先后出版。文龟元年(公元1501年)桂庵又出版了《四书五经古注和新注的作者及句读》，统一了四书集注的和点(用日语读汉文时插在汉文中的日文和符号)，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后，朱子学分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思想，前者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具有主气的唯物倾向，后者以山崎阁斋为代表，具有主理的唯心倾向。

   贝原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福冈藩医，由阳明学转向朱子学，晚年对朱子学发生怀疑动摇，批判朱烹“理先气后”说，主张气一元论。他反对朱熹的“居敬”说，重视其“穷理”说。益轩喜好科技医药之术，自称所学为“民生日用之学”。属于这一派的有新井白石及怀德堂学派的中井竹山、山片蟠桃等人，幕末佐久间象山等也属于这一派。

   山崎阁斋(公元1618年-公元1682年)，京都寺僧，转向朱子学，极祟程朱持敬之说，弟子有浅间纲斋，三宅尚斋等6000人。幕末，阁斋融合神道教与朱烹大义名分论，创立一种儒教化的“垂加神道”新教派。认
为神道教和儒教在“仁政”起源上根本思想一致，企图折衷两者，论证武家政治(霸道)和公家政治(王道)相同，所以幕府统治是正当的。在此基础上，他鼓吹“天人唯一”、“内外之辨”和绝对尊王的皇国思想，使神道教蒙上浓厚的理学气味和国粹主义色彩。所谓崎门学派至幕末维新后，尚有横井小棉、元田水字等。他们与国学、水户学等高唱“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在推动尊王攘夷运动及与军国主义结合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德川时代地方上出现了尊奉儒学的“明君”，以及许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如宽永初建立的名古屋学问所、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建立的冈山藩校、元禄10年(公元1697年)建立的米泽藩兴让馆等。水户藩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聘请明末遗臣朱舜水为宾师，建立了尊王攘夷的水户学思想体系。此外，还有尾张藩主德川义直、会津藩主保科正元、备前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土佐藩的家老野中兼山等，他们都依据儒学改革藩政，在倡导程朱理学，巩固藩政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封建教育的宣扬

   银川时代朱于学影响最深广的是宣扬理学的封建教育。不用说当时日本普遍的学校--足利学校，连社会上普通的教育场所--庙塾(寺子屋)里使用的训蒙读物也几乎都充满这些内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各种：

   1．儿童读物：宣扬“三纲五常”一类思想，有《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几十种。[注41]

   2．妇女读物：鼓吹“贤妻良母”、“贞女烈妇”，用“七出”[注42]的法纪使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有《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几十种。《女实语教》[注43]中说：“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妇人有如从仆；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妇切勿争吵，宁屈理而从夫，-若不慎守三从，焉能避免五障[注44]，若无报四思[注45]心，谁能保八苦身[注46]?女为地狱之使，断绝成佛种子；面貌虽似菩萨，居心实同夜叉[注47]。”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几十种。详见下述。

   4．农工商读物：搬弄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町人囊》(《商人须知》)等几十种。河村瑞轩的《成家训》说：“《论语》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要知士民本属下贱，身在土地，也喜农作，可谓知身分……不可有丝毫作乱之意……念及守护(神)其其之佑护，欲报其恩德，即应尊重朝廷，谨守法律，不因年贡课役，心存芥蒂，不为害于人。……虽君王不仁，政道苛刻，亦勿怨磋。”[注48]西)川求林斋的《百姓囊》说：“农民应以质朴为本，不犯国主之禁…凡世间乐，全在苦中，愈畏苦，苦愈多?：…不避苦，不求乐，苦自成乐。”[注49]。常盘贞尚的《民家重量记》宣扬宿命论说：“大胜小，强胜弱……行道得德，作恶招殃……生死贫富，四季不移，此为天命。项羽之男，灭于乌江；孔明之谋，志终不遂，此人力不如天命。”[注50]

   5．宣扬忠孝节义的读物：忠义方面，有《皇和表忠录》、《赤穗义队录》、《烈士报仇录》等十几种。孝义方面，有宣扬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注51]、《肥前国孝子传》、《本朗孝子传》[注52]等十几种。宣扬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鉴》[注53]3、《大东妇女贞烈记》、《古今烈女》、《本朝烈女传》等十几种。

   此外，中国倡导封建伦理思想的《朱子家训》[注54]在日本流传很广，也为日本封建教育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朱子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一面强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导致其守旧锁国；一面由于尊王思想的树立，削弱了幕府的武家统制，推动了维新开国。

四、后期武士道思想

   封建社会领主和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注55]。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注56]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在日本，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注57]，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紊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注58]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 和“三达德”[注59]，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注60]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芜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注61]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注62]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注63]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第五节 德川前期的对外关系

一、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注64]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注65]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退逻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部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注66]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注67]。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
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注68]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注69]


二、对西方各国的贸易

   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注70]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酥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注71]，庆长5年(公元1600年)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注72]荷、英商船先后于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娇、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9年(公元1604年)实行生丝特许证制[注73]，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公元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9年(公元1623年)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德川家康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丰臣时代禁教与贸易平衡的方针。但家康要发展经济，为招揽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开采银矿的技术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难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彻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励传教。文禄4年(公元1599年)家康还在伏见城代行政务时，就委托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罗尼摩(Jeronimde Jesus)进行同吕来(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通好，为日本招聘技师，并允许他在江户建立方济各会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关东方面发展。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家康还委托西班牙原任吕宋总督罗福利哥(donRp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注74]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公元1567年-公元1636年)更公开宣布传教自由，庆长18年(公元1613年)派家臣支仓常长为使节，随方济各会教士路易·梭特罗(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经墨西哥、西班牙到罗马，觐见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注75]

   在德川家康统治期间，由于对国外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顺利。庆长8年(公元1603年)在日传教士达129名，受洗人数公元1605年为793名，次年一跃为8千名。据教会的报告，庆长15年(公元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名。[注76]


第六节 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一、幕府与天主教的矛盾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注77]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其次，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利用天主教会充当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目睹的事实。早在16世纪中叶，九州地方信仰天主教诸侯大村纯忠将领地横濑浦向葡萄牙人开港(公元1562年)，不久又将领地长崎、茂木献给耶酥会(公元1580年)。耶酥会将长崎和澳门间葡商生丝贸易的一部分利润和教会领地上的租赋作为教会的财源，开展教会活动。虽经丰臣的禁教，但到德川时代前期，大量信徒形成坚强组织。教会通过商人把武器供给南方诸侯，这对正谋建立强大统一政权的德川幕府，不能不是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长达11年的农民起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同时天主教徒在受到权力的镇压时那种不怕死的行为使幕府畏惧，深恐“把日本变为魔国”，于是决心采取强力措施来扑灭天主教。

二、禁教的实行

   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绝天主教的活动。当时幕府已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证外贸的利润，所以对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两国在日本的势力不予重视。庆长17年(公元1612年)3月，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公元1613年又下令全国禁教。幕府的“教渝书”指出：“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指耶酥)，祟倍有加，应予严禁。”[注78]同时在京都、伏见、大扳、界等地破坏教堂，逮捕教民，强迫改宗。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各地诸侯对教士和教徒全面镇压。同年9月，明石(神户附近)地方有名的丰臣派天主教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绝改宗，被判处流放到马尼拉。京都、长崎、大阪等地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棵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这些对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剥夺身份是日本封建社会惯用的野蛮刑罚。据帕·杰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说，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恋地将自己包在蒲包里，挤进犯人行列，表示舍身殉教决心。当时信徒中武士多，特别在西南诸藩，这也许是禁教初期幕府采用身分刑的理由。[注79]幕府发现消灭大坂丰臣势力的两次决战(公元1614年冬、公元1615年夏)中，教徒参加丰臣一方，于是决心禁绝天主教，以肃清反幕力量。诸侯慑于幕府威势，怕蒙丰臣派罪名，相继出具改宗字据，转而镇压天主教。诸侯的家臣、武士、农民，也根据主从关系，分别向所月上司提出“不背主义”字据，作为改宗理由。各级武士还得层层向上司递交保证部下及家属非教徒或改宗的证明。由此幕府掌握了
对全国武士和人民思想的统治实权。

三、“大殉教”

   元和2年(公元1616年)4月，德川家康死，他在死前消灭了丰臣遗族一家。8月，幕府对各诸侯颁发了所谓“元和2年禁教令”，要全国上下直到农民，铲除教会、严禁信教，除明船外，信教的外国商船一律只限在平户、长崎两地经商。荷英两国人则不准在内地经商、居住。这一命令把禁教和统制外贸结合起来，已经显露了锁国的开始。幕府所以在这时加强禁教，无非为防止家康死后可能发生的内乱，以“耶酥为夷狄之邪法”作借口，威胁各地诸侯彻底归顺“神国”日本的将军秀忠。幕府这一禁令，使禁教进入一新阶段，对教会的
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徒身上。规定窝藏教士的人，火刑处死，没收家产。由五人组作连环保。于是九州地方不少教徒乃至暗中支持他们的人陆续被捕杀。公元1620年，一艘从马尼拉回日本的朱印船被英荷商船队在台湾海峡捕获，报告了幕府，船上载有两名西班牙籍教士，连同船长日人平山被百般拷问，两年后(公元1622)在长崎受火刑，船员12名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嫡集体屠杀外国教士。日本教徒及被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55人，世称“大殉教”。[注80]

   各地诸侯为保全身分地位，都对教徒进行迫害。估计从元和5年(公元1619年)到宽水12年(公元1635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刑罚极其残忍，结果大部教徒被迫改宗。但仍有一部坚持信仰，参加称为“组”、“讲”及“众会”等秘密的信教组织。这些教徒被捕处刑时，还迷信“抵抗而被杀就不算殉教”的教条，毫不抵抗地死去。由此幕府更加感到天主教的危险，宽水5年(公元1628年)起，越发加强禁教，甚至实施“踏绘”[注81]的办法。但迫害愈厉害，反抗力量也愈大，不久就在长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岛原起义。


四、宽永禁令

   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由积极的贸易开放转变为闭关锁国，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天主教问题，这涉及从思想意识直至政治和国防的重大关系，必须加以禁绝，包括断绝日本和海外的交通，已如上述。其次是贸易统制问题，这关系到幕藩封建统治的基础。对外贸易发达必然促进国内工商业繁荣，从而破坏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加以西南诸侯和豪商经营外贸日趋富强，也威胁幕府安全，因此必须统制外贸。幕府为保证其封建剥削体系，必须在小农经营的条件下，榨取实物地租，通过货币经济，促进农业的再生产。幕府于公元1630年起积极建设三都(京都、江户、大扳)，扶植特权商人，奖励各地商业性国产物的生产，使三都起中央市场的作用[注82]，由此控制了全国经济。与此同时，开始实行全面锁国，逐步限制并独占了对外贸易。

   幕府的锁国政策是逐步展开的。如上所述，公元1616年即所谓元和2年禁令只是禁止外船(除明船外)在乎户、长崎两港以外靠岸。公元1620年，禁日人搭乘外船航海及输出武器；公元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次年驱逐葡人出境；公元1624年禁止西斑牙人来日通商。宽永10、11年(公元1633年--公元1634年)，幕府发布第一、第二两次锁国令，实行“奉书船”[注83]制度。规定除持有特许证的船外，严禁日人日船出国。同时，严格统制外贸，外船来日本，立刻受监视，限期交易，到期离境，丝价由长崎确定(其他商品按生丝标准定价)，禁止官吏直接购买外货，还严令拘捕西、葡籍(南蛮人)教士，规定告发教士者的奖励办法。结果朱印船贸易只为幕府特许商角仓、茶屋(京都)、末吉(大阪)，三浦按针等七家独占。生丝特许证制由界、长崎、京都及江户、大坂的商人加强了统制。宽水12年(公元1635年)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一切日船驶往海外，侨外日人归国者，不问理由一律处死。宽水13年(公元1636年)发布第四次锁国令，除第一次禁令内容外，又增加了西、葡人在长崎所生子女及收留或匿救这些混血儿童的人一律处死的罚则，以及加强搜捕外籍教士的规定。这样，随着禁教而加强的外贸统制逐步严厉，经过岛原起义的镇压，最后完成了德川锁国的体制。锁国体制的成立意味着国家垄断海外贸易关系的形成，它和日本对朝鲜、琉球、阿伊努(北海道)的华夷秩序建立一起，成为幕藩体制国际关系的准则。

五、肥前领主对农民与教徒的迫害

   九州肥前(长崎)的岛原半岛原是战国时代天主教诸侯有马晴信的旧领地，有着不少热烈信仰的教徒和关原、大板等战役后躲避幕府追究流落此地的浪人[注84]。德川初期，由于藩主有马直纯禁教无效，幕府于公元1616年将岛原转封给松仓重政，有马的武士都成为农民。重政到任后，为巩固权势，7年间筑起坚固的岛原城堡和市街港湾。为取悦幕府，领地收入仅4．3万石的重政，却为兴建江户城而要求承担10万石的劳役[注85]，使农民疲于奔命。元和7年(公元1630年)，他丈量本藩耕地，清理出比原有石数多出60％的地亩，课以高达收获量6成的年贡[注86]，并苛征杂税，盘剥农民。同年重政死，其子胜家变本加厉，对农户经济作物、手工生产品及工具等都课税，甚至牛马驮货、生炉子、装窗户、安葬、生子等等，无不要捐．税。对无力完纳的，便处酷刑，如拉走妻儿，将孕妇扔进水牢或裸体倒挂。更有一种名为“蓑衣舞”的刑罚[注87]，使岛原人民无法活下去。岛原南面的天草岛，本是天主教诸侯小西行长旧领地。关原之战，小西灭亡后，幕府把天草划归唐津(佐贺县西北)藩主寺泽领有。这里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注88]，丰臣禁教后还将神学校、修道院等移来，传播西洋文化。寺泽领得此地后，立刻丈量出比原来多出2倍的耕地，增征许多捐税，在岛西北筑富冈城堡，从唐津派官来这里统治。

   岛原新领主父子两代除掠夺农民外，疯狂镇压天主教民。从元和4年(公元1627年)起，松仓一族镇压教徒达8年，用种种酷刑(灌凉水、铁笼烤、烙印、摄指、洞里倒挂、针扎、竹锯肢体、沸水煮)[注89]，实行最残暴的恐怖迫害，受难者达数干人。天草岛上领主寺泽父子的迫害教民也极残酷。与此同时，教徒秘密组织(组、讲、会等)也遍布全岛，进行了沉默的抵抗。

六、岛原起义

   岛原、天草两地自公元1634年以来，天灾不断，农民吃树皮革根充饥，多次向藩府借米，两家领主毫不过问，只用严刑逼租。宽永14年(公元1637年)10月，岛原南端津村的农民与三右卫门请求缓付没有交齐的一部分租谷，松仓的家臣田中宗夫立刻将右卫门的怀孕的妻子囚入水牢，她已到临产期，泡在水里6昼夜，婴儿出生便断了气。右卫门和亲友群众为这种暴行逼得忍无可忍，汇合了七、八百人包围并放火烧了田中的邱宅。田中逃进城堡，百姓迫到城堡外，烧了市街。右卫门妻家就在对岸天草岛上，天草的农民也愤而参加起
义。[注90]由此看来，事件从开始就是一场农民针对领主苛政的反封建斗争。

   群众推举了一位勇敢而有才智的16岁青年天草时贞(四郎)[注91]作首领。他到全岛各地宣传，农民们和被杀教民的遗族都聚集山中、海岛开会，宣誓起义。这些多年受苦的庄屋(村长)、旧藩浪人武士，在起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0月22日，岛原藩2名捕吏带兵25人到有马村，逮捕2个教徒家属。有马村代官(藩吏)林兵
有卫门探悉该村农民佐志木左卫门礼拜天主像，大怒，破门而入，浇掉画像，同时将他因拖欠年贡捕去抵押的女儿，脱下衣服，用火把拷问。在场的四、五个农民，愤而用农具杀死了林兵右卫门。于是浪人武士善右卫门宣告，“立刻杀掉各村藩吏”。岛原南部各乡纷纷响应，杀藩吏，烧寺庙，10月25日开始了武装暴动。

   10月26日，起义军2000多人粉碎了藩署派来镇压的军队，包围了富冈城，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两地大部分地区已为起义军所控制。参加起义的群众十分广泛，岛原南部13乡全人口的80％参加。其中6乡不论男女老幼一齐参加起义军。[注92]从阶级成分看，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藩主的奴仆，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一些上层农民，如上述的庄屋(村吏)、因失去旧藩主而沦为农民的浪人武士，担任了起义军的指挥。当时被围困在岛原城内的藩吏，飞报幕府和正在江户的藩主松仓胜家，并向邻藩求救。但各藩都观望不前，将军德川家光接报，惊呼这次起义“如昔之一向宗”，忙令正在江户的一些西南藩主赶回本藩，防止蔓延，并调兵遣将前往镇压。

   11月中旬，天草的起义军3．7万人(包括妇女儿童)正在攻打富冈城，得悉幕方大军就到，退入岛原南端的旧城堡--原城。12月9日幕军包围原城，3次发动总攻击。起义军用火枪木石反击，当时特产的“有马步枪”命中率很高，幕军伤亡很大，幕府专使板仓重昌在1638年元旦的总攻中校击毙。正月初三，幕府宰臣松平信纲赶到岛原，调集各藩军12万余人，加紧围攻原城，同时勾结荷兰军舰，从海上炮轰原城，但始终没有攻克。

   由于起义军长期困守孤城，终于粮弹告竭，只能吃草根树皮。2月21日，起义军实行反攻，因双方力量悬殊，没有成功。2月17日幕军全面总攻，起义军一边祈祷进入天国，一边拼死抵抗。28日幕藩军队付出了死1700人、伤万余人的代价才攻陷原城，时贞以下主要人员全部战死，被俘义军包括婴儿母子全部被残酷杀害。岛原天草义军在日本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注93]

   岛原起义是幕藩体制确立时期发生的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它是由幕藩领主妄图把农业先进地区业已大量存在的小自耕农重新沦为农奴的倒行逆施引起的，是以备受封建压榨的农民和浪人武士为骨干，借助天主教组织，反对幕藩统治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展动了幕藩领主的统治，幕府动员18个藩十几方人的兵力，
仅幕府就耗损40万两军费。

   岛原起义是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农民据弃过去天主教宣扬的忍从、殉教等不抵抗思想，努力传播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地上“神国”的思想。这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巨大冲击，是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的革命斗争。


七、锁国的完成

   通过岛原起义，德川幕府不单认识到对外贸易对封建经济的威胁，而且更理解到外来宗教对幕藩统治的威胁，由此实行持续200多年的锁国体制。宽水16年(公元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全面禁止外船来日，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以3倍的奖金，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将同基督教传教无关的荷兰人一律转移到长崎的出岛[注94])，限制外文书籍进口，连朱印船贸易也禁止了。日商受重大损失而破产。锁国后，幕府只限长崎一港，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独占了与日本的的贸易。由此日本的外交和贸易全部被置于幕府统制下。输入品中占重要位置的生丝交易则被持有生丝特许证的豪商集团(“丝割符仲间”)独占。

   锁国时因贸易额没有限制，所以奢侈品的输入，金银铜外流的趋势，长期没有变化。但金银铜的产量渐减，继续外流会减少国内通货，贞享2年(公元1685年)后，不断限制贸易额并取缔走私。正德5年(公元1715年5)，幕府颁布“海舶互市新例”(正德新令)，对贸易限制作了全面安排。规定每年中国船限30艘，银6000贯[注95]；荷兰船限2艘，银3000贯。这一限额一直实施到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此后，金银生产减少，国内产业发达，丝、糖、工艺品等重要进口货浙能自给，外贸额自然下降。

   整个锁国时代(公元1633年-公元1857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宗佛教。如上所述，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固定一个寺庙作为他的“擅那寺”[注96]由寺院证明他是某一佛教宗派的信徒。寺院掌握了信徒的“改宗户籍”，成为幕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当时称这样的制度为“寺请”或“擅家”制度。


八、锁国的历史影响

   公元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者东侵，印度、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相继沦为殖民地。东亚还保持独立的中日两国，国内商品货币经济都开始发达，阶级分化，反封建斗争逐渐高涨。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品经济，镇压人民斗争，同时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方针。对外贸易，一般都由政府独占，作为国家财源之一。为此取缔国内外走私商人，形成了一套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所不同的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使官营贸易表现为传统的朝贡形式，其他往来一律禁绝。日本的锁国则采取积极防止旧教国的侵略，禁绝天主教，取缔海盗和独占海外贸易。两者都是封建集权国家为克服内外矛盾，维护统治而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

   日本锁国的后果如何?论者见解不一。有的从侵略者的角度出发，惋惜锁国使月本成为一个“蓑虫”(龟缩网里的虫)，露出头来时，世界大势已定，坐失瓜分殖民地的机会。[注98]有的从文化史观出发，指出：日本人由于锁国，以致未能汲取欧洲理性主义的精神，日本民族也就因缺乏科学精神而致战败。[注99]似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只是因为锁国妨碍了科学发展。有的认为锁国政策有“自卫”的一面，并且认为东亚国家沦为殖民地较晚，是由于坚持锁国，特别是日本因锁国而使幕府得以维持两个半世纪的独立统一的政权。因长期的和平，多少给日本以封建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但锁国也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坐失早日转向近代化的机会，“都市文化由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受阻，以致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缺乏民族积极性的‘岛国根性’，这正是闭关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有的畸形性。”[注100]

   我们认为，对于日本幕藩统治阶级，锁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外条件下，不锁国便很难维持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和不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时幕府由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还迫使国内商工业完全屈从于封建势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防止武士同农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但是，锁国本身必定严重阻碍商工业的发展，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使日本的近代化比西方足足落后了2个多世纪。明治维新不得不被着“尊王攘夷”的袍笛登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无法摆脱封建残余的长期困扰。


--------------------------------------------------------------------------------

[1]德川家康原为三河国(今爱知县)一个小诸侯，因助织田信长有功，扩张势力，逐步须有甲斐(今山梨县)信浓(今长野县)之地。

[2]伏见是京都南郊战略要地。

[3]公定年产米量当时称“石高”。日本在公元1582年-公元1875年年间政府清丈拼地时确定凡诸侯领地、武士禄米的数额和农村米谷的产量都以“石高”表示，“石高”数额往往高于实际收获量。

[4)丰臣秀吉侵朝时，老将之间就发生派系对立。一派以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侵朝主将小西行长为首，代表近畿先进地区小农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势力的官僚层；一派以另一侵朝主将加藤清正及秀吉的功臣福岛正则为首，代表九州、中国等后进地区封建农奴主势力的武将层。在对待侵朝战争问题上，前者结托五大老中的前田利家和毛利辉元，主张同朝鲜讲和；后者结托德川家康，主张战争。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大名都卷入了这两派的斗争。

[5]1560年正月家康在大坂城楼接受诸侯们的参贺，石田三成认为丰臣的将领有
归顺家康的趋势。

[6]战后被消灭的诸侯(大名)91家，被灭封的4家，没收公定土地年产量约642万石的领地。

[7]方广寺钟铭事件：秀吉在京都东山建立的方广寺因地震倒塌，幕府借口祷求秀吉的冥福，命秀赖再建，迫使耗去巨资。钟铸成后又诬称钟铭上“国家安康”一语有诅咒(擅斩)家康的意思，向丰臣氏大兴问罪之师。

[8]德川家康事迹参见北岛正元：《德川家康》(中央公论社版)、中村孝也：《德川家康》(至文堂版)。

[9]“藩”皇室分封给臣下的领地，意指诸侯有屏藩(捍卫)王室的作用。日本德川中期儒学发达，模仿中国，称大名为诸侯，其领国为“藩”。后通称拥有公定年产米量万石以上领地的诸侯为“大名”。大名按照人们和将军家关系亲疏，分为亲藩(将军同族)，谱代(关原之战前臣属德川氏的世代家臣)及外祥(关原战后归顺德川氏)三等。大名的名额经常变动，江户中期约有270家。

[10]“天领”散在关东、东海、近畿一带，初期只限于丰臣赐给德川家康的须地。关原战役后，增加了幕府没收自反对派大名的领地、丈量出农民漏报的土地以及幕府的新恳地。

[11]旗本：封地收入万石以下，淮许觐见将军的直属家臣(“直参”)。御家人：只给俸禄木，不给领地，没有觐见将军资格的武士。

[12]公役：包括“参觐交代”、警卫要地、负担幕府兴办各种土木工程的课役等。军役，指战时按租赋收入多少，分担供应兵员、武器的任务。

[13]幕府直辖的都市有大阪、京都、奈良、伏见、山田、骏府、甲府、长崎、界等。矿山有佐渡、伊豆、石见等金、银、铜矿区。

[14]根据庆安2年(公元1649年)军役表，见《德川禁令考》第1卷第90页。

[15]伊东多三郎：《江户幕府的成立与武家的政治观》，《历史学研究》，第131一132号。

[16]《群书治要》：631年唐魏征等奉旨撰，汇摘群书有关帝王治术，足资劝戒的篇章，50卷。

[17]《禁秘抄》：13世纪初顾德天皇用汉文记述宫廷行事、仪礼、掌故的书，共29项，2卷。

[18]二条城，1603年德川家庚所建，是历代德川将军到京都坐镇的城堡，殿宇雕绘辉煌，明治维新后改为天皇离宫。

[19]德川时代以前，朝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公元1615年)第7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1)

[20]《武家诸法度》是大名以下武士应遵的法律，共13条，严定武士身分等级，大名参数交代时随从兵额，鼓励大名修练文武，自奉俭约，禁止新筑城堡、结党营私、隐藏罪犯、擅兴兵革及大名间私缔婚约等事。(参见《德川禁令考》卷3)

[21]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03-116页，有斐阁。

[22]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第19-20页，岩波书店，1932。

[23]本百姓是德川时代登记在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缴纳贡赋的农民。它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外观上是自耕农，但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在不断分化，少数成为富农、地主，多数沦为贫雇农。

[24]当时农民的地位有如19世纪初幕府执政(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所说：“至今有五公五民、本公四民、七公三民之说，贡赋之多，更难数计。场圃有赋，家屋有赋……又核布、榷酒、擦、柞、椒、麻之类，悉使上贡……收获时官吏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民畏之如狼虏……虽在农忙，逢役即弃末箱，负粮稿、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世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25]《落穗集》，《日本经济丛书》第1卷第238页。

[26]“地方三役”是农村中的三种基层官吏，形式上由农民选出，管理村政，实际上是政府在农村基层的爪牙。三役中“名主”(又称庄尾，相当村长)，每村1、2名，多半是有财势的地富，初为世袭，后改为选举产生；“组头”，辅佐名主，每村若干人；“百姓代”，代表村民办理交纳租税、指派徭役等事。

[27]“十人组”(以后改为“五人组”)：幕藩将村民每10户编为一组，迫使保证组内农民按期交租，取缔“盗贼”。发生欠租、盗窃等事，全组要负连坐责任。有如我国宋代王安石设置的“保甲法”，解放前国民党的“保甲制”。

[28]这一法令发布后，直至幕末统治着日本农民。它强制农民严遵法令、事村长如父母、日夜操作、不得怠惰，它规定“妇女不仅白昼，还须继以夜工。妻子事夫不勤、爱闻谈上街者应退婚。”农民不得购买薪柴、烟、酒、茶叶，不许着用棉麻以外衣料，不许饱食，更不应多食大米，只许吃杂粮。它用如下的话威吓农民：“必须交清年贡，否则借米2袋，5年本息就达15袋，终至卖出妻室子女，直至卖身。凡勤俭致富者，邻里尊重，代代享福。无家产者，同村蔑视，因于饥寒，沦为盗匪则处刑死，双亲悲痛，同族受辱；犯法者本人入狱，还须传询村民。……”(t德川禁令考》卷43)

[29]士、农、工、商，总称“四民”。本出于我国周代儒家用语，不完全适用于当时日本的情况。日本封建社会的士就是武士，农包括贫雇农到地主富农，工、商地位差别不大，统称町人(市民)。另外，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公卿贵族)、僧侣、神官及被统治谢级中最低层的贱民(秽多、非人)等。都不在四民之列。

[30]例如，武士分“侍”、“徒”及“中间”(又作“仲间”，义为“从卒“伙伴”)三等。收入仅5万石的鲫江藩(越前)，屑于“侍”的家老到从士就多至63级。“徒”以下分为12级。属于徒以下的人，路上遇见上级的侍，就在雨天也得拜伏路旁。

[31]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只有统治阶级(贵族、武士)才有姓，乎民、女子都不许有艘，仅有名。统治阶级中姓氏的使用极为严格。

[32]武士通常佩带双刀，大刀杀敌，小刀(胁差)自裁(切腹)。

[33]长于以下兄弟，除作人家养子或分居外，终身依赖长子，被称为“受照顾者”生活地位都很低。

[34]“高”指登记在丈地册上所有地应交租的收获量。

[35]分附百姓指江户时代后进地区农家第二、三男及同族的名于、下人等依附性强的佃农。

[36]王家烨：《日中儒学之比较》第154-157页，(《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第5卷)，六兴出版社，1988。

[37]儒家以孝惮忠倍为四樱，而孝为始(《大戴礼记》)

[38]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155页，三联书店，1958。

[39]《藤原惺窝、林罗山》第192页，(《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岩彼书店，1980。

[40]昌干簧子公元1692年由林家学塾改为宫立“昌平坂学问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幕府从这里发出“禁止异学令”，定朱子学为任宫考试主科，其他学问都斥为异端。明治维新后，学问所改为昌干学校，即东京大学的前身。

[41]《日本教育文库》学校篇第450页，同文馆，1913。

[42]“七出”：本是我国儒学经典规定的“休妻”(丈夫离弃妻子)的七条依据，即妻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之一，可以离弃。

[43]作者不详，见《日本教育文库》教科书篇第118-120页。

[44]“五障”：佛教认女子成佛有五种障碍，见《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45]“四息”：佛教认人们应报答父母恩、众生思、国王恩、三宝(佛、法、僧)思。

[46]“八苦”：佛教认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与所爱者别离)、怨僧合(与所怨恨者聚会)、求不得、五盛阴(盛聚众苦)八种苦。

[47]“夜叉”：梵语yaksa的音译，意为丑恶食人的魔鬼。

[48]《日本教育文库》训诫篇下，第1，第4-5页。

[49]同上书第220页。

[50]同上书第21页。

[51]公元1665年江户僧浅井了意著，全书24卷，大倭即“大日本”之意。“二十四孝”本是元郭居敬集二十四古人孝行辑录，日本在室町时代就译成通俗图绘的童话集，德川时代浅井等仿效编写日本的孝子传。

[52]两书分别由林罗山之于林容斋及孙林信驾编撰。

[53]《本朝女鉴》12卷，1661年浅井了意撰。

[54]《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朱柏庐(公元1617年-公元1683年)的《治家格言》。

[55]清原贞雄：《国史与日本精神之显现》第237页，1942。

[56]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年)，德川前期儒家，著《文武问答)，鼓吹“无畏为仁义之 男”。山鹿素行(公元1622年-公元1685年)，德川前期儒家兼军事学家，被称为武士道理论的组织者，著有《士道》、《武教小学》等。贝原益轩，见上文第三节(227页)，著有《文武训》等。大道寺友山(公元1639年-公元1730年)，江户时代兵法家，山鹿之弟子，著有《武道初心集》、《岩渊夜话》、《落穗集》。山本常朝(公元1659年-公元1721年)，佐贺锅岛藩士，著有《叶隐》，宣扬为藩主决死尽忠的精神。《叶隐》与大道寺的《武道初心集》同被苏为武士道书的“双壁”。

[57]高须芳次郎《近世日本儒学史》第251页，1943。

[58]山鹿以后对思孟二程发生怀疑，成为“古学派”的先驱，但始终祟拜孔子和朱熹。

[59]据高须同上书第254页，按《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达德也既是孟子所说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60]《士道·明心术篇》，《山鹿素行集》，收入《大日本思想全集》卷3第150-151页。

[61]番头相当连长，组头相当排长。同伙相当同班排的士兵。

[62]《武道初心集·臣职篇》，《日本国粹全书》第9辑第71页。

[63]赤穗藩主浅矩长短因事被幕府处(自杀)刑，公元1703年1月30日夜，藩士大石良雄、吉田忠左卫门等47人为主复仇，袭击江户本所松坂盯吉良义央的邸宅。后被定罪全体切腹，引起了儒家的狂热赞扬。室坞巢著《赤檀义人录》2卷，记述此事。今天流行日本的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及一系列文艺作品，就是以歌颂这一武士道典范为题材的。

[64]日朗贸易一向由对马藩主按朝鲜政府许可的数目(每年约20艘)派日船赴朝鲜釜山经营贸易，朝船不到日本。

[65]德川时代前后，琉球王室一直宣称自古屑于中国，1609年虽被岛律藩征服，仍继续和明、清往来。岛津藩也禁止琉球人用日本名、穿和服，使节到鹿儿岛时，不让看到日本的年号、人名、书籍、器物等。(见《鹿儿岛县史》第2卷)日本史学家认为这是鹿儿岛藩主企图利用琉球同中国贸易牟利的策略，也是德川家康保持安定繁荣的长远计划。(小叶田淳：《近世社会》，《新日本史大系》第4卷第101-104、176页，朝仓书店；北岛正元：《江户幕府》第289-293页，小学馆，1977。)

[66]朱印船据说是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创始的。日商船在幕府特许下，利用季节风从长崎出发，到高砂(台湾)、吕宋(菲)、东京、顺化、广南、交趾、占城(越)、柬埔寨、遏逻(泰国)等地贸易。大船有达8百吨、搭乘3百人的。据统计，公元1604年-公元1633年的29年问，共发出来印状幕府贸易特许证148件，出国海员达8万人。

[67]南洋“日本町”，主要有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的会安(舰港附近)和沦谩，束埔寨的金边，泰国的阿输陀(即那沙旺府)等。人数多的如马尼拉郊外的圣米格尔，达到3千人。

[68]如泰国阿畅陀日本叮的头领山田长政(?一公元1630年)得势时，军队里有日人800多名，山田因军功被封为太守。1630年因内乱被杀。日本町被毁。

[69]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研究》。

[70]天文16年(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最后一艘遣明船后，中(明)日勘合贸易停止。公元1570年年后由葡商操纵了日本银与中国丝的交换。(胡尾宜弘：《锁国》第60-64页，小学馆)。

[71]公元1581年荷兰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脱离西斑牙，建立联邦共和国。公元1588年英荷海军联合打败西班牙“无敌船队”，由此英荷取代西葡在东方的商业霸权。英荷分别于公元1600年及公元1602年在印度及印尼设立东印度公司，进行殖民侵略，荷兰还一度侵占我台湾。

[72]荷商船利夫德(Lifde)号遇难漂流到九州大分县杆曰湾，家康留荷兰人船员耶扬子(Jan Joosten)和英人航海长威廉(william Adams)为通商顾问，使招揽英荷与日本通商。幕府给两人在江户住宅，威廉还得到三浦半岛(横须贺市)收入250石贡租的领地，故姓三浦。“按针”，日语领港、航海长之意。(冈田章雄《三浦按针》，创元社，1948)

[73]生丝特许证制(“丝割符制”)：幕府规定由京都、界市、长崎、江户、大坂等地十几家特权商人组成蚕丝购销行会，发给特许证(割符)，由行会确定丝价，从葡商统购生丝，然后分配给各地商人。

[74]迁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495-498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0。

[75]支仓常长横渡太平洋3个月到墨西哥西岸，又陆路到东岸，渡大西洋到西班牙见国王菲利浦三世，要求西班牙和仙台落通商。然后到罗马，诅见教皇。归途仍横渡太平洋，为时7年，史称“庆长遣欧使节”。支仓虽因日本已开始禁教未达目的，但距今370年前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是值得注意的。

[76]北岛正元，《江户幕府》(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6卷)第276页。

[77]德川家康为使自己神格化，死前遗嘱为自己建神社，死后由天皇尊称他为“东照大权现”，即东照大神化身，在日光等多处建“东照宫”，让子孙信徒世代祭祀。

[78]摘自僧崇传(幕府执攀外交、宗教的事务宫)《逐教士文》，大意见《天宽日记》，收入《箔川禁令考》，第5部分，卷41。

[79]朗尾直弘：《俄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155-156页，1977)。据当时幕府发到各藩的文件，有处以“改易”、“逐出骏府(今静冈市，德川家康隐居地)”字样。“改易”是江户时代刑罚之一，处武士以没收俸禄、房屋、剥夺身分，仅次于“切腹”。

[80]元和8年(公元1622年)的“元和大殉教”，西班牙人教士7人、意大利人神甫1人、日本教士13人、出租房屋给教士的日人3人和朝鲜人1人，共25人被处火刑。火刑柱前处斩者30人。

[81]踏绘：将画着耶酥、圣马利亚的木板放在官吏面前，迫使人们踩踏，来审查是否天主教徒的一种制度。九州地方每年一次，查非教徒者，须经寺庙证明其为佛教徒。

[82]特别对大坂，由幕府出资扶植，承认二部分巨商设立垄断性行会的特权。大扳人口从公元1625年的27万人到公元1634年猛增至40万人(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19-120页，有斐阁，1975)。

[83]指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的“李书”(上旨下达的文件)，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

[84]浪人又作“牢人”，脱离领主、失去封地或俸禄的武士。

[85]《德川实纪》(国史大系)宽永7年11月16日条。

[86]中村质：《岛原之乱和锁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9卷第231页，1975。

[87]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商行长库克．巴克尔的陈述：“他(胜家)又下令将送不出租的人。……用蓑衣捆在颈和身上，用绳反绑双手，然后在蓑衣上点火，受刑的人不仅烧伤，也有烧死的。有的乱跳碰地而死，有的跳水池死。这种惨剧叫做“蓑衣舞”。(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斯本末》第235-236页，东大出版会，1943。)

[88]战国时代教会就设有天草学林。1592年起用西洋印刷机印出活版图书。如《伊索寓言》故事书及辞典等(称天草版本)，成为日本天主教文化的中心。

[89]岛原云仙活火山有沸滚的琉碘泉，投入即死。

[90]这是岛原起义的导火线。事件经过详见《黑田长兴一世之纪》，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眷第288页，1977。

[91]天草四郎本是小西行长旧臣天主教浪士益田甚兵卫之子。关于他，当时就流传警很多神话似的传说。参见冈田章维：《天草时贞》，台川弘文馆，1960。

[92]《日本民众的历史》第3卷第305页，三省堂，1974。

[93]参见朝尾直弘：《岛原之乱》，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279-314页。我国当时史料也记载了日本对天主教的迫害和岛原起义的事缓，见《南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载略》)，黄宗羲：《海外坳哭记》、戴名世：《日本风土记》等。清朝禁天主教及迫害天主教徒方法显然受到日本的影响。

[94]幕府于1634年令长崎官商25名在长崎市南端填海筑成一扇形小岛，名“出岛”，让葡商集中岛上。葡人被逐后，1641年迫使居留乎户的荷商迁来岛上，锁国后这里成为日本唯一的外贸港口。

[95]一贯，重3．75公斤，相当银75两。6000贯，相当银45万两。

[96]檀那：施主的意思，檀那寺指属于施主所归依的寺院。

[97]改宗户籍：改宗人户口册。

[98]德富苏峰：《近世国民史·锁国篇》。

[99]和让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筑摩书房，1964。

[100]北岛正元：《日本史摄说》第2春第113-114页，岩波书店，1971。

RINGO

第十一章 德川中期(1680—1716)
　
第一节 商品生产的发展


一、农 业

   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在较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幕藩为巩固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保证贡赋的收入，竭力扶植自耕农(本百姓)的发展，抑制土豪地主富农的势力，除严禁土地永世买卖及分田给子孙外，还采取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允许农民控告领主乃至移住其他领地等措施。又多次令禁农民逃亡，防止土地荒废。庆安3年(公元1650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了《庆安告喻》，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出了32条严格限制，包括干涉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要求每人农食住行极端节约。尽管这样苛刻的限制，商品经济仍在全国逐渐发展。出现了商业性农业，生产力也在提高。万治3年(公元1660年)发明脚踏水车，17世纪末，开始使用2至4个齿的“备中镐”，不靠畜力也能深耕。还发明和普及了“千齿脱粒器”(千齿扳)，比旧时竹制或铁制的“脱粒筷子”提高效率2至10倍。[注1]不久，又发明筛谷用的“千石筛”(千斗链)。肥料方面，除传统的草肥、堆肥、灰肥、厩肥及屎尿等自然肥料外，农民还购用油渣、干燥鱼肥等肥田。为消灭虫害，已开始使用鲸油、石灰作除虫剂。栽培技术也有提高，如选择病虫害较少的稻种，实行轮种法和双季稻栽培等。17世纪初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以后陆续出版了《百姓传记》(公元1682年)、《会津农书》(公元1690年)等。元禄9年(公元1696年)，宫崎安贞参考中国《农政全书》和本草书，并总结日本农民的生产经验，出版了《农业全书》，使先进技术广为传播。[注2]德川时代成为近代以前日本农学最发展的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每一反稻米产量，公元1594年上等水田平均为1石3斗，到1686年则为1石5斗了。[注3]

   幕藩统治者为增加年贡来源，积极开垦土地，通过代官(地方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栽培经济作物牟利，新开地称新田，以别于本田。因年贡较轻，农民乐于耕作。本百姓的次子、三子、贫农和农奴们也有独立开垦小块耕地的。到18世纪前半期，增长为300万町步。[注4]产量由德川前期的1800万石，一个世纪内增至2600万石。[注5]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民除年贡和自己生活资料外，将剩余生产品商品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城市中武士、町人消费的增加，大名武士们只靠年贡和劳役地租，日益不能满足其生活之需。为此就得出卖年贡米谷和其他产品，换取必需的东西和货币。实物贡租的运输和买卖，从17世纪末起，以三都为中心大量进行。因而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幕藩领主通过特权商人把领地的物产销售到市场，农民也必须把生产物换取日用品和货币。商人又向农民收购产品，以牟取利润。由此，农村自然经济日益被商品经济侵蚀，开始瓦解。封建领主虽一直想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不许农民种植年贡(粮食为主)以外的产物，但由于领主生活和财政的需要，不得不奖励栽培一些五谷(米、麦、粟、吞、豆)以外的所谓“四木三草”[注6]和莱、棉等，并初步形成地区性分工，出现了许多特产区，使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尤以棉、蚕、烟草和油菜籽的生产发展最快。棉花生产集中在能内和东海地区，如在摄津(今大坂府及兵库县一部分)平野乡，到公元1706年土地的62．8％已种植棉花，卖给大坂及乡镇的商人，在那里加工后再卖给全国各地。[注7]养蚕则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注8]。公元17世纪蚕丝产量增加1倍，到18世纪初已达到国内自给。[注9]灯火材料所需的泊菜籽和腊树，主要在中部及其以西地区栽培。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18世纪初，还开始种植马铃薯、菜豆、西瓜、花生、胡萝卜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需要购买特殊的肥料和农具，于是农民要出售生产物换货币来购置，促使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除棉和油菜籽外，米由农民交年贡和自食，所剩的都作为商品出售。领主收入的年贡米也商品化了。包括皇室和幕府的许多领地，采用“三分之一(指年贡一部分)缴银制”。各地知行地虽采取缴米制，但实际大多缴纳货币。

二、手工业

   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起，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手工业中纺织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阪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歧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桃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坂的市)的米酒等，闻名全国，行销各地。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工产品的商品化，日益使农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游涡。幕藩的贡租和农民的剩余物都必需换成货币，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活要求。幕藩从17世纪后半起，为财政的需要，开始对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实行初期专卖制。藩都近郊可产销日用品，其他地方农民也可将产品交换必需品。各村镇设置了生产农民非自给必需品的机构。地方名产称为“特产物”(又称“国产”、“物产”)，根据地域分工，由藩当局和大商人合力经营生产。进入公元18世纪，畿内先进地区，一些从事商品生产和高利贷致富购地的新兴地主、上层农民通过租佃土地兼作包买商人，一部分小自耕农和农奴也在小商品生产者化的过程中，达到身份的独立。特产物生产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地相互间发生分化和分工，例如以长野为首的养蚕业，先后在结城、福岛、信达地方建立了蚕种业。由于17世纪末奖励产丝，西阵生丝需量增加及地方丝织业的扩大，促进养蚕业发展，各地农村生丝大量流入都市，开始和京都丝农业中心西阵抗衡。二是都市的手工业技术传到地方，如西阵丝织技术传入桐生，大扳的炼钢技术移植到秋田铜山。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一、城市的繁荣

   元和元年(公元1615年)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注10]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6年(公元1693年)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注11]大坂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坂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注12]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注13]

   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坂、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德川时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坂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至350万裱。[注14]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注15]、大坂的“藏屋敷”[注16]、“挂屋”[注17]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

   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18世纪初，以大扳、江户、京都、兵库、界、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公元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人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注18]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公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注19]，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注20]，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
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

二、交通由发达

   全国性交通的发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有巨大作用。早在德川初期，为实行“参勤交代”，修建了以江户为中心，通向各地的5条干道。其中以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江户--京都)最为重要。此外，有中山道(江户--滋贺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月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取访)，通称“五街道”(大道), 以东海道53“次”(宿驿)为始，沿大道设置驿站，各站有特许旅馆(“本阵”)。民间也开设客栈(旅笼)、小客店(“木赁屋”，旅客带米自炊的小旅馆)。幕府并从沿大道各村镇征用人马到野站，供官府运输，作为一种课役制(助乡役)。[注21]以江户为中心，大道各要地设关卡(“关所”)构成环形警备圈。各藩也在藩境设关，防止物产外流。5条大道虽主要为“参觐交代”和幕府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对民用加以限制，但它的修筑，尤其是与之相连结的支路(幕藩为通向5条大道修筑的大道，日本称“胁往还”，如水户路、北陆路、中国路等)的整顿，都有利于打破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全国性的经济往来。政治中心的江户和生产较后进的关东地区日用品都依靠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供应。承担商品运输的主要是海上运输。其中以大阪至江户的南海路最发达，有称作“菱垣驳船”(以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得名，每船载二三百吨)和“樽(酒桶)驳船”(以主要运酒得名，载重同前)的两大航运业，他们组织了行会，互相竞争。[注22]17世纪末以后，有北海道及东北地方到大阪和大阪到长崎的西海路、下关到松前的北海路、奥州到江户的东海路等先后兴起，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

三、货币金融的活跃

   商品经济发展中，货币被大量使用，全国性的信贷制度从17世纪后期开始建立。当时通用金、银、铜三种钱币。幕府设金、银、钱(铜)“三货”的铸造厂(“座”)，征收税金，另铸有少量真输(黄铜)钱及铁钱。幕府独占了铸币权，禁止私铸钱币。各藩发行了名目繁多的“藩钞”，据废藩置县时(公元1871年)调查，德川时代的“藩钞”，多达1694种。[注23]有244藩发行了这种不兑现纸币。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幕府不断改铸劣质货币，币价经常变动，加之关东用金币、关西用银币作价值尺度[注24]，币制很复杂，因而出现了货币本身兑换和买卖的必要。拥有大量资金称作“两替商”(货币兑换商)的钱庄，以大商户为对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大阪、江户都出现了这样的钱庄。1662年，大阪拥有实力的大钱庄(本两替)选出10人组成的同业公会，称为“十人两替”，在其统辖下，据说已有钱庄120或200家。[注25]就这样，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货币挖掘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注26]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瓦解幕藩体制，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商品经济是由领主贡租商品化开始发展起来的，封建领主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年贡额，除征收土地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年贡外，又以“口米”、“欠米”等名目增征一至二成的年贡实物附加税。对山林、草原和河海的产品征收称为“小物戒“(或称“小年贡”)的杂税。按18世纪中期写成的《地方要集录》记载，“小年贡”的名目多达163种。[注27]有时领主竟提前征收2至3年的贡租。

   小农经济本不稳定，领主加重剥削使小农经济更脆弱。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也使小农破产的可能性增加。

四、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由于商品作物的增加，以及部分贡租改由货币交纳和购买肥料的需要，商品货币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逐渐渗入农民生活，侵蚀农村的自然经济。获生祖株(公元1666年-公元1728年)在《政谈》中说：“过去，各地除特殊情况用钱之外，买东西都不用钱，而用米麦……听说近来，从元禄(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时起，乡下也用钱买东西了。”[注28]公元18世纪20年代，仙台藩耕种一町步的农户，全年支出33贯589文中，货币支出为20贯936文，其中14贯919文是生活费支出。[注29]

   农村被卷入商品货币经济后，封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加速了本百姓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富裕农民在“荒年农民艰苦之时，以低价购置良田、山林房屋等……而此类富有之民，五十家、百家之中即有一、二家。[注30]他们多半发展为兼有地主、村吏、商人三重身份的“豪农”，向农民放高利贷，将当绝的田地再佃给农民，收取佃租，成为典地地主。于是在领主土地所有制下，产生了典地佃耕(质地小作)关系。[注31]破产农民一部分流入城市，大部分沦为“水吞”、“小前”(无地贫农、佃农及雇农)，身受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马克思说：“高利贷有两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已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注32]在日本则不同，封建势力强大，压制生产自由。又由于长期锁国，对外贸易备受限制，商业高利贷资本不能向工业资本发展，唯有凭借幕藩领主权力，经营实物年贡的买卖，保证领主的贡赋和家臣武士的消费，在此基础上剥削农民、手工业者乃至武士们。所以这种寄生于领主经济上的商人，宁愿保留封建制，阻碍生产方式瓦解。如上所述，幕府为维持封建小农经济，以确保收入来源，虽颁布禁止买卖土地永为私有的法令，但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仍不能不典当土地、向富者借高利贷，一旦当绝，就沦为佃农，所以典当实无异买卖。武阳隐士的《世事见闻录》写道：“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到17世纪末，在近畿种棉地区，佃户已占自拼农的一半。公元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注33]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贫苦农民仅靠土地收入难以生活，必须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增加货币收入，才能度日。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渐渐被卷入商品流通中。到18世纪初，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日趋完备，商品经济更加发达，自然经济在开始瓦解。

   总之，18世纪中期以前，在闭关自守和强力的封建束缚下，商品生产在各地发展。元禄、享保年间(1688-1735)，农村阶级关系在迅速分化。但从全国范围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尚未达到对封建体制发生重大破坏的程度。[注34]

第三节 幕藩财政的困难与町人思想的成长

一、幕藩财政团难与武士的贫困

   18世纪初，以京都，大板、江户为中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它渗入农村后，对于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并把它商品化来维持财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商业性农业发展创造的剩余部分)不能作为幕藩领主的收入加以剥夺，反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幕藩财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积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适应，收支失去平衡，财政发生危机。其次，由于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日益繁缛奢侈，刺激物价上涨，幕藩财政逐渐困难。幕府年收入46．7万两，支出却达140万两以上。[注35]幕领的代官或中饱年贡，或受贿降低租率。元禄时定额平均为35-38％的租率，享保时降低到平均28％。‘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层救济。公元1640年，会律藩士联合向藩主呼吁，设置了“拜借金”制度。[注36]随着财政的困难，统治层内的矛盾尖锐化，集中表现在诸侯家骚乱。宽文8年(公元1668年)，九州的岛原藩主高力氏，由于对武士也征课赋役，激起武士、商工业者、农民在领内发动暴乱，因而被剥夺武士身份(改易)。宽文11年(公元1671年)的伊达骚乱、延宝7年(公元1679年)的越后骚乱等，都是由于大名宠信暴发户新权贵(“出来出头人”)，压榨武士，因而道武士的反抗。幕府也于庆安4年(公元1651年)连续发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注37]和“庆安之变”[注38]，暴露了幕政的破绽。

  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中“有许多人值夜勤没有被子。”[注39]著名儒家室鸿巢自白说：“本人等现在没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钱赊米渡日。”[注40]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困难。18世纪初，太宰春台写道：“许多大名，无论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年贡，全都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有的大名则无故给高利贷者俸禄，使加入家臣行列。”[注41]这段记录生动地说明了领主和武士已经“部分地由于货币的缘故而在社会上处于依靠地位”[注42]。

   幕府为救济武士，享保4年(公元1719年)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贷商人借款的诉讼，令相互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使武士赖债合法化。江户商业公会--“12帮批发行”向町奉行[注43]提出抗议，一般商人债主则打着纸旗拥向武士家宅，张榜揭贴要求还债，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销这项法令。

   各藩财政更困难，大名们按规定须在江户和领地两处各设邱宅，他们和大批武士在藩地过着奢侈生活，还得隔年去江户参觐，在外要担负幕府临时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于穷困。例如，佐贺藩元禄11年(公元1698年)亏银10000余贯，公元1703年欠款达23万余贯；萨摩藩享保4年(公元1719年)亏银2900贯，濒于破产境地。

二、商人势力的抬头

   同武士贫困化相反，城乡批发商、兑换商、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正如太宰春台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注44]17世纪末，大阪巨商鸿池善右卫门一家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领地的收益。鸿池发明清酒酿造法，他的酒不仅大阪，还运到江户。他还经营大阪至江户的海运业及金融业，终成大阪最大的金融商。[注45]他和三井、住友等家族，在全国重要都市设立分店，逐渐扩大其商业势力和资本的支配。住友当初在京都经营药材和书店，宽永初年迁到大阪经营铜生意，元禄年间开发别子铜矿成功发财。三井出身于伊势松板，公元1686年以京都为根据地向大阪、江户发展，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和金融业。此外还有京都的大丸和名古屋的松扳屋也是当时的巨商。井原西鹤在公元1638年写的小说《日本永代藏》中，把鸿池、住友、三井等巨商作为新的富豪典型提出来。与此同时，元禄年间，结成江户10帮、大阪24帮批发商公会，不久发展为全国性商业同盟，甚至由此决定全国商品的价格，开始奠定民族市场的基础。当时领主在政治上虽尚保持其独立割据，但经济上已被卷入全国经济之中。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都为富商所左右。例如，鸿池善右卫门一手操纵30余藩的经济，仅他的分店主人就有70人接受藩主的俸禄，他和平野屋、天王寺屋等富豪的生活，几乎与大名不相上下。[注46]所以本多利明指出，“外表虽为日本国中武家之领地，但实则为富家之所领”。[注47]豪商们把资金用高利贷借给武士、农民，投资开垦新田，逐渐把封建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大大提高了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旧日的身份制和封建关系松弛，如大坂巨商淀屋，除经营木材批发外，还操纵米、鱼和蔬菜市场，向他贷款的大名就有33个。[注48]据说财产达1亿2千万两之多。[注49]元禄时代淀屋辰五郎凭他的财富，无视幕府法令，经常穿着不许商人穿的里外全白的衣服，甚至穿着幕府赏赐的礼服出没花街柳巷。


三、町人思想的成长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愈不甘心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元禄前后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人在社会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长崎通事(译员)的学者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在《町人囊》说，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润天下万物，[注50]对于天子、诸侯等都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不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说，百工乃天下之要，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获生狙株说：“农者耕田，养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给世人；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人…缺一则国土不存矣。”[注51]这些显然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肯定，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盯人思想成长的第二种表现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注52]西川如见说：“人类毕竟无尊卑之理，微贱者虽身居陋屋，心却在万人之上。”[注53]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公元1685年-公元1744年)更明确地站在商人立场，认为商人行业不应卑视，它不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质。经商有助于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耻。[注54]他说：“《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注55]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也认为，人“虽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别，但其身却毫无差别”。[注56]因此，“万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为兄弟”。[注57]他的门人熊泽藩山(公元1615年-公元1691年)发展了他的思想，说：“人，皆为天地之子孙，岂有卑贱者?”[注58]这些阳明学派对封建等级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场上的石田梅岩，尽管在思想上还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愿望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说明商人在经济领域内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三种表现是，要求与武士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在石田梅岩看来，“营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说营利为‘欲’而不是‘道’，那么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贡为其弟子的呢?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于买卖，他不营利岂能致富?商人的营利与士之食禄相同，不营利，有如士之无禄。”[注59]这就把商人的营利行为与武士的受禄等同起来了。因而他主张：“士农工商有助天下之治，无四民则无助。治四民为君职，助君为四民之职；士为有位之臣，农为草莽之臣，商工为市井之臣。”[注60]这种思想是对封建“四民”等级的否定。此外，并原西鹤著《世间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盘》)中，还提出了“在任何一国，没有金钱，便谈不到自由”的思想。[注61]近松在其戏取作品中，通过登场人物，轻蔑地讥讽了统治阶级。如《情死天网岛》的剧中人就宣称：“这里的商人虽说不带刀，但这里大批的新银光泽，也足够把刀刃扭弯。”《夕雾阿波鸣门》中的人物更说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爷们不敢啃气。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谁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别想我输给他。”[注62]

第四节 元禄文化

   德川中期，随着地方性经济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市场，文化方面兴起了取代贵族、武士文化的叮人文化。这种以城市工商业者生活越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四人的成长和市民阶层新的自觉，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但由于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筑在封建领主武士勾结商人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农民基础上的，所以适合町人要求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是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执政的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称为“元禄文化”，但广义上一般是指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文化。

-、文学艺术

   1．诗歌 由前代的连歌发展为徘谐的诗体。[注63]德川初期，松永贞德(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将和歌、连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语、汉语)纳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风一样，都很自由豁达，博得市民的赞赏。到元禄时代，由武士成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蕉风徘谐，从语言到内容都打破传统的制约，把诽谐推向高雅的艺术境界，而且让发句单独使用，成了由17字音组成的短歌，广泛流传市民中。芭蕉为了创作诽谐，曾游历各地，深入体验生活，出现了象《古池蛙跃入水声》那样有名的诗句。他写下《奥州小路》等诽文(带徘句味的散文)纪行和《猿蓑》等大量
悱句集。

   2．小说 出现称为“浮世草子”(当代风俗写实小说)的一种现实主义民众文学。它由“御伽草子”[注64]和“假名草子”[注65]发展而来，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号井原西鹤(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开创了这于新形式。正象这种小说以“浮世”(当代社会生活)命名一样，它以町人社会为主题。西鹤站在商人立场刻画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爱情，着眼于商人享乐、营利和蓄财的活动。他以“好色”为名，大胆描绘人们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所谓的“町人文学”。

   3．戏剧 创造和发展了“人形净琉璃”(木偶说唱戏)，日本民间古来就有木偶剧这种艺术，后来由于新的乐器“三味线”(三弦)的使用，产生了木偶剧与说唱故事--“净琉璃”[注66]相结合的“人形净琉璃”。这种民间艺术形成于16世纪元禄以后，由于大坂农民出身的说唱艺人竹本义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现力非凡的乐曲“义大夫小调”，又由于当代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说唱脚本，如《国姓爷合战》[注67]、《曾根崎心中》[注68]等，使这种艺术达到极盛。后因歌舞伎发展，趋于衰落。18世纪末，大坂植村文乐轩复兴了用义大夫小调演唱净琉璃的木偶剧，
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创办了“文乐座”。从此，净琉璃木偶剧这一古典艺术以“文乐”之名流传至今。

   “歌舞伎”(舞蹈戏剧)[注69]，在元禄年间已从原来以舞蹈为主的民间艺术，发展成歌舞剧。同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名演员，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户的市川团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门左卫门常为他们写脚本，以后配上了“净瑶璃”、“长四”等乐曲，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剧场也从原来简易的舞台，发展为设有楼座包厢的大型剧场，成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

   4．工艺美术 产生了一种色彩鲜艳、图案抽象的新风格。当时为幕府和宫廷服务的狩野、土佐两派御用画，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达(?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开创了深受商人喜爱的色彩华丽的风俗装饰画，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图屏风》和《红白梅图屏风》等。公元1681年江户刺绣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师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浮世给”(流行风俗画)，以妇女、演员、力士为题材，而美入画最为著称。这种画通过木板刻印，广泛普及于民间。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创的彩瓷；柿右卫门(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学习中国的“红绘法”，创造一种名“伊万里烧”的彩色瓷器(详见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弥光悦(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优美的泥金画漆器；京都宫崎友掸创始的绚丽多采的友禅印花绸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工艺美术品。

   5、建筑 还具有桃山时代豪华的遗物，如日光的东照宫(德川家康的庙)就是壮丽庙式建筑的典型。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属于幽雅的茶室建筑．为上层武士和豪商所欣赏。民间则流行武家书斋型的旧建筑样式，并出现了歌舞伎剧场等大型建筑物。

二、自然科学

   由于生产实践的探索和总结，这个时期日本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总的来讲，它是合理精神发达，人们的思想从迷信和咒术中解放出来，通过实践对自然加深了认识。具体表现在实学--经验科学的发达。实学是与虚学(空的理论)相对而言，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实证性的学问。

   在医学、药学方面，日本学者已开始据弃中国宋代以来医学中以阴阳五行来说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义偏向，提倡“亲验宰试”，如贝原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仅是对德川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大胆怀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学家。他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蓝本，细心采集调查了日本3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并于公元1708年总结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记载了千余种本草(中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开拓了日本的本草学。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本草学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作了广泛的调查，并在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篡总数达360卷的《庶物类篡》，从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后来他的门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将这部巨著增补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参看第14章)

   农业科学方面，更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17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作者不详)，是用向领主讲述农业经营的形式写成的。但到了元禄年间，宫崎安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内、伊势、志摩等地进行调查和自己农事体验的基础上，编著了《农业全书》(公元1697年)，成为当时日本农学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分为总论、五谷、莱蔬等类，并由贝原益轩校订，加上附录1卷，为日本后世农书的典范。

   除上述两部普遍性的农书外，还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书：①《百姓传记》，就东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气象、土质、农具、肥等。②《会律农书》，记述了寒冷、后进地区会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记》，记述了纪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识。④《耕稼春秋》，根据加贺石川郡平原地区的水稻耕作，企图引进较高的技术。

   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在此期间也有新的发展。9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沿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天象有一定差误的这种历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日本的历学者安井算哲(后改姓涩川，号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国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对天体的实测，创造了适合日本实际情况的“贞享历”，于贞享元年(公元1684年)为幕府正式采纳。这样，日本便第一次产生了本国的历书。另外，日本的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写了《尘劫记》，这是公元1627年在改编中国明末算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通俗日用数学书。后来，“大和算家”关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发微算法》，进一步发展了代数方程式、微分积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算法等等。它不仅集和算之大成，在当时世界数学领域内也是难得的成就。

三、学术思想

   1．哲学：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文化科技呈现了新气象，同时在幕府保护下，长期影响着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从内部产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出现了几个朱子学说的反对派。

   (1)阳明学：儒者中江藤树批评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说理，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但阳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养，受禅宗“顿悟”(指“破除杂念，顿然觉悟”之意)说的影响，和社会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据说藤树晚年读阳明书，“顿悟”而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其弟子熊泽善山反对幕府的憎越和参觐交代制的浪费，主张武士移居农村采邑，实行农兵制，为尊皇思想作了准备。因而触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数十年而无忧色。

   阳明学派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鼓励武士杀身报主，这种愚勇精神本质上是封建反动的。但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代表下层武士和广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领主的上层武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如大盐中斋(即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发动起义的阳明学派志士。

   (2)古学：古学派打着复古汉学的旗帜，提倡实践的道德，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朱子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这一派的创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懦学本来面目的主张(《圣教要录》)。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个创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斋也从同样立场著《论语古义》的注释书7卷，反对朱子学。朱子学主张有德者能治国，仁斋则认为可以脱离政治来树立道德，以“人情”讲解道德。著名学者获生狙袜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派的空谈性理，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他看出幕藩体制的危机，但无法认识，只能根据儒家经典，讲求“经世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在《政谈》一书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时救世的要务，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辞、阐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后通过将军的“作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这种思想方法阻碍了古学派的前进。其弟子太宰春台更关心政治经济，思想开阔，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顺应了当时的潮流。

   (3)前期国学：国学派继承了古学派的复古主义精神，但把重点转向日本古文学和神学。这一学派在中世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佛教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汉意”)中解放，恢复日本古文学所独具的本性，发露真实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并注释古代和歌集成的《万叶集》，主张根据日本古语的原义，排斥从来儒佛道德观对和歌的解释，确立了国学的方法。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则开始于荷田春满。

   2．史学：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文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文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

   林罗山及春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注70]，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策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否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

   德川时代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注71]。光国于明历3年(公元1657年)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谨严。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注72]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

   元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注73]，“不论在自传文学或作为近代学术性研究的国语学、国史学及洋学方面，都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工作。他力求摆脱不敢正视现实的排外自大思想，以
达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注74]新井白石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第三，
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言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来儒家道家的历史观，说：“史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注75]他也反对神道教的解释历史，说：“神者人也，我国习俗，凡所尊敬之人皆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话看作人事，不盲从曲解。因此受到水户家的排斥，终至被幕府辞退。由此看来，日本史学在明治维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现而达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学的水平。

四、宗 教

   首先是儒学的日本化。山崎阁斋(前述)初学朱子学，后受伊势神宫神官度会延佳和主张神儒一致的神道家吉川惟足的影响，倡导一种儒学和神道折衷的垂加神道(垂加是山崎的别号)。它以阴阳五行之理为经，居敬穷理之说为纬，将其权威求诸《日本书纪》神代卷的尊信，旨在守护皇室。主张“天御中主尊”相当于朱子学的“理”，由此出发，和“气”的“阴阳”一起产生万物的“理”就是“天御中尊”。因此，由祈祷和拔楔(拔除不祥)清净内心，“五伦”即明，“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

   其次是佛教日本化。佛教本来是一种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一切众生受到生即死、死即生的永远轮回规律的束缚。人的死只是反复无穷的六道(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界)生死轮回过程之一，而摆脱这种轮回的是涅磐。在当时幕藩制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强烈希望的是家庭这一个集团的现世繁荣，从而导致崇拜祖先和祈求现世家庭成员的幸福。在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崇拜祖先、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宗教面前，佛教屈服了，变样了。现在祖先被当作佛，从而被佛(祖先)保护的、祭祀佛(祖先)的家庭在教义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会受到以家庭为单位而成立的身份等级制社会--国家的肯定。当时著名的僧侣，如曹洞宗的铃木正三(公元1579年-公元1655年)、净土真宗的浅井了意(?一公元1691年)、临济宗的盘洼永琼(公元1622年-公元1693年)和白隐慧鹤(公元1685年-公元1786年)等都宣扬孝敬父母和精励家业。这样，本来否定家庭的佛教在教义上彻底发生变化--支持家庭和祖先成佛，构成了日本近代民众佛教的特征。

五、人民生活

   这个时期经济富裕起来，民众服装流行“小袖”(狭袖和服)，其材料、附属品、图案、色调多样化。过去连中级武士的姑娘也穿露小腿的衣服，这时一般民众的姑娘穿着美丽宽大的和服了。由于米的大量生产和蔬菜的发展，饮食丰富，长期来一日两餐从17世纪中叶以后变成一日三餐了。许多糕点上市，地方名产出现，如江户浅草的缠腰布、八丁掘松屋的甜脆饼等。三都(江户、京都、大坂)的茶店、饭馆也出现了。过去连武士也只住铺席子的土地房间，现在房间都铺地板，正房里大多铺草垫。由于棉制品的发展，棉睡衣及棉
被代替了麻和稻草的卧具。取暖用的木炭商品化，普及一般家庭。又由于菜油大量生产，许多民众能够过明亮的夜生活了。

六、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问题

   如上所述，元禄前后町人中出现某些变革社会的思想，德川时代文化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某些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日本也有过西欧那种文艺复兴时代。[注77]福本和夫更把元禄文化前后190年(公元1661年-公元1850年)规定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即晚于西欧360年发生。日本究竟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没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德川时代日本人的意识形态里，确定出现了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代类似的现象。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四人抬头，元禄前后出现了市民阶级的新文化。它表现在：

   1．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有如欧洲人文主义者恢复和传播在中世纪被忘却的古代文化遗产，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封建文学传统那样，德川时代的古学和国学，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古学派反对官学朱子学，主张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国学派重视古语的研究，反对儒家及佛教对《万叶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释，提出按照古语解说古典，恢复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这种复古主义--要求回到《万叶集》、《源氏物语》的人性时代，与西方人文主义者“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多少相近，两者同样发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训诫解放人性的心声。

   2．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批判中世纪神学对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倡导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精神，争取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又一个方面。古典学派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倡导一元论的哲学，主张以人情讲道德；国学派反对封建道德说教的儒学，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学上，本居宣长提倡：“人情”，强调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样生活，要从那里寻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鹤描写性爱与市民现实生活，否定儒学道德，以享乐为人生要义。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同情战胜道学恢复人性的人们。风流小说、滑稽小说讥笑讽刺教主、圣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一息相通。

   3．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出现。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前，古医术、本草学、和算及天文历学在中国传统科学影响下有发展，但末达到认识自然、打破儒学世界观的程度。哲学也只停止在关于“天”的古代宗教观念和物活论的思想上。欧洲文化传入后，18世纪20年代起，幕府采取“殖产兴业”政策，经过兰学者们研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平贺源内的应用科学，安藤昌益对儒、佛、国学的激烈批判，山片蛹桃(公元1748年-公元1821年)的无神论，经世论者等重商主义政策和人类平等的先进思想，新井白石开创了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风气。

   德川时代尽管出现上述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现象，但文艺复兴本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主斗争的反映。确定文艺复兴的标准，不仅在有无文化繁荣和迫索古典文明的风气，而且在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事实。

   德川时代中后期，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阶级的力量又远没有14至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思格斯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通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注78]当时日本的叮人，虽有称得上巨富的人，但极少发展为产业资本。他们只是依附于幕藩体制，根本没有同封建势力抗衡的力量。在闭关锁国下，没有海外贸易的条件。不仅与西方从事产业资本和海上活动、具有手工业工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大商工业者、银行家)不同，就是与日本室町时代依靠海外贸易致富的界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

   其次，由于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没有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果说他们有进步性，那么只是在封建统治范围内，为自身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已。元禄时代虽也出现了井原、近松、松尾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家比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和先天不足。井原的小说只是站在商人立场嘲笑封建道德，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这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统治是不同的。

   第三，德川时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在任何意识领域中，理性的色彩还很薄弱，除了个别思想家，看不到什么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与道德论杂揉。即使山片蟠桃的无神论，也没有脱离儒学影响。国学者中本居宣长等攻击佛教，却自陷于神道的鼓吹。这是由于德川时代日本市民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欧洲那样强大，封建统治势力还很顽固。宽政异学之禁等镇压不断加紧，人性解放的主张不得不通过隐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数或对“弃捐令”吞声饮泣，或把朱子学作为处世哲学。他们面对黑暗，缺乏斗争气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艺的发达，只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享乐的方面。文学描写町人营利和处世方法，暴露出他们聚财以供游荡挥霍的心愿。这正是德川时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产者日趋贫困的反映。可见朝气蓬勃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能见于后进国的日本，决不是偶然的。


--------------------------------------------------------------------------------

[1]小叶田淳：《近世社会》第219页，朝仓书店，1955。

[2]中村吉治：《日本经济史》第200页，角川书店，1955。

[3]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1卷第59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

[4]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129页，有斐阁，1957。

[5]藤间生大等：《日本史摄说》上册第266页，河出书房，1956。

[6]“四木三草”：江户时代工艺作物的漆、桑、裕、茶称四木，麻、兰、红花称三草。

[7]揖西光速同上书第67页。

[8]东山地区包括滋贺、歧阜、长野、福岛、宫城、岩手、山形、育森等县。

[9]土屋乔雄：《近世农村经济史论》第120页。

[10]儿玉幸多、太石慎三郎《日日历史的观点》第3卷214页，日本图书公司，1974。

[11]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50页，东大出版会，1962。

[12]同上书第5页。

[13]同上书第51页。

[14]揖西光速同上书第23页。便是装米的稻草包，一裱装米4斗或3．8斗的其容量各藩规定不一。

[15]札差：为幕落及武士保管、贩卖租米兼营贷敦汇兑的大商人。“札”是代替粟证
的牌子，“差”指将牌于“插”在米袋。这种营业一度形成特权商行会制。

[16]藏屋敷：各藩驻大坂，保管出纳贩卖租米、禄米和其他物品的仓库和营业机构，置蘸元、挂屋等职。1117世纪中叶后，由商人代营，并经营借贷。

[17]挂屋：大扳金融业者，代幕府征税、保管、出纳、运输各藩的租米、物资兼代理财务、借贷等。

[18]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2卷第25页。

[19]10帮批发商公会(十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漆器、内店(店内营业，售绸缎、布、线、妇女用品等)、药、钉、纸、酒等十帮批发商组成。

[20]24帮批发商公会(24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花、食油、铁钉、纸店、漆器、杂货、瓷器、药材、席子、干菜店、五金、估衣、磨刀面、刀、枪、铁丝、烟叶、帆布、戒指、干色、本色、伞等24帮批发商组成。

[21]助乡役，本为辅助宿驿站人马不足而设，据1694年规定，凡领主俸禄每100石，须摊摄搬运工2人、马2匹。后逐年增加，至1780年时，每100石出工多达300-490名。农村路径过重，终于各地爆发了助乡起义。

[22]当初横驳船垄断断运酒，其他货物由羡垣驳船垄断，后来因横驳船运输迅速，运路费低廉，其他货物也运输了。这样双方产生激烈竞争，几次签订载货协定仍不遵守，最后还是搏驳船占优势，直到幕末。

[23]岛田隆等：《日本经济史》第160页，山川出版社，1978。

[24]当时金币采用定位币制(以金币作各种货币价格的标准)，银币还是称量币制(以银决重量作币价标准)。1601年铸一定品位的银币，作法定标准。1609年定各种钱币的交换比率为金1两＝银5两；铜线4000文。以后比率常有变动。

[25]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62页。

[26)恩格斯：《沦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62。

[27]野村兼太郎：《日本经济史》第112页，庆应出版社，1938。

[28]引自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第41页，有斐阁，1954。

[29]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79页。

[30]熊泽藩山《集义外书》，引自吕野荣太郎：《日本经济史》第42页，庆应出版社，1938。

[31]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30-132、142-145页，有斐阁，

[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89一690页，1975。

[33]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5页，三联书店，1963。

[34)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第32页，弘文堂，1964。

[35]据新井白石：《焚薪记》。

[36]由幕藩对武士涪臣的贷款称为“拜借金”一般无息。

[37]三河刘谷藩主松平定政请幕府救济贫困武士未成，愤而退还领地，出家行乞江户，使幕府丧失威信。

[38]庆安之变：庆安4年(1651)江户军学者由井正雪组织门徒、浪人、豪农等3000人倒幕，事泄被杀。遗书中有“天下制法无道，上下因穷，为有心者所悲”等语。

[39]《兼山秘策》一，正德元年5月13日状。引自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3页。

[40]《兼山秘策》五，享保7年6月3日状。沼田次郎同上书第23页。

[41]太宰春台：《经济录》。

[42]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附录4，第162页。

[43]相当于市长。

[44]太宰春台：《经济录》卷5。

[45]《日本经济丛书》第12卷第78页。

[46]《大阪市史》第5卷第543页。

[47]本多利明：《西域物语》卷下。

[48]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92页，1961。

[49]笠原一男：《日本历史》第3卷第139页，评论社，1976。

[50]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0页，前野书店，1963。

[51]引自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第75页，中央公论社1974。

[52]《夕雾阿波鸣门》，引自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第41页，岩波书店，1978。

[53]《町人囊》，引自家水三郎：《日本人的思想发展》第15页，理论社，1956。

[54]水林彪《封建制的再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393页，山川出版社1987。

[55]古川哲文《日本思想史》第224页，角川书店，1954。


[56]同上书第190-191页。

[57]源了园：《樱川思想小史》第49页。

[58]同上书第52页。

[59]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135页。

[60]同上书第135页。

[61]同上书第137页。

[62]作品描写名妓夕雾失恋的悲剧．阿彼，旧国名，今德岛县，鸣门即鸣门海峡。见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6页。

[63]连歌由诽句(又称发句，即首句)和联句组成，一般是100句为一首，由2人以上分别以上下句唱和。古代，它为宫廷贵族、槽侣和武士所习赏，内容卑俗诙谐。室町时代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40年)开始取材于纯朴的民众生活感情槽，虽含诙谐，却不重辞藻，由此创造出一种新诗歌的体裁--诽谐(带诙谐味的和歌)。

[64]御伽草子是室町至檀川初期流行的，以妇女和少年为对象的短篇小说。内容有神话、传说等，先是图画，后来写成文学，带有启蒙教育意味。

[65]假名草子是桃山时期到德川初期流行的用平易的假名文写的拟古文体短篇小说。内容有：恋爱、因果报应、妖怪、教训等故事。这种文艺继承了“御伽草子”的传统。

[66]净璃璃：用有关女神净玻璃姬的神话(一说为三河国公主净玻璃与平安末期武将牛若丸即源义经恋爱故事)为主题，和以三味线(三弦)弹唱的说书。

[67]假想郑成功率日本武士抗清得胜的故事。

[68]描写大坂曾根嫡区一店伙和妓女含冤情死的故事。

[69]歌舞伎，起源于桃山时代(1603年)出云神社女巫阿国在京都演出的念佛舞，以后逐渐发展为日本旧剧歌舞伎，扮演江户及其前代的史事传说。演员表演动作、说白，辅以音乐，歌者在旁伴唱。初为女子演出，幕府认为败坏风俗，改由男子扮演，称为“若众歌舞伎”。

[70]《本胡通鉴》是汉文体日本国史．自神代至银川前期后阳成天皇(公元1587年-公元1611年在位)止，分前、正、后三编，共273卷。详近略远，主要叙述10至16世纪期间的历史。始于公元1644年，完成于1公元670年。当时全书没有付印，直至明治时代才出版。

[71]《大日本史》也是汉文体日本国史。由德川光国延揽安积瞻泊等儒者，据中国正史体裁(纪传体)，编成起自限天皇，迄于南北朗末后小松天皇的历史，共397卷。

[72]春秋时代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评论是非，遵守相应的等级名分，符合正理(大义)。日本朱子学者根据大义名分论，坚主南朗是正统。

[73]新井白石名君美，号白石，由其师木下栓庵荐举为德川家儒臣后，辅佐将军家宣，以儒学和日本古典研究为指导，改革幕政。掌权7年后，为门阀势力所排斥。

[74]羽仁五郎：《白石、喻吉》第130页。

[75]《古史通》，读法凡例。

[76]《古史通》卷1。

[77]关于各派的论点，在福田德三的《日本文艺复兴史论》(第102-115页，东西书房，1967)中，有较详的介绍和分析。又参见冈仓觉三：《日本的觉醒》(1904，纽约，英文版)第49页，村冈博译，岩波书店，1940。

[78]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


　

RINGO

第十二章 德川后期(1716一1845)

第一节 农民市民运动的高涨与享保改革

-、幕藩统治的腐败

   17世纪后半期，幕府政治集中于挽救幕藩财政困难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离，但封建经济破绽百出，商品经济发展势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弥缝，显然是徒劳的。幕府以为恢复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决危机，结果一波末平，一波又起。

   四代将军家纲(公元1651年-公元1679年)时，由于对大名旗本整伤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80万石，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80年-公元1708年)时，更增至46件、161万石。在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牢人”)。庆安4年(公元1651年)，江户连续发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桥忠弥等的反幕事件，市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注1]。以后大名、旗本无后嗣，可由义子继承，不再剥夺其武士家格。

   元禄时代(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公元181年)、柳泽吉保(公元1688年)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专制，史称“侧用人政治”[注2]。由于纲吉尊重儒学，登用林信笃、木下顺庵，获生沮株等儒者[注3]，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注4]之职，企图用儒家思 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但依靠三纲五常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不但解决不了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纲吉不仅热中于朱子学，还迷信佛教，听信僧侣愚弄。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台生于戍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幕府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注5]，于是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幕府便向市民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群众气得驾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

   由于幕府腐败，奢侈成风，使财政失调。纲吉任命勘定奉行获原重秀改革财政，获原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于元禄8年(公元1695年)起改铸货币，降低成色[注6]，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而铸币商(金银座)乘机发财，获原仅在宝永年间(公元1704年-公元1710年)受金银座特权商的贿赂达26万两，其他赃品不计。因这时贷币不是信用货币，仅按金银块价格流通(铸币者只凭个人情用，保证金银块的质量)，致货币滥发，币价大跌，引起物价商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困难。于是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如1646年长州等藩减俸十分之二。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

   第六、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公元1709年-公元1715年)，幕政由侧用人间部拴房和儒臣新井白石执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费，厉行俭约，改铸了元禄时代滥发的劣币，平抑物价；还罢免获原重秀，处罚量勾结获原牟取暴利的银座头目，进而取缔钱业行会。但新币发行后，同旧币的交换比率不当，缺乏市场信用，经济仍十分混乱。为防止金银流出，公元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每年限量制中国、荷兰商船进口和白银出口，又废除对朝鲜使节赠送的厚礼。此外，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为提高幕府的权威，许多政策流于形式，对幕藩统治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

二、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斗争

   商品货币经济侵蚀农村，不但引起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苛重，商人高利贷兼并土地，寄生地主制发展，农民的土地经营愈加零细化，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注7]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他们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甚至提前征收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加重剥削。地主对富农则征收“用金”(摊派)。

   17、18世纪间(元禄、享保期)，典地农民日多，本百姓为不再失地，要求领主减少剥削，到处发生斗争。他们结合在农村共同体之下，要求领主减少年贡课役。幕藩规定农村有控诉事件须由村长逐级上告，但地方官总不理会，最后往往只得由担任村吏的自耕农带领群众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级控诉。这种斗争形式称为“代表越级请愿”。[注8]17世纪中叶，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领导的农民斗争即其著名的例子。松木是若狭(今福井县西部)地方一个16岁的庄屋(村长)，公元1640年他代表本村农民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向藩厅请愿。他英武不屈，坚持斗争12年，最后在临刑前仍鼓励人民群众斗争到底。还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仓宗吾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情况。约17世纪中期，下总(今千叶县)佐仓藩上岩桥村农民，本名木内偬(总)五郎，通称佐仓宗吾，代表200余村农民向幕府执政拦轿控诉领主掘田横征暴敛，要求减轻负担。无效，宗吾一人向将军直诉，终被接受，但宗吾夫妇和4个儿子都被处死。据说宗吾被缚上刑架时，还怒斥领主。白本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歌颂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为游方僧所咏唱或上演于歌舞伎中。此外还有《宗吾郎实录》、《佐仓义民传》等史料传世。

   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逃散和强诉，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但当强诉无效时便实行暴力--起义。据统计，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公元1599年至公元1867年的270多年间，约有1240次[注l0]，其中l052次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天明(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和天保(公元1830-公元1843年)年间的起义，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

三、城市贫民的斗争

   与农民运动相呼应，城市中兴起的市民运动，则成为冲击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领主通过货币改革、垄断和专卖特产品、强制商人捐献等方式，压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则通过收买官吏、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称为“租房户”或“租地户”的下层市民，即临时工、手工工匠、仆役和小商贩等。尤其当荒年米价暴涨时，下层市民的生活就更难维持，城市市民与幕藩领主及与其相勾结的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宝3年(公元1675年)4月，江户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开了请愿斗争，提出“因米价上涨无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诺借米4万依。[注11]正德3年(公元1713年)6月，江户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米价，并制止奸商囤积。享保17年(公元1732年)，发生“享保大饥荒”，江户米价暴涨，而与幕府勾结的米商高间传兵卫却囤积米谷，高价出售。江户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但末被采纳。享保、18年(1733)1月26日夜，不愿坐以待毙的2000余下层市民，高呼“拿米来!”不许囤积！”等口号，冲进高间传兵卫的住所和仓库，捣毁财物，撕碎账簿。在幕府将军身边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许稻米自由买卖，满足了市民的要求。[注12]

   不断高涨的农民、市民运动，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元文3年(公元1738年)12月16日，但马藩生野银矿，1000余矿工及家属起义，反对官吏与奸商勾结，减少矿工收入。但马全藩农民也于12月28日武装起义。幕府慌忙调集12个藩的军队前往镇压。因史料所限，虽然没有发现矿工与农民直接联系的事实，但它预示了两者联合斗争势力的不可避免。

   德川中期后，农民起义的锋芒除直指幕藩领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庄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进了农村阶级分化，贫苦农民身受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压榨。幕藩领主则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镇压城乡贫苦大众的斗争。市民与农民的斗争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使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

四、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随着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日本出现了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生于武士家庭。中年在今青森县研究医学、本草学、行医。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还没有确说，[注13]但根据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动时间是在18世纪中叶。他曾邀游国内各地，包括当时日本对外门户长崎，接触社会各方面，甚至对荷兰也有所了解。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书。前者为101卷(93册)，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今存仅15卷(15册)。后者凡5卷(5册)，相当于前者的摘要。他是一个不被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个反映农民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杰出人物。

   唯物论者昌益，主张物质第一性。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一气所生，无非一气所满。自然转(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气充塞而无间”[注14]这就否定了朱子学派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二元论，同时也是对阳明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他在《自然真营道》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史观。他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一种平等地生产劳动的”直耕”社会，即“自然世”。自从产生了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儒家(圣人)、释迦等“盗天道”者后，就进入了“法世”的阶级社会。他坚决主张，应从“法世”回到“自然世”。他认为，无论神佛宗教，以及儒、者、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于‘直耕’”，即农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说，则不过是“盗道之私”。为彻底摧毁封建意识，昌益更在《统道真传》中以“纠圣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昌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注15]孟子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
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故皆弃之不足评也”[注16]。

   昌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孔孟之道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此乃盗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注17]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

   作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注18]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注19]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注20]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设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注21]。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注22]

五、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幕府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吉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

   为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翻译发行清代范铣的《六喻衍义》[注23]，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目安箱”[注24]，制订《公事方御定书》[注25]，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

   为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绍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享保7年(公元1722年)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勤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卧(领地)。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复原参勤制度。

   享保3年(公元1718年)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

   享保8年(公元1723年)，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

   享保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

   节约令施行的另一个结果，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注26]。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

   享保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的。


六、掠夺农民的新制度

   幕府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10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

   幕府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

   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七、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

   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

   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

   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关的历学研究，下令在江户小石川药园种植药草等。

   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一时也趋平稳。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幕藩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

   在幕藩领主经济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价与其他物价的关系直接影响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价一再跌落，其他物价则不下降，这对于把年贡米换成货币作为难一财源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们的生活威胁很大。因此，调整米价成为幕府的重要政策。为防止米价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买米、囤米外，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并限制向江户、大坂运米，或默许投机商买空卖空。此外，在大坂设置官办的米谷交易所(堂岛米市场)，企图通过它操纵、管理米价。

   享保17年(公元1732年)近畿以西发生虫灾歉收，米价猛涨，结果公元1733年江户发生饥民捣毁米店的暴动。第二年丰收，米价又跌。公元1735年幕府规定了“法定米价”，但亦无效；因为幕府调整米价，实行买米、囤米，需要大量资本，只能依赖大商人，准许米商成立行会，并给予行会特权，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机操纵。另外，也由于米的生产、贡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诛求，没有固定政策，以致米价涨落无常，使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幕府依靠增加贡税、徭役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需要，但由于他们的经济也受商人高利贷支配，所以幕藩财政基础愈不巩固。

八、享保改革的历史意义

   享保改革并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当时面临最重要的商品货币经济急剧发展的问题，已经证明单纯的复古政策抑制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现为一方面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结果造成商品货币经济更发达。在对待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上，尽管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抑制商人势力，而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并鼓励商人投资开垦新田。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债款的诉讼，似乎是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

   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人组织行会，给予经济垄断权，企图通过行会组织统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结果反招致商人操纵市场。增产兴业也是依靠批发商人来吸收其经营成果，事实上默认商业发展邦批发商、经济商势力的增大。

   享保改革后期，由于它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已引起封建经济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化，一时取得成效，延长了幕府的寿命。也就是说，由于它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甚至与之妥协，扩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础。

   总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同时又具有适应现实的一面。如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与商业资本妥协并进而利用。所以，内田银藏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注27]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幕藩体制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它虽然在最大限度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时解救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它同时又促使社会阶级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广大农民愈加强烈的反抗。

第二节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宽政改革

一、田沼的增产兴业策

   继吉宗之后，明和4年至天明6年(公元1767年-公元1786年)，田沼意次(公元1719年-公元1788年)、意知(公元1749年-公元1784年)父子分任老中和若年寄，执掌幕政，推进吉宗改革后期的增产兴业政策。首先是继续开垦新田事业，安永六年(公元1777年)颁布新田开发令鼓励江户、大阪商人出资，排干下总(今干叶县北部)印檗、手贺等湖沼，进行造田，但因洪水而末成功。开发虾夷地(北海道)也是新田开发计划之一，当初曾订立过一个年产量600多万石的庞大开垦计划，但因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计划没有实现。其次，发展经济作物，甚至贵重药材人参等的种植，经营专卖事业。奖励开发矿山，设立铜座、铁座、黄铜座、朱座、银座[注28]、石灰会所等专卖机构，指定御用商人对这些矿产实行专卖。此外，还准许工商业者成立各种“株仲间”(特权行会)，由幕府征收称为“运上金”或“其加金”的营业税。行会人数有限制，新参加的必须出重价购买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株”。因为行会间禁止竞争，更抑制行会外竞争者，所以它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幕府勾结特权商人垄断了三都的生产事业，获取巨利。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阪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

   幕府的专卖事业和特权行会的政策，目的全在摄取商品货币经济利益。例如，关西产的油料作物一律须运交大阪行庄处理，禁止农村榨油买卖，甚军对农民的零星副业也要征税，所以农民及农村商人生活很苦。 在对外贸易方面，同过去限制输入品不同，奖励向中国输出铜和海产品--海参、干鲍、鱼翅及海带等，设法输入金银。还企图同出现在北海道周围的俄国人进行贸易；派人对虾夷地(今北海道)进行调查，准备开发[注29]，但这些都因田沼被免职而没有实现。

   在物价政策方面，采取压制各种商品价格及米价保持回升的政策。宝历11年(公元1761年)禁止开空米票(指大名为需要现金而开出曲空头米票)它会使米价下降。与禁止空米票的同一天，开始实行御用金(摊派金)政策，计划向大扳富商征收170多万两御用金。幕府将这笔钱分摊借给大阪各城镇，后者将其中三分之二购进米，剩下的三分之一借给大名。这样可以防止米价下降，同时解决大名的财政团难，但实际上征得御用金不到70万两。天明5年(公元1785年)又向大阪商人征收御用金。次年更向全国居民征收御用金，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田沼政权终于倒台。

二、田沼政策的特质及其失败

   田沼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的，因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单靠复古主义政策不能应付了，田沼认识到当时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幕藩财政的支配力量，采取了勾结、利用商业资本的方针。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捶取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以解救幕藩的财政危机。他企图在封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把幕藩制的社会基础向货币经济方面扩大。

   田沼政策虽有适应现实的一些特点，但由于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发展生产的，结果必然导致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田沼一方面坚持向农民征收实物质租，一方面让特权商人支配商品流通机构，攫取农民商品经济的新成果。结果是特权商人势力增大，广大生产者除受封建剥削外，还受特权商人垄断经济作物，压价购买，更加贫困化。田沼意次一伙却卖官靡爵，过着奢侈颓废的生活。天明4年(公元1784年)意知受贿食言，被纳贿的武士杀死，意次地位也日趋动摇。[注30]

三、天明饥荒与农民暴动

   田沼执政期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明和7至9年(公元1770年-公元1772年)，江户、大坂大火。与此同时，江户、东海道、九州、奥羽洪水，江户更受暴风袭击。安永2年(公元1773年)流行传染病。安永7
年(公元1778年)，京都、日向洪水。安永7至8年(公元1778年-公元1779年)，伊豆大岛火山喷发。公元1779年鹿儿岛樱岛火山喷火。天明3年(公元1783年)浅间山火山爆发，熔岩飞溅十余国，死者达2万余人。同年起，从关东到东北、奥羽，连续发生大雨、大风、霜冻等，继续几年，受害严重，出现了“天明饥荒”。天明3至4年(公元1783年-公元1784年)津轻郡(青森县西北部)饿死者达12万人，据说全家死亡变成空室者3．5万余户。仙台藩饿死者14至15万人。天明4年春，因传染病死亡者也很多，饿死者则达30万人。[注31]

   这时的农民，已不是芝麻似的散漫和被任意压榨的对象了。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时，便团结一致，拿起竹枪、镰刀，举起席旗进行战斗。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话说：“出告示，民众也不听，反加诽谤，凡事下凌上。”[注32]当时的社会，正如米泽藩藩医所说：“稍有变故，人心即生动荡，向农民征税稍苛，便滋生事端。连年到处出现党徒，日光方平息，又出山县大贰[注33]。大阪有骚动，佐渡即不稳。伊势起纠葛，越后便喧器，天下渐呈动乱之兆。为国主者自警之日来临矣。”[注34]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宝历5至6年(公元1755年-公元1756年)，秋田等地因滥发纸币，物价高涨，爆发起义20次。明和1至2年(公元1764年-公元1765年)，关东幕府领地爆发了岛原起义以来最大的农民战争。它起
因于幕府向农民征苛税，20万农民进江户，最后为幕军残酷镇压。80年代发生严重天灾，农民起义成为封建制度真正的威胁。天明3年(公元1783年)达39次，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2年，分别达20至30余次，是仅次于维新前夕起义的高峰时期。1786年备后福山藩二万农民起义，在秘密组织--太平组领导下，同领主军作战，农民没有一人牺牲而取得完全胜利。

四、城市贫民的暴动与田沼政治的没落

   城镇的市民暴动，以明和5年(公元1768年)新泻的暴动最突出。新泻市民为反对米价高涨，领主苛税，赶走了四奉行(市、镇长)以下的幕吏，由新兴商人执掌市政达2月之久。建立自卫组织，廉价售米给贫苦市民，并降低典当利息，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市民暴动的典型。

   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由于商人乘天灾饥荒，抬高米价，城市贫民起义、暴动、几遍全日本，其中以江户市民暴动的规模最大。暴动从1787年5月18日开始，由5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分成24组，捣毁本所、深川两区附近的所有粮店、仓库和富人住宅。20日暴动扩大到赤坂、四谷、青山等区。21日更波及到芝、高轮、日本桥、浅草一带。22日遍及全市，捣毁粮店980家以上，酒店、典当业达8000家，整整4天，幕府统治完全瘫痪。当时人认为，这次暴动甚于享保18年百倍(《梦语》)，实“江户建城以来未曾有
之事变。

   田沼政权在城乡起义暴动打击下，陷于四面楚歌，统治阶级群起攻击。天明6年(公元1786年)8月田沼被免职。10个月后，保守派代表人物奥州白河藩主松平定欣[注35]出任老中，1788年升为家齐的宰臣，担当幕政。

五、强化封建小农经济与压抑商品经济

   松平定信出任老中时的情况是：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破产农民不断流入城市；特权高利贷商人财势日益增长，市民生活贫困；武士债台高筑，幕藩财政更加拮据。在城乡人民暴动压力下，幕府被迫拿出20万两，高价买米配售市民，但仍无济于事，连旗本俸米都不断拖欠。定信为解救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封建的小农经济。由于田沼时代农村阶级分化剧烈，农业人口减少，贡租收入难以保证，定信采取了如下的农村政策：1．强制外出农民还乡。1788年12月后陆续对农民外流较多的东北及关东地方发布禁止农民外出作工令。规定外出作工者，须经领主许可，期限一年，到期必须归农。对还乡者，发给旅费及农具资金。2．禁止堕胎、溺婴，发给抚育幼儿费(但宽政后，农村人口仍少增加，所以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始终末超出2500万至43000万)3．设立“入足寄场”即劳动收容所于江户石川岛(公元1790年2月)。收容捕来的所谓“浮浪之徒”，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贫民或刑满无家可归者，强制劳动，学习技艺3至6年后，使就业或归农。这一制度也具有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4．设立义仓。在各地把军用米作为种子和调节米价用，贮入社仓，也用以备荒，称为“围米(常平仓)制”。5。限制种植经济作物。为保证领主贡租收入，除米、油菜籽及棉花外，一律禁种。

   在稳定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公元1770年起，便加紧征收贡租。当时定信指示地方官吏：“税重不会给农民造成困难，宽延则使村纪松弛，实衰微之根源。”继而命令对已实施定免法(定租制)地方贡租较轻者，改为检见法(勘查制)。经勘查增租后，再按新增标准定租。这种横征暴敛，激起农民的激烈斗争。

   对于城市经济，定信采取了与田沼扶植特权商人、发展并垄断工商业等方针完全相反的政策。他压抑商品经济，企图倒退到自然经济。首先撤销田沼时代为实行专卖制而设立的人参座、铁座、黄铜座及批发行对油菜籽、棉子油的垄断，撤销大坂原棉定期交易所(棉花投机机构)，排除商业尚利贷资本势力，由幕府直接统制商品流通。为解决幕藩财政困难，定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厉行节约。1987年8月发布3年俭约。1789年3月又发布禁奢令，规定细则，严禁武士、人民服饰华美及制作买卖奢侈品。同年5月又发布5年俭约令，半减幕府支出，府内费用也削减三分之一。[注36]2．废弃债务。为救济武士，公元1789年9月发布《弃捐令》，强迫“札差”商人高利贷放弃6年前的债权，减轻5年以内的债息，分期偿还。[37]但这完全不能解决武士的根本问题。3、物价、货币的调节。为制止涨价，公元1789年发布降价令，并加强10帮批发商公会。又为稳定货币行情，停止铸钱，收买铜钱，禁向江户运输钱币，但收效不大。为贯彻这些措施，布置密探，实行特务政治。4．最后是肃正纲纪，要求官吏廉洁务实，反对贿赂和贪污挪用女款。

六、禁止异学与坚持锁国

   在思想文化上，幕府任柴野粟山、冈田寒泉、古贺精里等史称“宽政三博士”及尾藤二洲为儒官，定朱子学为正学，贬其他学派为“异学”，禁止在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讲授异学，言论出版受到严重限制。镇压反对朱子学及批判幕府者。天明8年(公元1788年)，朋诚堂喜三二，因写《文武两道万石筛》讽刺改革，受到“谨慎”[注38]处分。宽政元年(公元1789年)，恋川春町因绘图小说《鹦鹉学吞文武两道》受罚病死(一说自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公布出版管理法，规定凡出版新书，必须由“奉行所”(市政府)批准。宽政3年(公元1791年)民间小说家山东京传被诬为违反“洒落本”(花柳文学)禁令预受处分。宽政4年(公元1792年)，洋学者林子平[注39]因著《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提出海防的紧要，却被指责为“谈论外夷无稽之谈，动摇人心”、以“处士横议”罪被处禁闭。这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统制，就是江户史上所谓“宽政异学之禁”。

   松平定信对外厉行锁国，就在林子平处刑后4个月，俄帝遣使腊克斯曼(Adam Laxman，公元1766年-公元1796年)，借送还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公元1751年-公元1828年)为名，到北海道根室要求通商，定信令他回国。次年即命诸侯加强沿海警备。定信断言：“国家长久之基，在无外船出入。”对长崎贸易，认为“运来无用之玩具，换走有用之铜，非成长远之计”，企图将贸易减半，并令外贸港口长崎的市民归农。

七、宽政改革的成果

   宽政改革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以农民为主力的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上层权贵们不满定信的节约禁奢政策，以将军家齐生父一桥治济为首的一派和定信发生对立。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逼近日本，国内矛盾和外部侵略使统治阶级日感危机的来临；宽政5年(公元1793年)7月，松平定信被解除老中职，宽政改革前后7年告终。

   宽政复古主义的各项改革政策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只是凭借幕府专制权力作的表面修改。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完全无视现实，遭到各方面强烈抵抗，没有取得成效。无论是对物价的统制，改铸货币，对“札差”的“弃捐令”，都不是用一纸法令所能解决的。因为经过田沼时代成长起来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势力，已经不是强制所能处理的了。不过，宽政改革在整理财政上多少取得一些成就，暂时解决了幕府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使幕府寿命又得以延长30年。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全国市场的出现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定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

   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钣及各乡镇的加工定货了。

   农村手工业最初是作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入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

   随着全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板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坂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杨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

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

   从行庄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祝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织业为首，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都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例如京都的西阵、群马县的桐生、（木历）木县的足利等地都出现了拥有丝织机十数台的大“织屋”(机房)还有为“织屋”提供劳动者的专业户。不仅纺织业，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幕末日本除少数手工业中心外，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算高。

三、生产关系的变化

   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的阶极分化，到19世纪初有了新的发展。

   农村工业的成长，出现了前贷制家庭手工业，这一发展是农村经济分解，也就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开始。这些农村工业，多半是由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并兼并土地的地主所经营，也有从各藩城市来的商人。有的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办开垦新田事业，成为新垦土地的地主。随着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些商人有的变成了手工业工场主，即前期工业资本家了。

   这些地主、商人和工场主、一方面受着领主的保护，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场工人，与领主看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领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农业以产米为主，商品作物终止一直受到幕府的限制，土地不能买卖，工人不能任意招募。加之内有藩国割据，外有锁国干预，原料和商品贩运处处与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这就是他们要求推翻幕府统治、进行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

   商品经济渗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极分化。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土地和货币，出现了雇工耕种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富商、手工业工场主；另一方面，一部分“本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沦为“水吞”、“小前”等贫雇农、佃农，或成为受“前贷制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小生产者、短工等。到19世纪中叶，家庭手工业中雇佣劳动者过的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或货币工资，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了。虽然从数量上看，维新前仍是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两极分化已逐年在加剧。

第四节 新思想的发展与天保改革

一、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兰学[注40]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
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注41]，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注42]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祟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公元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木规)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注43]。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公元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注44]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公元1785年-公元1829年)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彻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公元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西博尔德的弟子高野长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公元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注45]，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公元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了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象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倡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注46]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

二、经世学家与富国强兵思想

   德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和兰学的影响，从儒学中分化出一部分注意社会经济，企图打开封建危机的学者。早在我国清代后其经世学家魏源(公元1794年-公元1856年)出生百余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熊泽番山(公元1619年-公元1691年)、太宰春台(公元1680年-公元1747年)那样一些钻研经济问提，提出具体政策的所谓经世论者。当时“经济”还只是“经世济民”一词的略语，具有今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意义，儒家从来主张重农抑商，熊泽则认为“放行仁政于天下，不富有则徒善耳”。(《大学或问》)太宰更主张商品货币流通，开垦土地，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积极兴利，坚持“以富因为本，国富兵亦易强”[注47]的重商主义
思想。

   越后浪人出身的经世论者本多利明(公元1744年-公元1821年)在兰学影响下，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他主张日本应在统一君主下，发展生产，进行对外贸易，开发诸岛(北海道、库页岛等)，侵占堪察加，建设一个理想的“大日本”国。设郡县制，不论身份，凡字众望者就任为官吏。他斥责封建剥削政策，反对排外，赞美荷兰等亩方国家，指出他们所以文明，是由于不是日本那样的“武国”，没有身分制和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平民议论政治，“对政务非常审慎”。他这种观点很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所主张的“大日本”国，就是要仿效荷兰这样的国家来建设。

   秋田的经世济民思想家佐藤信渊(公元1769年-公元1851年)，青年时代研究兰学，历游长崎、大坂，足迹几遍全国。晚年大量著述，宣扬空想的社会改革学说：废除诸侯武士割据及身份制，使日本成为统-君主国；土地物产国有，农工商业国营6人民分担“草、树、矿、匠、贾、佣、舟、渔”八种职业(“八民”)，常备军从“八民”征集；老幼无靠者国家抚养；有才能者免费受各级教育；国务由大学毕业生担任。[注48]他认为“封建世禄之士”，身心萎靡；进行近代战争，个人武艺更失意义。农民则有勇有力，所以应采征兵制。[注49]他劝诸侯学西方军事，研究农业技术，殖产兴业。他还主张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字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注50]。

   佐藤与本多两人思想相通，都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向海外侵略，肯定商业资本，批判封建社会，但又不主张推翻它。这只是一种企图修正封建制度的改良思想。

   出身丹后宫津藩士家的海保青陵(公元1755年-公元1817年)也是经世学家。他游历各地，对诸侯、盯人、富农讲藩财政的商业化，武士的町人化，以及繁荣商业的术策。著有《万屋谈》、《升小谈》、《稽古谈》等书。他强调合理主义，说“人间没有理(以)外之事”；重视商品经济，说人生万事都是商业交易，无论诸侯和武士，领主和农民的关系，都是一种买卖关系。诸侯武士，必须用商人兴利之法使国家富裕，藩营专卖或家庭工业就是营利之法。要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必须采取“简法严刑”，加强诸侯的统治力量。[注51]

三、天保农民起义

   从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象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瘫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注52]

   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注53]的暴动；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天保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注54]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四、大盐平八郎的暴动

   在城镇，市民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8年(公元1837年)大坂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暴动。

   公元1836年饥荒时，大坂因粮荒米价飞涨。幕府不仅不采取措施，反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原为大板东町奉行所“与力”[注55]的大盐平八郎(公元1793年-公元1837年)挺身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市民暴动。大盐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曾设“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说授徒；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辞“与力”职，著述《古本大学刮目》及《洗心洞记》。

   天保7年(1836)饥荒时，大盐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议大阪东町奉行迹部良粥采取措施救济贫民，道拒绝；又劝说富豪鸿池等，都无反应。愤慨之余，决心发动起义。

   公元1837年2月，为救济贫民，大盐尽售藏书，赈济大扳附近33个村1万户贫民，每户1朱[注56]。同时要求农民看到天满(大盐住地)起火时，立即来援。在这之前，大盐还曾在粮荒时给渡边村部落民小头目50两救济金，约他在天满起火时，立即率村民来援。

   大盐于1836年底草拟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准备起义时散发、檄文以“四海穷困，天禄将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开始，揭发幕藩苛敛诛求，官吏腐败，人民涂炭。特别在天灾时，不推坐视不救，反而将粮食运往江户，并操纵米价，大扳府尹滥捕购米升斗之民，纵容奸商贪官挥霍无度。“为天下计，我辈甘冒灭族之祸，结集合志，诛殃民之官吏，戮骄奢之富商，发其窝藏之金银粮米，散于无田少田之人。”并号召各地农民“火速来板，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惩无道，减轻租役，重建纪纲”。最后号召农民尽毁记录贡役账册，以救穷困。檄文末尾是：“致摄(律)、河(内)、(和)泉、播(磨)各村庄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注57]等下层村全及贫农们。封皮上写“发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们都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大盐
要求摄津葱生村和大扳渡边村的部落民(贱民)参加起义，充分说明起义是一次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的反封建斗争。

   起义原定于天保8年(公元1837年)2月19日下午4时举行；但大盐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东町奉行所告密，大盐得知，决定立即起义。当时形势显然不利于发动，如：檄文尚未发出，近郊农民不能赶到，但大盐只有这条路可走。

   19日清晨，大盐在院内树立“救民”大旗，放火烧毁自宅，向近郊农民发出烽火信号，率队冲向街头。这时，起义队伍约百余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农民。当队伍到达大阪繁华区船场时，已增加到五、六百人。

   起义者沿途放火，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散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余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喾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注58]

   暴动后，各地斗争蜂起，公元19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泻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朗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坂，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五、水野忠邦的幕政改革

   以大盐起义为最高潮，公元1830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东，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天保12年(公元1841年)，浜松藩主水野忠邦任幕府老中首席，为挽救危局，于天保12至14年(公元1841年-公元1843年)，对
幕政进行了改革--天保改革。天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虽然也要求大名、旗本和商人，其实主要为对付农民，住房三餐也迫令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

   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荒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3．解散特权行会(“株仲间”)。各地物产运往江户，不必通过特权行商，承认村吏、地主等兼营商品生产者的批发行自由买卖，把农民的商品经济重新纳入自己的封建统治下。

   4、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另一方面，对町人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

   5．上知令。天保14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板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

   嘉永4年(公元1851年),幕府下令恢复特权行会，这是新兴商人也可加入，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已不专靠封建权力保护，而根据本身经济要求，改变政治结构。由此，为维新的经济准备了条件。

   天保改革完全是按照享保、宽政改革，实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政策，因而都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同一时期采取了现实主义路线的萨、长等西南各藩的改革则获得成功。

六、藩政改革和强藩的兴起

   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

   长州藩。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材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公元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公元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风(公元1783年-公元1855年)，他为补救藩财政亏累，公元1840年利用獭户内海活跃的贸易，设“驳船货站”于下关，用高利贷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以牟取利润。组织特权行会，垄断藩内生产。为救济贫困武士，其债务由藩承担，采取37年分期归还的强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强烈反对声中辞职(公元1843年)。但长州藩得以脱离困境是由于以后藩政仍继承村田的方针进行之故。[注59]

   萨摩藩。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地多火山，农产缺乏。调所广乡(公元1776年-公元1848年)进行改革，首先将欠三都商人的500万两以每年千两还4两，分250年还清，实行和赖债一样的手段。欠藩内富豪的债务，则将他们提升为武士，使放弃债权。在整理债务的同时，积极增加收入。萨摩藩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专卖产品中，以糖获利最大。琉球贸易构成萨摩藩特殊的财源，同时参加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使封建经济有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一面。

   佐贺藩。藩主锅岛正直(公元1814年-公元1871年)早就加强西式军备，登用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的商业活动。为防止农民分化，田租3年问只许收
三分之一。藩领则停付佃租债息。

   土佐藩，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

   综观以上天保年问西南诸藩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产，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的。而只采取封建守旧、剥削农民政策的水户等藩就失败。当时被迫依赖三都中央市场，本藩市场又为三都特权商人所掌握的藩，由于厉行藩的专卖制，便能对中央市场采取独立行动，显示领主在幕藩体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则实行各藩问的贸易。这些藩国经济的独立是通过应付民族危机进行的军事改革即富国强兵政策、加强政治地位而取得的。为实现这些改革，上级武士显已不能发挥作用，必须起用长于理财和近代军技术的先进人才。由此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藩政。藩的封建专制强化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幕府的势力削弱。这就是西南强藩在维新运动中日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

第五节 德川后期的文化

一、德川时代的教育

   德川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注60]

   因身份等级制的关系，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公元1751年-公元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簧(也称昌平板学问所)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公元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板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簧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

   当初藩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孔庙)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

   平民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寺于屋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镰仓时代由来寺院兼有教育机关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学(“入寺”)，学生称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教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医生、神官、僧侣等也设塾，仍沿用旧名“寺子屋”。寺子屋的课程主要是习字、读书、珠算，教科书用训蒙读物、“往来物”(尺椟文)等，按内容可分为教训、社会、地理、实业等科。寺子屋的开设管理者和教师(师匠)，大多数为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农村中大多数为村长(庄屋)、村吏等上层分子。寺子屋普及时全国达1．5万所，维新后大部分改为私立学校，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

   乡校是农村里的初等教育机关，它和寺子屋不同的是幕府和诸藩直接计划监督设置，或由藩内有权势的人出钱设立，或经幕府藩厅批淮由民间有志之士设立。教育对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乡校重视道德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因乡校是公费开办的，开设不多，天保年间(公元1829年-公元1843年)只有13所，寺子屋部有1987所。

   私塾大部分是学者出资在私宅开设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因而得名。这里不问身份出身，只要自愿都可以入学，学生年龄一般较大。德川中期以后私塾非常发达。这是由于时人势力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由领主、豪商垄断的局面。私塾里学风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极为昌盛，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学生3000名。私塾传授的高等专科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按老师的专长和兴趣而设，且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如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培养“圣人”为理想；获生祖株的蒙园塾以文章为主，培养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此外三宅石庵和中井（上秋下瓦）庵在大阪开设的怀德堂培养町人学者，绪方洪底在大坂开设的适适斋培养西医和各种洋学家，石田梅吉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则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渝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


二、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

   元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上方)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吏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注62]，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

   小说方面，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公元1804年-公元1829年)日见繁荣。风流小说[注63]，代表作有山东京传(公元1761年-公元1816年)的《倾城买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着)、《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注64]，代表作有上由秋成(公元1734年-公元1809年)的《雨月物语》(描写鬼怪)。滑稽小说[注65]，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公元1765年-公元1831年)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上行脚》)、式亭三马(公元1776年-公元1822年)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注6]，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彦
柴田舍源氏》。言情小说[注67]，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公元1789年-公元1843年)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

   诗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诽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公元1716年-公元1283年)时，以画家的才能，使徘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朴素情调，却带有幻想空间。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公元1763年-公元1827年)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

   川柳[注68]，形似徘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公元1718年-公元1790年)的《柳榔》为知名。

   狂歌[注69]，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营江等所谓“三大家”。

   戏剧方面，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卧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公元1755年-公元1829年)最著名/净琉璃剧本，在竹田出云(公元1691年-公元1756年)以后衰落，近松半二(公元1726年-公元1783年)是净琉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

   绘画方面，有浮世绘(风俗画)、写生画、文入画(南画)几种。浮世绘是德川后期代御用画派(狩野、土佐)而起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彩而写实的浮世绘彩色版画(锦绘、江户绘)，创始人为铃木春信(公元1725年-公元1770年)。铃木以后，有画美人像著名的喜多川歌磨(公元1753年-公元1806年)，画名伶像的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明)，兼长画美人、名优，特别是风景画的葛饰北斋(公元1760年-公元1849年)，风景花鸟画的安藤广重(公元1797年-公元1858年)等，都留下不少名作。还出现了确立洋画理论的司马江汉(公元1738年-公元1818年)，他从荷兰文书上铜版画学习其制作法成功，从浮世绘转向西洋画。写生画是运用西洋画的远近法、朗影法而作的写实主义绘画，创始人圆山应举(公元1733年-公元1795年)，开创圆山派。受中国影响的南苹派(见第14章第4节)的花鸟画，也是立足于写生的。文人画(南面)，一般指非职业画家的画，属于中国的南画派(见第14章第4节)，1720年由伊字九传到日本。文人画不拘一格，清新奔放，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折衷南北宗的古文晁(公元1763年-公元1840年)，还采取大和绘[注70]和洋画的技法，画出不少风景画和肖像画。其弟子渡边华山(公元1797年-公元1841年)兼采中国和西洋的画法，画人物特著名。

三、学术思想

   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儒佛)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本居宣长(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

   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平田驾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

   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注71]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

   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见第14章第2节)，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注72]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注73]

   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注74]，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


--------------------------------------------------------------------------------

[1]原作“末期养子制”，德川时代武家为避免绝嗣而被剥夺武士身份，临终时得请立义子继承家格的制度。

[2]侧用人是将军侧近的侍臣，担任将军和者中、若年寄之间的联络，位低于若年寄，但得到将军的信任，便容易攀权。

[3]纲吉不但命林信笃、柳绎吉保等讲经书，还自己主讲四书、易经，多达200余次。

[4]高家是德川幕府官职名，攀管典礼，如幕府仪式、朝幕间礼仪、参拜神社等。

[5)《爱护生类令》，1687年连续颁布2次，纲吉在世时实行20余年。

[6]获原将金币搀银铜，银币搀铜锡，铜钱搀铁锡。改铸后滥发达种恶币，造成通货膨胀。

[7]田中丘隅：《民间省要》，《日本经济丛书》第l卷第280-284页。

[8]林基：《百姓一揆的传统》，新评论社，1955。

[9]井上清，深谷进等：《日本农民运动史》第4页，三联书店，1957。

[10]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98-199页。

[11]小野正雄：《江户的捣毁暴动》，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4卷第48页，三省堂，1974。

[12]同上书第55-59页。

[13]据最近研究结果，昌益生于元禄16年(1703)，死于宝历12年(1762)。见寺尾玉郎：《安藤昌益的斗争》第7-8页，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8。

[14]《自然真营道》卷5，《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安藤昌益》(佐藤信渊著)第189页，岩波书店，1977。

[15]《统道真传》纠圣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42-43页，岩波书店，1966。

[16]《统道真传》纠佛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92一94页。

[17]《统道真传》纠圣失卷，译注本上，第40页。

[18]同上书第40页。

[19]同上书40页。

[20]引见羽仁五郎《明治维新》第48页，岩波书店，1959。

[21]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页。

[22]昌益的手稿宜到1899年才由日本学者狩野亨吉公之于世，因此对当时社会影响不能不是很小的。

[23]《六喻衍义》：六喻，清世祖顺治9年(公元1652年)颁布教化人民的6条准则。衍义，说明意义。


[24]“目安”原义是明白易值的准则，也用作诉状之意。“目安箱”即检举箱，这民间投书揭发弊政的意见箱的作用。

[25]“公事方”是江户幕府执攀警察、司法的官署。“公事方御定书”简称“御定书为德川幕府的法典，2卷，八代将军吉宗制定。上卷是关于幕吏的执务、警察行政、的规定，下卷是关于刑法、诉讼法的规定。下卷俗称“御定书百条”。

[26]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20页。

[27]门内田银藏：《近世之日本》第79-93页，1938。

[28]座是中世纪工商业者、交通运输业者、艺人等依靠官方而组织的特权行会体或官营专卖机构。加入者有独占贩卖、免税等特权。江户时代有作为官营造币厂的座、银座。朱即银朱，汞和硫的化合物，用以制作红色颜料及药品。

[29]田沼根据仙台医生工藤平助(研究“赤狄”即沙俄经营堪察加地方的情况，《赤虾克风说考》一书)的建议，计划吸取荷兰造船技术，开发北海道。

[30]迁善之助：《田沼时代》，日本学术普及会，1936。

[31]土屋乔雄、小野道雄：《近世日本农村经济史论》。

[32][34)天明7年松平定倍4书，见《日本历史讲座》第4卷第71页，河出书房。

[33]山县大贰(1725一1767)与竹内式部发起尊王运动，反幕府，主张王政复古，幕府处死。

[35]松平定信(1758-1829)，将军吉宗之孙，号白河乐翁，在白河本藩救灾、理财恢复封建秩序方面受到幕府的重视。

[36]有关俭约令分别见《御触书(告示)天明集成》22及《御触书天保集成》89。

[37]《日本财政经济史料》卷3。

[38]“谨慎”是德川时代科于武士、官吏的轻刑之一，指幽居家中，白天禁止外出。

[39]林子平(公元1738年-公元1793年)，江户经世学家，勘研史地，熟悉海外情况，著有《三国览甲说》1卷和《海国兵谈》16卷，论述国防问题。两书都因立论求实，触幕府之忌，书被毁，本人也被遣送仙台胞兄家禁锢，次年死。

[40]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做兰学。

[41]两书都是新井白石从被捕意大利教士西多契(G.B.Sidotti)及荷舰长等处了解当时世界地理、形势、西洋宗教、语言、学术等写成。《采览异言》还参照了利玛窦的《呻舆万国全图》，并对《西洋纪闻》作了修改(公元1713年)。《西洋纪闻》在锁国期间未能公开，直到明治时始出版。

[42]《华夷56商考》2卷，1695年刊，1705年订正增补。叙述通商的外国名及物产。

[43]原书1709年出版，荷译本于1810年输入日本。日译本名《厚生新编》，稿本68册，1839年完成，抄发各藩，静冈英文库藏本于1937年出版。

[44]幕府天文局官吏高桥景保于西博尔德回国之际，为得到他的藏书《拿破仑战记》及荷领东印度地图，用伊能忠敬绘制的日本地图缩图和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北夷纪行》抄本同西博尔德交换。事发，高桥以叛国罪被处死，家族及弟子多人被捕流放、削籍。这是幕府对兰学者镇压的先声。

[45]摩理逊号事件：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来到浦贺要求通商，受到日本的炮击而退去。

[46]这里的艺术是指科技，见佐久间家山的《省侃录》。

[47]《经济录》卷5《食贷》。

[48]见《垂统法秘录》、《复古法》和《货权法》等篇。

[49]见《梦语》和《存华挫夷论》。

[50]《混同秘策》，治本诚一：《佐赠倍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

[51]岛崎隆夫等校注：《佐藤倍渊》《日本思想大系》45卷，岩波书店，1970。森铣三：《佐藤信渊--疑问的人物》，今日问题社。

[52]《日本经济大典》第45卷所收。

[53]国产会所又称产物役所，是诸侯为奖励藩内生产，向藩外专卖土特产品的机购。

[54]青木惠郎：《日本农民运动史》第1卷第392页，日本评论社1963。

[55]“与力”和“同心”同是奉行所下屑官吏，协助奉行执行政务，与力为世袭制，大盐继承祖父的地位为东町串行所的与力。

[56]朱：江户时代货币单位，两的十六分之一。

[57]庄屋、年寄都相当于村长或管事人，小前百姓相当于贫民。

[58]幸田成友：《大盐平八郎》。

[59]芝原拓自：《明治维新的权力基盘》，御茶之水书房，1976。

[60]王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8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

[61]同上书第91页。

[62]如风流小说中有描述孔子、老子及释迦三人在李白的茶厅中玩弄妓女的《圣妓院》一书。

[63]风流小说(洒落本)：江产中期描写妓院生活的诙谐小说，接近前代的“黄表纸”(黄色封面的连环画册，交杂风流讽刺气息的通俗文学)。

[64]传奇小说(读本)，有图画的小说，以历史传说武士道及幻想为题材，受佛教因果报应、儒学劝善惩恶思想影响较深。

[65]滑稽小说(滑稽本)，由洒落本分化出来的一种文学，以滑稽讽刺为主旨。

[66]连环画合订本(合卷本)，由五叶一册连环画合订而成的妇女儿童读物，以图画为主。由“黄表纸”演变而来。

[67]盲情小说(人情本)，写男女性爱。

[68]川柳，形式和诽句相同，写世态人情。员初由柄井川柳评点，故名。

[69]狂歌，诙谐的短歌。

[70]大和绘，又作倭绘，以日本事物为题材，具有日本情调的世俗画，与称为“唐绘”、“汉画”的水墨画相对而言。

[71]由获生祖株所创的古学营园学派，德川中期后分化为道德论--继承者服部南部(公元1683年-公元1759年)和经世论--继承者太宰春台两派，前者趋于隐逸趣味，甚至放荡不驯；后者主张封建制度的改良。

[72]《群书类丛》从1779年起逐编刊行，1822年正续编完成，共1852册。明治39至40年增补出版了《续群书类丛》1，185卷16册。

[73]《武家名目莎》，有关镰仓时代以后武家各种名称典故的解说，是研究日本武家制度的重要工具书。

[74]《日本外史》叙述从源平两氏到德川氏，权归武门的由来，其中楠木正成勤王及南朝正统等论点，发挥了激情的尊王思想。

RINGO

第十三章 德川末期——民族危机与封建危机(1845—1867)

一、欧美列强进入东亚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游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注1]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愈来愈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的来源。为此，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窥视日本，首先是沙俄，它在17世纪30年代末，就向太平洋北部地区活动。它利用清军入羊时机，侵占中国黑龙江下游。公元1711年后，俄皇彼得一世派兵探测日本北方及本州沿岸，同北海道(南部，属松前藩领)虾夷族通商。宽政4年(公元1792年)，俄使腊克斯曼到根室
要求通商，为幕府所拒。’文化元年(1804)，俄美公司经理雷札诺夫(Resanov)到长崎要求通商，又被拒。此后，沙俄便转谋库页岛和千岛的领有权，企图侵占整个北太平洋地区。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注2]从这时起，日本南方也开始告警。

   英国自公元1623年关闭平户商馆后，一直策划恢复对日贸易。公元1673年英船来日要求通商被拒。法国大革命后，荷兰变成法国属国，英为对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夺取荷兰殖民地。文化5年(公元1808年)，英舰费顿(Phaeton)号因捕荷轮闯入长崎，佐贺藩末及制止。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引咎自杀。幕府开始加紧海防。文政年间(公元1818年-公元1829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近海，幕府于文政8年(公元1825年)下“坚决击退外国船只令”。天保11年(公元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幕府得悉，聘军事家高岛秋帆(公元1795年-公元1866年)制造枪炮，改革兵制。天保13年(公元1842年)放宽“击退外船令”，准许许给遇难外船提供饮食燃料。[注4]

   法国被英军排挤出印度后，乘印度支那内争，于18世纪末侵占了越南。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法舰长到琉球那霸，出示中法《黄埔条约》抄件，要求通信、贸易、传教。琉球政府表示，本国是清朝藩属，难自作主，法国便以海军威逼日本。当时琉球还处于萨摩藩控制中，幕府在威吓下，采纳萨摩藩意见，接受了法国要求。[注4]

   美国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宣布门罗主义，称霸新大陆。天保8年(公元1837年)美船莫利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为名，开进浦贺要求通商，遭炮击退走。弘化3年(公元1846年)美使节比得尔(James Biddle)率舰再来浦贺，要求建交，仍被幕府拒绝。

   公元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侵占了本平洋岸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当地金矿发现后，美国西部开发加紧。美国资产阶级不甘心英国霸占中国，企图横断太平洋，以便比英国更接近中国，开辟中美贸易。同时，由于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达，美国急于在日本沿祸得港口。它知日本不肯轻易开国，便决定采用武力。嘉永5年(公元1852年)11月，总统费尔摩(M．Fillmore)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M.c.Perry)来日本交涉，培理率舰4艘，从诺福克(美东部海岸)出发，于公元1853年6月3日驶进江户湾浦贺，要求幕府接受美总统国书，浦贺奉行派员告以须先赴长崎才能谈判。培理断然拒绝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付来使白旗两面。幕府被迫在久里浜行馆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培理率舰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至15日始驶向琉球(与琉球约定通商，设煤库)。还遣官兵占小笠原群岛，然后离去。

   沙俄闻讯，即派海军中将璞查廷(E．v．Putyatln)为特使，率4舰于嘉永6年(公元1853年)7月到长崎，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幕府允2、3年后解决，璞因克里米亚战争将爆发而离去。幕府惊惶失措，适逢将军家庆去世，由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幕政。同年6月15日，幕府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公元1819年-公元1857年)知责任重大，不得不打破200多年来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把美国叩关情况报告天皇，7月1日将美国国书译本分送各藩大名和幕僚征询对策。幕藩领主和武士、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间，在这空前危机下，议论纷纷，各持见
解，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二、攘夷与开国的争论

   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这种思想日益影响政治运动。早在德川前期，由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国家的兴起，出现一种封建的国体论，由此发展为尊王攘夷的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

   1．华夷论。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注5]至17世纪中叶，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注6]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

   2．大义论。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讨伐并放逐暴君)。《易经》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不可动摇。这种君臣大义论，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

   3．王霸论。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运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关系上，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但在幕府高压下，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并变成行动。

   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时，上述国体思想诱发了对抗外因的民族自觉。最初发生的是攘夷论和开国论两种思想的争论。

   攘夷论起源于尊崇日本国体的思想。它从18世纪国学者本居宣长等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出发，坚定主张日本国体尊贵，外族入侵，必须攘击。幕末这种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于锁国政策。俄、美侵略日本后，攘夷论风靡全国，成为民族革命的旗帜。

   开国论认为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若不自量力，贸然攘夷，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开国后通过贸易生产，输入近代科技文明，以谋国家开化，统一富强。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认
为，日本要富国强兵，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横井小楠(公元1809年-公元1869年)也认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合理”，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空喊“大和魂”，误国误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试图通过“改造”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尽管如此，后来仍担任明治政府的“参与”，为改革而尽力，最后
被保守派杀害。吉田松阴(公元1830年-公元1859年)也主张开国，后来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幕府。

   开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但因幕府本坚持锁国，只是屈于外国压迫才主张开国，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开国论者中却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

   培理闯入江户湾，对幕府是一严重打击。幕府认识到锁国已难坚持。但公然改变政策也会丧失自己威信，不得不继续维持体面。而当时军备财政，实无法作战。[注7]

   如上所述，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征询对策，大部分诸侯都倾向攘夷，反对美国的威吓。其中德川庆胜(尾张藩)、德川庆笃(水户藩)、岛津齐彬(萨摩藩)、伊达宗城(宇和岛藩)等主张暂避战争，经充分准备后，予以拒绝。松平庆永(越前藩)、锅岛直正(佐贺藩)、毛利庆亲(长州藩)、山内丰信(土佐藩)都表示拒绝接受美国要求，并作战备。但主张拒绝的多数诸侯并不完全否定开国，只是企图由此振奋士气，充实国力，通过自主外交来开国。至于开国论者中，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国通商的要求。如掘田正睦(佐仓藩)主张定一年限，许其通商，如无利益，就应终止。井伊直粥(彦根藩)则认为在长崎供给煤水、食物，但不许到内地经商，犹如日商赴爪哇借当地荷商馆进行贸易一样。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民间也出现了所谓“处士横议”，不外攘夷、开国两派意见。到了11月，幕府根据各方意见，最后表示，由于边防末固，不能妄启战端，美使再来，决定不作明确答复，采取稳妥措施，使他回国，同时作好万一准备。

三、日本的开国

   培理于撤离日本的第二年，即安政元年(公元1854年)1月，率舰7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到神奈川河口。幕府在美国武力威迫下，3月3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约定次年在下田批准交换。条约规定：两国友好，日本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箱馆)两港口，供给美国舰船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价格由日方规定；优待遇难船员；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条约第九条还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即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条约中虽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但日本的大门从此
被打开，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

   英、俄、荷等国援美国先例，也和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

   《日英亲善条约》：安政元年(1854)闰7月，英东印度舰队司令史透林(J．Stirling)率舰队到长崎，提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与俄作战，要求许英舰利用日本港湾，幕府拒绝。但为补充船中所缺物品及修理船只，许开放函馆及长崎两港。8月23日订《日英亲善条约》七条。

   《日俄亲善条约》：同年10月，俄使理查廷探听到日美订约，也到下田交涉签约。12月21日正式缔结《日俄亲善条约》，规定开放函馆下田、长崎三港，并承认干岛在择捉以南为日领，库页岛为日俄共管。

   《日荷亲善条约》：荷兰在日本锁国的200年问，独占对日贸易，但仅限于出岛一处。公元1855年12月23日荷商馆长寇秀斯(J.H.D.curtisus)乘机和幕府订约，要求与俄美同等待遇，开长崎、下田、函馆三港，并规定放宽加于长崎荷兰人的限制。


第二节 开国前后的日本社会

一、安政期幕藩的改革

   幕府在培理叩关前后，为应付外国侵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备后国福山藩主阿部正弘，担任了首席老中。他笼络各藩上层，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政核心，联合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等进行改革。他注意鸦片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密令外交人员以最大容忍对待培理，并放松幕府独裁制。破例将对外重大问题征询皇室和诸侯；起用少壮有才学的永井尚志等。为增征年贡，整顿地方统治机构，公元1842年实行代官大调动，刷新人事，为使代官熟悉任地风土民情，规定任期不满10年不调动。积极开发新田，实行农民归田政策。安政2年(公元1855年)，设讲武所、海军传习所，雇用荷人教官，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充实海防，解除造船之禁，大兴海军。更从各藩招集兰学者，翻译西书，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藩书调所”)。[注8]吸收西洋文化，奖励近代工业。抑制物价上涨，解散同业公会。[注9]此外还肃正纲纪，厉行节约，确定出版检查制度，取缔淫秽文艺和书籍。

   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吸取天保改革经验教训，认清幕府衰弱无能，各9，筹谋富强。它们首先在经济上摆脱幕府统制，自力更生，从依靠三部的经济构造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藩领经济。其次通过军制改革，实现藩军的近代化，树立“雄藩”的地位。长州藩改革派通过扶植豪农村吏层，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军制，征募农民，采取新式炮术；破除身分限制，选拔人才，在“举藩一致”的口号下大力加强藩的实力。[注10]萨摩藩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注11]农业虽仍由乡士维持落后剥削方式，但由于它地处日本南端，接触外国资本最早，利于工商改革。土佐藩的政策接近长州藩，如奖励农民商品生产，改特权商人专卖为征税，实行重商主义，统制藩内外贸易，排除门阀；提拔人才，建立民兵，设铸炮厂、造船所，改革军备，力谋富强。[注12]肥前藩的政策接近萨摩藩，军事性和农奴制性较强。[注13]

   安政年间幕藩改革总的特点是应付封建危机和外压，继续在幕府和自领内巩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采重商主义政策，自上而下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加紧军事改革。处在后进中间地带的西南诸藩，由于外压，不待条件成熟就通过改革，加强政治势力。

二、“安政条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迫使日本签订“亲善”条约后，接着便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安政3年(公元1856年)9月，美总领事哈里斯(T.Harris)到下田设领事馆，幕府拒绝。[注14]当时中国正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新的侵略，哈里斯乘机威吓幕府：英、法将乘胜来日，不如及早与美订商约。如英、法提出过高条件，美即可出出面调停。[注15]幕府只得于公元1857年5月26日在下田和美国订立了第二个条约，规定长崎开港，美人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久居权等--《日美约定》。此后，哈里斯更胁迫幕府缔结正式商约，安政5年(公元1858年)6月19日，终于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4条。条约规定：1、开神奈川(横浜)、长崎、兵库(神户)、新泻、函馆五港，江户、大坂二地通商；2、承认开港地美国人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3、承认美国领事裁判权[注16]；4、通商自由；5、关税由两国协商决定。

   接着，幕府又与荷、俄、英、法依次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总称为‘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

   “安政条约”在“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首先，它使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幕末日本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封建小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把日本变成其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正如培理供认的那样：“要使弱小的半开化的日本人实行通商贸易，和平的方式不行，就必须使用武力”。[注17]从此，欧美国家对殖民地一贯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枷锁便紧紧加于日本人民头上。

   第二，日本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可以不服从日本的法律，不受日本法庭的审判。日本丧失了国家对外侨的司法权。

   第三，日本被迫接受协定关税制。各约附则中规定日本的关税率必须同缔约国协商制定。日本出口税按照欧美列强同中国缔结的《天津条约》，值百抽五征税，进口税则规定为无税、二成、三成五分等最低的关税率，使日本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自主权。

   第四，日本被迫给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最惠国待遇。只要有一个国家在日本享有某种权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便可同样享受。因此，最惠国待遇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鱼肉日本的工具。

   第五，日本还被迫允许欧美国家在日本设置“居留地”(租界),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种租借权同领事裁判权结合起来，实际就是使租界成了日本的“国中之国”，欧美列强在日本领土上的战略据点。

   第六，“安政条约”没有中止日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本的各项压迫和取之于日本的权益没有时间限制。日本认为需改时，须提前一年告知缔约国，对方同意，才能“协商”修改。结果明治政府虽然进行多次改约谈判，但这些不平等条约仍束缚日本达四十年之久。

   这就是“安政条约”强加给日本的绳索，其结果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状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三、“安政大狱”

   就在“安政条约”签订的时候，幕府中以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盟主的改革派强藩诸侯武士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公元1815年-公元1860年)为首的专制保守派诸侯武士(德川家臣、大名)间的斗争，围绕将军继承问题日趋尖锐化。由于将军家定病弱无子，改革派推选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庆喜(公元1837不-公元1913年)为继承人。保守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家茂。改革派利用外交问题鼓吹攘夷锁国论，攻击幕府当权保守派的妥协无能。公元1857年阿部正弘死，堀田正睦对缔结条约不敢负全责，于公元1858年1月进京奏请天皇批准。但皇室倾向改革派，掘田没有得到救许而归。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独裁，由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不顾皇室和各藩主的意志，推举德川家茂为将军。6月，幕府断然批准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于是改革派大愤，齐昭和德川庆胜、庆喜、松平庆永指斥直弼不待天皇允诺擅自签约是违赦。直弼答复：如与英、法开战，必蹈清朝覆辙。朝廷了解这种详情后，自会体谅允许签订，否认有违犯之罪。7月直弼乘将军家定病危，逼他下令对齐昭、庆胜、庆永及庆喜，作了严厉处分。10月25日德川家茂正式为将军。

   以外交和继嗣问题为转机，天皇地位提高了。幕藩对立两派都派人到朝廷争取支持本派。各藩武士、浪人也聚集京都，要求朝廷抑制幕府的独断专行。但直弼一派坚决抗拒皇室利于改革派的措施，诬告齐昭为私利拥立庆喜，密通外夷，阴谋内乱。老中间部速胜借口“公卿惑上”，于安政5年至6年(公元1858年-公元1859年)，对改革派公卿、家臣及在京都的武士浪人实行大镇压，捕40余人，押送江户。同时在江户及其他地方也搜捕多人。审讯结果，于1859年8月判处志士桥本左内(松平庆永信赖的开明藩士)、吉田松阴(长州藩改
革派领导者)、水户藩士茅根伊予之介、鹃饲吉左卫门及文学家赖三树三郎[注18]斩首罪，水户藩士鹃饲幸吉枭首示众，同藩藩士安岛带刀的切腹。其他皇室公卿、家臣、武士、儒者、藩士、处士等多人各处流放、徒刑。萨摩藩士西乡隆盛被逐，投水自杀末成，也被流放。知名浪士梅田云滨等死于狱中。朝廷方面，逼令公卿4人引咎辞退，并幽禁4人。改革派诸侯齐昭、庆驾、庆喜、山内丰信，幕府高官太田资始、堀田正睦、松乎忠固、间部拴胜、岩獭忠胜、川路圣漠等都被处禁闭、免取、削禄、左迁。此外连坐者百余人。由此保守派肃清了全部政敌。这一“安政大狱”是日本封建末期空前的恐怖专政。幕府迫害大批有为之士，加速了自己的崩溃。井伊直弼于第二年(万延元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樱田门被水户、萨摩两藩士刺死。11月，天皇下达大赦令，赦免了大狱中幸存的受难者。[注19]

四、开港后日本经济的恶化

   根据安政条约，安政6年(公元1859年)7月1日开港。开港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公元1860年输出为470余万美元，输入为160余万美元。公元1867年，输出为1200余万美元，输入为2160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5倍多。生丝、茶、蚕种和棉花大量出口，造成价格上涨。以桐生地方生丝价格为例，开港后公元1859年10月价格较开港前平年的价格上涨了3倍。[注20]因生丝不足和价格上涨，以京都西阵为首的各地丝织业已难维持营业。为此，西阵织工曾在公元1859年底2次暴动。输出品价格飞涨，也影响了一般物价。米价从
公元1857年起就开始上涨，以肥后米为例，公元1856年每石为80．5勿[注21]，公元1857年为107．5勿，公元1858年为133勿，公元1864年为229勿，公元1865更猛涨至473勿。[注22]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黄金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黄金外流，钱价下跌，也促使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涨价，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愈加
困难。

   输入品，以棉、毛织品为主，廉价棉布大量进口，沉重打击国内棉布生产。公元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木历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注23]，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


五、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开港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他们反封建的斗争规随之扩大，带有全民族的性质。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公元1860年发生43起，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这都超过了上一次农民运动高潮期--天保年间(公元1830年-公元1843年)每年平均发生32.5起义数目。[注25]农民起义的性质也从全体农民起义演变为“改革世道”起义。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反抗幕藩领主制、地主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等剥削阶级的斗争。斗争方式已不再“越诉”，而采取直接行动，摧毁地主富商住宅，要求减免租赋，自由贩卖农产品。并烧毁“检地帐”，平分土地财产，从而具有比18世纪初更进一步否定领主制的革命倾向。城市贫民起义的次数也显著增加。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超过了天保年间每年7．2起的数目。[注26]城市贫民捣毁动，大部分是反对幕藩领主和商人囤积粮食投机涨价的“米骚动”(抢粮暴动)。

   开港后物价高涨，使下级武士的生活更艰难。幕藩统治者非但不设法救济，反而继续用“半知”、“减知”的办法克扣禄米，致使他们“怨主如仇敌”。这些下级武士本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但在幕末已经沦为日趋没落的阶层。他们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当医生、作家，有的设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脱离藩籍成为浪人，实际上是在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转化；他们又是具有一定经济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敏感，他们已不再向幕藩体制寻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中求生机。自天保改革以来，在萨摩、长州、水户、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级武士游离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业里来。开港后，他们与代表领主门阀的上级武士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剧了。

   开港也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下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新兴地主富农，有的经营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的经营制丝工业，有的作行庄制包买主和从事运输业等。农村生产者也有兼作商人的，这些商人被称为豪农豪商。[注27]幕藩领主实施领内物产专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采取压抑商品生产者的政策，日益威胁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后者具有反封建的意识。但豪农豪商中多有兼任村吏、依附封建制度进行剥削的，少数人还买得武士身分，或任官吏，所以他们又多少害怕革命，只要求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

   在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萨、长、土、肥和水户等强藩大名与幕府矛盾加深了。这些大名要求参与幕政，反对幕府的专制，推动着尊王攘夷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尊王攘夷运动

一、尊攘思想的兴起

   “安政大狱”打破了“强藩合议、改革幕政”的幻想，标志幕政改革的终结。具有反幕倾向的各种势力逐渐集结到“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幕藩改革派变成全国性的尊换派。运动的主导力量由改革派的藩主、公卿和中上层武士转移到下级武士领导的激进武士和豪农商的“草莽志士”联盟中来。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一次转变。

   日本尊王思想渊源于德川前期。儒家山崎图斋、浅见纲斋(公元1652年-公元1711年)本据朱子学阐明君臣大义的名分论以及中日历史忠臣烈士事迹，倡导“尊王大义”思想。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强调《春秋》的“大义名分”的前期水户学，都蕴含着尊王思想。另一方面，前期国学派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出发，附会日本古代传说的神国思想，主张日本是神国，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人是神的子孙，是优等民族，要以“大和心”代替“汉心”(本居宣长语)。明治维新前夕，后期国学派主流平田笃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铁胤父子认天皇绝对神圣，尊王成了国学的正统思想，与后期水户学的尊攘思想结合，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作为幕末政治运动指导思想的尊王攘夷论，可以追溯到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论语章句·宪问篇》)的学说。水户学鼻祖藤田幽谷(公元1774年-公元1826年)在《正名论》中说：“幕府若尊皇室，诸侯即崇
幕府；诸侯若祟幕府，卿大夫即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注28]他的门人会泽安公元1825年著《新论》，坚持富国强兵，加紧海防为藩政改革的亟务。可见“尊王”、“攘夷”，都是为了加强幕藩统
治，本无反对幕府的意思。但朱烹在他所著《通鉴纲目》里，为树立封建王朝正统观念，又强调王霸之辨，提出尊王斥霸的主张。幕末欧美列强侵日，幕府不但镇压改革派，更屈辱地签约，改革派对幕府的希望完全破灭，由此依靠王室、击援外敌的呼声昂扬。维新前夕，乎田笃胤父子认王权久为将军所夺，应还政于天皇，“尊王攘夷”终于发展为勤王倒幕的思想。当然不论水户学和国学的尊王攘夷思想，都没有越出封建制的范畴。但到“安政大狱”发生，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全面激化，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豪农豪商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结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各藩进步下级武士网罗各阶层势力、否定幕藩领主制度、反对侵略、具有民族统一目标的口号。总的看来，反幕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也反映了日本新的生产关系还不成熟，不能产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然而凡是反对现存秩序，必须具有一定的革命理论，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求反幕府的理论根据，下级武士只能树起比幕府地位高、且为封建主义所承认的权威，即天皇的权威。因为他们除“尊祟皇室”和“击攘夷狄”的大义名分论之外，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反抗根据，这就是下级武士“尊攘”论局限性的所在。换言之，它成为反对幕藩封建体制各派的共同政纲，也是日本资本主义不成熟的条件所决定的。

   万延元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江户城樱田门外之变[注29]发生后，“尊王攘夷”由理论变为下级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这表明原为改革派大名辅佐的下级武士、浪人和豪农豪商出身的反幕派已越过本藩大名，走上了政治第一线，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

二、尊攘派对公式合体派的斗争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严重化，在幕府和萨摩、土佐等藩大名及上层武士中，出现了调和朝廷与幕府间关系的幕藩改良主义--“公武合体”运动，它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

   幕府保守派企图借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作将军德川家茂 (庆福)的夫人，以实现“公武结合”，争取天皇的权威来加强幕府地位。公卿中的公武合体派岩仓具视于1861年10月20日陪同和宫到江户，积极促成其事。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是个强烈的攘夷主义者，各藩志士曾寄望于他，要推举他为首反幕。但岛津久光从国内最富强的封建大名利益出发，认为尊攘派的活动是“浪人轻率之举”[注30]，对他们打破幕藩封建秩序的行动极为不满，坚决致力于“公武合体”，企图通过改良达到攘夷和改进幕藩关系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1862年3月，岛津久光带领藩士干余人到达京都。他首先在4月23日晚派家臣刺杀正在京都郊外伏见“寺田屋”旅馆开会的萨摩藩尊攘派领导人有马新七等7人，以镇压尊攘派活动(“寺田屋之变”)。然后又带着天皇改革幕政的指示，与皇室公卿一起去江户，督促幕府吸收强藩参与幕政，实行幕政改革。当尊攘运动日趋高涨时，公武合体派企图聚集皇室、幕府和各藩大名及上级武士的力量，维护摇摇欲坠的幕藩体制，以便由他们分享最高权力。

   尊攘派向公武合体派展开了斗争。在长州藩，尊攘派领导人久扳玄瑞等把公武合体派上级武士逐出藩政府。1862年7月召开的藩政会议上，使藩政府方针由“事朝廷以忠节，事幕府以信义，事祖先以孝道”的公武合体宗旨改变为“奉救攘夷”。长州藩遂成为尊攘派的基地。[注31]

   尊攘派对付公武合体派的战术是攘夷。1860年12月5日，尊攘派浪人在三田刺杀了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H．heusken)。公元1862年12月12日，长州藩的久板玄瑞、高杉晋作等人烧毁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各地也陆续发生杀伤外人事件。这些攘夷事件的目的是使屈服于外国的幕府陷于困境。尊攘派还用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1862年1月15日，宇都宫藩士菊池教中等人，在江户阪下门外袭击了首席老中安藤信正，使他负伤后被迫辞职，史称“阪下门之变”。[注32]同年7月，尊攘志士刺杀了公武合体派公卿的家臣岛田左近及参与安政大狱的人物，又扬言将谋杀朝廷公武合体派首脑岩仓具视等人，迫使天皇罢免岩仓，任用激进的下级公卿三条实美等。8月，岛津久光在江户促成了幕政改革[注33]，回到京都，当地形势大变，政权已由尊攘派左右，他不得不悄悄地返回本藩。

三、尊攘派的攘夷行动和新军的组成

   接受了“寺田屋之变”教训的尊攘派，认识到大名不可倍赖，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各地尊攘志士又聚集到京都。1863年1月，他们在京都东山的翠红馆会合，开始打破藩国界限，共商尊攘大计。长州藩的久扳玄瑞、土佐勤王党的领导者地主兼乡土武市瑞山[注34]等人成为中心人物。信州的地主、蚕丝批发商兼酒店主人松尾多势子，把蚕丝交易所作为他们的联络地点。至此，政治中心从江户移到京都。尊攘派志士联合激进下层公卿三条实美等怂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实际是借此发动讨幕。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几经拖延，最后定于公元1863年5月10日实行封港攘夷。条件是“彼若开衅，当予炮击”。攘夷期限届临，长州藩尊攘派首先炮轰通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和法、荷军舰，显示了日本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气概。但在6月1日遭到外舰回击。美国联合英、法、荷三国，胁迫幕府处分长州藩。7月2日英国向萨摩藩交涉尊攘派
在生麦杀伤英商事件[注35]决裂，炮击鹿儿岛，萨摩藩坚不屈服。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长州藩尊攘派，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被列强镇压的事实中，认清殖民主义者会报复，特别是藩内保守派与幕府及列强强勾结的可能，在下关受到外舰回击后，随即建立由农民市民志愿者组成、步卒和下级武士率领、豪农商出资的新军--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注36]。这是同旧藩兵迥然不同的新型民兵，以下级武士高杉晋作为队长。这个军队虽仍由藩厅掌握，但因吸收农民、町人、手工业者参加，使用近代武器，打破了封建身分等级制，因而发挥了武士团远不能及的威力，成为尊攘派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还 建立了以地主富商为骨干的农兵队。

第四节 倒幕运动

一、8月18日政变与下关战争

   尊攘派由于萨、长两藩实行攘夷，声势大振。长州藩策动各藩志士浪人联系皇室公卿，迫使朝廷亲征外夷，压制反对者。于是朝廷于公元1863年8月13日宣布孝明天皇将到奈良参拜神武天皇陵召开军事会议后祈祷攘夷。但孝明天皇仍倾向公武合体派。他表示：“权力下移，终至颠覆治国之基，联深忧之。”[注37]公元1863年8月，他和上层公卿串通幕府和萨摩、会津的藩士，发动了“8月18日政变”[注28]，尊攘派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长州藩的久扳玄瑞、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土佐藩的土方允元等，偕同三条实美等开明派公卿7人逃出京都，退往长州。尊攘派势力被清除出京都。[注39]

   各藩尊攘派武士豪农纷纷起义[注40]，但因没有取得广大民众支持，被幕府镇压。公元1863年12月，天皇任命公武合体派大名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忠诚、岛津久光为参预，组成参预会议，共议国策，公武合体派控制了中央政局。[注41]政变后，各藩的尊攘运动也遭挫折。土佐藩士武市瑞山等被前藩主山内容堂逮捕入狱，并在公元1863年5月令其切腹(见上节)。土佐勤王党的其他人员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迫逃离本藩。长州藩保守派卷土重来，控制了藩政，公元1863年底，下令限制“诸队”人数，禁止农兵队训练。聚集在长州的藩内外尊攘派急于扭转颓势，公元1864年6月，久留米神官出身的真木和泉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等人反对，带兵前往京都。同年7月19日进攻宫廷，在右蛤御门(皇宫西门)被松平容保(幕府京都守护)指挥的会津、萨摩两藩兵击败，真木及久坂自杀（“禁卫门之变”）。至此，尊攘运动事实上已经终结，中央和各藩的政局表面上都受公武合体派控制。

   由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和尊控派被视为叛逆。公元1864年7月，天皇下令由幕府征伐长州藩。幕府纠集中国、四国、九州的35藩兵力，准备粉碎反幕势力的基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公元1863年5月长州炮击外船的行动实行报复，克服尊攘派阻挠对日贸易的难局，并夺取新的权益。英国于公元1864年8月5日联合美、法、荷舰队，以战舰17艘、炮288门、兵5000余，大举进攻关门海峡。奇兵队和人民英勇抗战，但藩政府丧失斗志，四国舰队仅3天就功陷下关(“下关战争”)。8月13日长州藩被迫接受和议：1、优待并供应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赔尝联军战费和未烧下关市区的代价300万美元，但应由发出攘夷命令的幕府负担。[注42]下关战争的结果，迫使日本对外政策从攘夷转向开国。

   下关战争后，围绕对幕府征讨长州藩应持方针的问题，长州藩保守派上级武士与尊攘派的斗争激化，保守派主张向朝廷、幕府“恭顺谢罪”，而凭借“奇兵队”等“诸队”(新军)力量的高杉晋作、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则力主“武备恭顺”，即表面顺从幕府，如幕府想处罚长州藩，则准备抗战。[注43]同年9月末的藩政会议上，“武备恭顺”主张渐占上风。但这时幕府和长州藩保守派势力抬头，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诉诸恐怖行动，以刺客袭击井上馨，负重伤后监禁了他。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被迫逃往筑前。当11月幕府征长军逼近长州时，藩政府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3名家老自杀。藩主毛利敬亲请求宽大处分，幕府命毛利父子：1．呈交亲笔谢罪状；2．破毁山口城堡；3．将三条实美等公卿送交筑前藩。毛利敬亲都接受了。其他各藩尊攘派在反动势力下都被镇压，或死或逃，幕府第一次征长战争便告结束。

二、长州藩转向倒幕开国

   “8月18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久坂玄瑞在1862年的预言--“诸侯不足恃，公家不足侍”[注44]，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保守庸愚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更了解到不根本推翻腐朽的幕藩体制，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决不能克服民族危机，只有倒幕才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以后，尊授派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因积弱而被列强宰割作为教训，决定奋起自强。自强首先要振兴工商业，实行开国，扩大对外贸易，以集中政治军事资金。支持尊攘派的西南豪农富商在开港后企图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也要求放弃盲目排外政策。在此以前，尊攘派为攘夷而尊王。攘夷是中心口号。到了此时，根本战略应由攘夷转为倒幕，并为倒幕而要求开国，于是放弃了攘夷论。就这样，尊攘派变成了倒幕派、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

   随着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倒幕派下级武士在包括地主富商等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靠“草莽崛起”，而致力于依托西南各藩的“割据富强”，壮大倒幕实力。

   倒幕浓首先控制了长州藩，和上层豪农商结成同盟，通过他们，动员群众，组织到人民武装(诸队)中来。公元1864年12月，高杉晋作等潜返下关，指挥伊藤博文等率领的诸队，发动了夺取藩保守派权力的内战。濑户内海沿岸的豪农商支持新军的斗争，抵制保守派解散诸队的命令。小郡农兵队创建者豪商秋本新藏鼓励高杉晋作和兼重让藏说：“假若你们的部下不能取胜，新藏就发动农民起义，来恢复国家(指藩)，无论出现任何事情，请兼重先生都不必顾及。”[注45]象这样的草莽志士(豪农商、村长、教师、僧侣、神官等)在各地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动员作用。他们牺牲一切，为爱国倒幕组织各种民兵队，参加到新军里来。庆应元年(公元1865没)2月，倒幕派获胜，重掌长州藩权力。

   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进行“割据富强”的改革。他们录用农村医生出身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公元1824年-公元1869年)改革军制：一律更换新兵器；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大名和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脱籍参加；解除主从关系，更吸收农商出身青年，受新式军事训练；“奇兵队”等则作为新军基干，全部纳入藩政府控制下。另一方面，藩厅为防范群众，又组织以“世禄之士”为中心的“干城队”，并禁止组织新的农兵队[注46]，显示倒幕派武士的局限性。在改革军制的同时，从公元1865年10月起，藩政府新建了造船、冶铁、炼油等藩营手工业工场。[注47]早在公元1864年下关战争失败后，长州舆论已倾向“开国”。实行军事改革和增强军备，需要大量输入西洋武器，于是扩大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长州和一些外商不顾幕府禁令，进行下关至上海的秘密贸易。[注48]在此期间，长州藩与英国逐渐接近。长州藩的“庆应改革”，形式上仍象过去的藩政改革，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否定幕藩体制原则，积蓄倒幕的物质力量，预示以后明治政府
采取的方向。

三、维新前夕列强的角逐

   英、法、美、俄等侵略国家并不满足于“安政条约”，他们企图在日本攫取更多的权益。文久元年(公元1861年)，沙俄为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派军舰占领对马岛，无理向对马藩主提出永久租地要求，恣意建造营地。对此，马克思在公元1862年3月给思格斯的信中就指出：”俄国人又占领了朝鲜沿海的一个很好的岛屿。此外他们又在爪哇(实为日本，后来马克思作了订正)[注49]实行新的'占领',由此你可看出，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太平洋北部霸权。”[注50]

   最积极图谋控制日本的是英法两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R．Alcock)坦率承认：“日本是我国在东方拥有重大权益的前哨，即使没有贸易，也不能破损这大英帝国链环的一节，若其他强国从日本退出，日本就可能成为沙皇世界帝国的一环，使太平洋处于俄国势力之下。所以为对抗俄国，英国必须保有日本。”[注51]正因为这样，公元1862年日本发生攘夷派杀伤英人的生麦事件，英国就合法军进驻横滨，迫使幕府处刑、赔款，承认租界警备权，并由幕为英、法建军事基地，军队至公元1875年才撤出。

   公元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之机，为支持幕府镇压尊攘派，又联合美、法、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武装进攻长州藩。公元1866年列强以缓交长州藩炮击外船赔款为条件，迫使日本签订“改税协定”，并勒索了由上述四国参与日本海关事务的特权。[注52]但通过下关战争，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难免被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尊攘派转向倒幕后，法国积极支持幕府。英国为独占日本，便企图利用倒幕势力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利于扫除法国势力，又可压制日本人民革命，英驻日公使阿礼国在离任时已提出这一方针。公元1865年到达日本的第二任公使巴夏礼[注53]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他竭力接近萨、长，售给他们舰船武器。一个出卖武器的英商格拉巴曾帮长州藩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赴英留学，这时英国示意愿借款给他们。[注54]公元1866年7月，英使馆的萨道义(E．Satow)还多方煽动西乡隆盛提早倒幕[注55]，但西乡和大久保仍力谋避免英国干涉日本的内政。

   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炮制一个亲法的日本政权，幕府也蓄意勾结法国。公元1864年5月，派池田筑后守(长发)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择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约定法国充实日本军力，压制由幕运动。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休(Leon Roches)同幕府进行了下列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公元1864年这一协议具体化，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指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庆应2年(公元1866年)，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休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控制日本的庞大计划，[注56]如果不是明治维新胜利，日本将很可能变成拿破仑第三的附属国。

   美国由于本国南北战争紧张，对日侵略步伐似乎迟缓一些，但就在维新前日本局势最混乱时，美使馆迫使幕府以路权无偿和材料进口免税的条件，出让江户至横滨间铁路的敷设权给美国。甚至明治政府成立后，新任美使德隆格仍逼日本追认，直至被日方严正拒绝。[注57]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幕末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

四、萨土两藩策略的转变

   公元1863年7月，英国派遣军舰7艘驶抵鹿儿岛，要求萨藩解决生麦事件问题。[注58]谈判破裂，英舰炮击鹿儿岛。萨藩击退英舰，但自己也损失很重，鹿儿岛大半市街被毁于萨英战争。由此，萨藩认识到外国武力强大。藩论转向开国，逐步接近英国，购买武器，增强军备，要求摆脱幕府对生丝贸易的垄断，独立开展对外贸易。

   公元1864年初，幕府公武合体派的参预会议上，维护独占对外贸易的幕府与反对垄断的萨藩冲突，导致参预会议解体。这表明公武合体运动已趋没落。此后，幕府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支持下，顽固维护旧体制，蔑视诸藩联合政策。[注59]罗休更策划勾结幕府再次征讨长州藩。在此局面下，萨藩以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实行“割据富国”，走向倒幕。这一方案是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寺岛宗痒)提出的。他们曾在萨英战争中被英俘虏，后去英国留学，并遍访欧洲各国。在对比国内外大势后，主张开国。并建议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注60]他们进而否定幕府政治，主张“天下列藩统一意志，发起国政大改革”，设立上下两政院。实际要把改革推向全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萨藩沿着西乡和五代等人的路线，积极展开外贸和藩际贸易；聘请外人教授制糖技术；购入外国舰船17艘(数量居各藩之首)和大量武器；实行军制改革，按英制改组军队，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倒幕派的新据点。

   土佐藩一直由公武合体派掌藩政，藩主山内容堂，更坚定佐幕，但藩士中开国派吉田东洋等力谋富国强兵。倒幕派各藩又逐渐强大，山内也不得不亟谋自强。根据后藤象二郎的建议，设立开成馆，办新政。藩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贷款给生产者，农产品生产多样化；发展造纸、樟脑业，产品由政府专卖。还在长崎、大扳建立商馆，进行外贸；购买舰船、铸炮输入武器弹药，加强军备。由此，山内为幕府所忌，屡受惩处，在倒幕缸影响下，态度转向促使幕府自发将政权归还皇室，即所谓大政奉还。

五、萨长同盟

   萨长两藩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曾存在尖锐矛盾。后来形势改变，两藩处境和认识渐趋一致，因而采取了相似的内外政策，关系逐步接近。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5年1月，萨长为对抗幕府独占外贸，恢复了中断的两藩贸易，联合对抗幕府。在加强萨长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土佐藩的倒幕派绊本龙马[注61]和中冈慎太郎[注62]。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6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注63]。

   这时全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州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注64]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定《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注65]。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坂)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注66]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

六、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

   在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碑日本不象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

   第一，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中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州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第二，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屈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公元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公元1856至公元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公元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投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注67]。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公元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訾议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注68]，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

   第三，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已经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

   第四，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公元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舅战，迫使俄军退出。公元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分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公元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小，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注69]在幕末列强虎视耽耽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注70]


--------------------------------------------------------------------------------

[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59。

[2]列宁：《沦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58。

[3]井原仪：《德川时代通史》第643-646页。

[4]沼田次郎：《日本与西洋》第282-287页，(《琉球开国问题之发生》条)，平凡社，1971。

[5]春秋时代以来，儒家就自称具备儒家文化(道德、礼乐)的中国为“中华”，“华夏”。中国文化以外的国家为“化外”，其民为“夷狄”。以这种文化伦理为标准。定出国家民族、内外、上下之别。到宋代，因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关系，这种“华夷内外”之辩的对外观念更加强烈，日本也受其影响。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往往以“(东)夷”自居。幕末，古学与国家派排斥这种崇拜中国的“汉意”思想，强调日本胜于中国的自尊心。开始纠正上述观点。

[6]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序言》。

[7]据1849年浦贺奉行的报告，江户关门的防备，沿海大炮约百门，不足当夷船2艘，每炮炮弹仅10枚，其中还有只有炮而无弹的。1853年7月，勘定奉行(财政长官)川路圣模写信给水户藩出身主持海防的大吏藤田东湖，申述幕府财政，“目前如同外国作战，难支持一年”，要求对美使谈判，务求慎妥，此外别无他法。并希望转请主张攘夷的德川齐昭(水户藩主)谅解。

[8]藩书调所，原为讲授兰学的学校，后扩大为翻译、讲授和研究西方语文、科技、军事的学术教育机构，相当我国清末的译学馆。公元1858年允许陪臣武士入学，集中全国人才，培养西方文化知识。公元1862年改为开成所，实施西方教育制度。维新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9]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2卷，第117-120页，1940。

[10]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136-137页。有斐阁，1956。

[11]《鹿儿岛县志史》第3卷第1编。

[12]池田敬正：《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第22卷第5-6
号。

[13]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

[14]哈里斯(公元1804年-公元1878年)原在中国经商，公元1852年代理美驻宁波领事。经培理推荐， 任美驻日总领事，力促将军缔结通商条约成功。首任美驻日公使(公元1859年-公元1962年)。

[15]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300-305页。

[16]领事对驻在国的本国人民行使本国法律制裁权的制度，严格的意义上，同于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即在外国不受该国统治权支配的特权(只限元节及驻军享有)，但事实上两者常被混用。(石井孝t日本开国史》第346页，吉川馆，1922。)

[17]引自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第24页，理论社，1956。

[18]赖三树三郎(公元1825年-公元1859年)，史学家赖山阳第三于，勘王家，工诗文。

[19]参考《井伊家史料》、《公用方秘录》(收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纂之部)岛田三郎：《开国结末井伊扫部头直强传》，吉田常吉《井伊直强》(《人物丛书》113)。

[20]山崎隆三：《幕末维新期的经济变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45页，岩波书店1977。

[21]勿：德川时代日本金币一两的六十分之一。

[22]北岛正元：《日本史概说》，第3卷第464页。

[23]一反：长2丈8尺，宽9寸。

[24)山崎隆三同上文。

[25]森安彦：《t农民起义、农村骚动、城市暴动历年平均数表》，见儿玉幸多，《日本历史的观点》第3卷第317页。

[26)同上书第317页。

[27]幕末农村兼营工商业的新兴地主富农阶层；豪商指兼为地主的商业者，二者都兼具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性质，维新时有两面性。参看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第276页，御茶水书房，1954。

[28]尾菌正英：《尊王檀克思想)，《岩彼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47页。

[29]水户、萨摩两藩18名浪士刺杀井伊直弼的事件。

[30]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18页。

[31]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8页，有斐阁，1956。

[32]菊池教中通称佐野屋孝兵卫，当过江户批发商，开港后回原露成为新兴地主。参见泽本孟虎：《坂下门义举录)。

[33]幕政改革有三项：1、将军进京议定国是；2、以沿海五大藩(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为五大老。采取防御夷狄的措施；3。任命广桥庆喜和松乎庆水为将军的监护人和大老。

[34]武市半平太(公元1829年-公元1865年)号瑞山，土佐勤王党领袖。“8．18政变”后切腹自杀。

[35]1962年8月21日(新历9月14日)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一行从江户回藩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遇骑马郊游回来的英国人理查森等四人，他们闪在路边让路，不料理查森的马冲向久光的队伍，他被藩士杀死，另两个重伤，一个逃国横滨，这就是所谓的生麦事件。

[36]诸队指幕末长州藩倒幕派组织的非正规藩兵(民兵)，以奇兵队为首成为反列强和守旧派的核心力量。参看关顺也，同上书第128-132页。

[37]《岩仓公实记》上卷，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20页。

[38]公武合体派策划于8月18日末明，命在京诸大名入朝，宣读延期去奈良的诏书在萨、会两藩大军压力下，令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10余人禁入宫廷(三条等7人因逃奔长州藩而被革职)，并兔去长州藩警卫宫廷之责。

[39]日本史上又称这一事件为“七卿落”(七公卿的亡命)。

[40]如8月土佐尊攘派浪人吉村寅太郎等在大和的山中，10月筑前平野国臣(福冈藩士)等在但马的生野，1864年3月，水户藤田小四郎在筑波山，都先后起兵反抗，最后失败，被幕府处死。

[41]坂田吉维：《明治维新史》第161页，未来社，1960。

[42]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0-41页，岩彼书店，1982。

[43]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第228页，东大出版会，1954。

[44]1862年1月，久坂玄瑞给武市瑞山的信，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112页。

[45]原口清：《幕末政争的考察》，《历史学研究》第142期。

[46]池田敬正：《幕府诸藩的动摇和改革》，《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87页。

[47]石井孝：《学术批判·明治维新论》第190页。

[48]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6-4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2-222页，人民出版社，1974。

[50]《马克思致思格斯(1862年3月3日)》，同上书第220页。

[51]井上清：《条约改正》第6页，岩波书店，1963。

[52]“改税协定”规定日本进出口税一律改为从量的5％征税，不受价格影响。(安政条约规定进出口税一般征20％)使国家税收大减，严重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四国共管海关，使日本进一步失去关税自主权。

[53]巴夏礼(H．s．Parkes，公元1828年-公元1885年)1841年来华，任英使领馆翻译。广州代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公元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及广州市英伪政权，后助清镇压太平天国。公元1865至公元1883年任中期两国公使。在日本任内，支持萨长两藩，与法使对立，维新政权中参与日本外交的指导。

[54]《伊藤博文传》，卷上。

[55]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卷1，《明治维新》，第257页，《一个外交官在日本》。

[56]石井孝：《幕末日法间的经济关系》，《历史学研究》第6卷，第1-2号。

[57]《幕末维新史料集成》第2卷，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

[58]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86-87页。

[59]同上书第64页。

[60]同上书第65-74页。

[61]坂本龙马出身商人、乡土，本是土佐藩尊攘派领导人，“8月18日政变”后逃离本藩，依附萨摩藩。后在长崎建立称为“社中”(社团)的政治性商业组织，经营海运，以后发展为海军兼海运业的“海援队”，为西南各藩“割据富强”作出贡献。1867年海援队得到萨摩藩的认可，翌年10月坂本被幕吏暗杀，海援队也告解散。

[62]中冈慎太郎出身地主、乡士，参加武市瑞山领导的勤王党，后又组织土佐藩讨幕的陆援队。“8月18日政变”后．以长州为据点，继续反幕，1867年被幕吏暗杀。

[63]远山茧树：《明治维新》第174页。

[64]《岛津家国事鞍掌史料》，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44页，东大出版会，1954。

[65]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30一332页。

[66]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史学杂志》69篇，第4号。

[67]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5-506页。

[68]久扳玄瑞：《解腕痴言》，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05页。

[69]《防长回天史》，卷6。

[70]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4页。

RINGO

第十四章 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
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

    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

一、学问的考证风

    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

    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

    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

    狩谷披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

    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拢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民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
     二、历史学

    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论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冀《二十二史创记》、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钱大听《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

    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代武将捕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韶《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创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

三、汉籍的翻译与出版

    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

    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

    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

    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
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

一、医药学

    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

    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的医术。

    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

二、地理学

    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马征腮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

    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
三、数学与天文历法

    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

    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

    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

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

    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

RINGO

第十五章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

第一节 明治政府的成立

-、农民起义与市民暴动

   德川幕府末期，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庆应年间(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斗争发展为暴动，并与市民暴动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866年5月初，大阪近的西宫(今兵库县东南)发生了贫民捣毁米店、袭击武士的暴动。接着扩大到兵库、滩、池田、伊丹等市镇。5月中旬又扩大到大坂。参加暴动的1万多名大坂市民群众，在各条街上呐喊着袭击米店和酒店。群众斗争情绪激昂，不顾幕府的镇压，在街上张贴写给老中的匿名信说：“现在要么把我们消灭，要么就把米价降到3百文(1升时价7百文)。如这两件事都不能办到，就把全市化为焦土。”[注1]当他们被捕时，坚决果敢地向审问他们的大坂官吏指出：引起这次暴动的祸首就是将军。当时萨摩藩在大颐的藩吏木场传内曾把这情况详报在京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认为：“民心已离将军，幕府何足惧！”[注2]

   从5月底到6月初，江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市民暴动。5月28日，品川首先发生暴动，很快发展到芝、赤扳、四谷，又波及神田、本所，到6月5日暴动席卷整个江户。暴动群众在各条街上组成队伍行进，捣毁米店、酒店、当铺、洋货店和富商住宅。町奉行所(江户市政署)的大门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讽刺性匿名信。幕府统治权力在几天里陷入瘫痪状态。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相呼应。6月7日武藏川越的木匠要求降低米价，掀起“改革世道”的暴动。6月13日，秩父郡名栗村的农民要求降低米价和利息。烧掉典当土地文书、归还当品，发动了“改革世道”的起义。各村农民群起响应。14日，起义群众在饭能会会，捣毁四家米店。暴动很快席卷了青梅、川越等地。起义者打着“改革世道”、“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拿着印有“国内各地太平”的灯笼，袭击、捣毁横滨商人的米店和高利贷专的住宅。在秩父大宫，农民捣毁官衙和监狱，释放囚犯，烧掉土地清册，砸毁枪支，把大炮扔到井里，并冲进当铺当场发还抵押品，销毁当票。几天之间起义席卷武藏、上野两藩，有1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同时奥州的信夫、伊达两郡(今福岛市附近)也爆发了“改革世道”的起义。据统计，公元1866年爆发农民起义106起，市民暴动35起“，是整个德川时代爆发起义次数最多的一年。起义地区北起奥羽，南至九州，遍及全国。

   从公元1867年8月底起，全国各地爆发了“可好啦?!”的群众云动。运动首先从名古屋开始。当时名古屋地方发生了伊势神宫天降神符的传说，市民把它看成是一种“变天”的瑞兆。人们穿上华丽衣服，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吹笛打鼓弹三弦，成群结队地反复唱着“可好啦?!”“可好啦?!”的歌，狂舞街头。接着，这个运动席卷京都、大坂、江户、横滨等地。幕府各藩严加禁压无效。群众闻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其摆出酒席；有的捣毁他们的家财衣物或把它散发给过路居民。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这个运动虽然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具有市民暴动的因素。狂舞时的打扮与活动是无视幕府统治，反映群众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仅震撼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其锋芒还指向西洋人。公元1866年9月，江户市内的贫民高喊：“我们这样贫困，就是因为洋人到来物价上涨。”他们还袭击了正在散步的美国公使。[注4]公元1867年11月，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幕府征用民地开辟练兵场，而且袭击了与幕府勾结、横行霸道的法国军事教官。

   公元1867年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虽比上年有所减少，但群众反对幕府的改革、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的成长及近代民主精神的萌芽，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第二次征长的失败

   幕府为消灭倒幕势力；不顾财政贫困，以摄津、河内、播磨的年贡为担保，向大胶、兵库、西宫的商人赋课7百万两作为军费，在“万民怨愤”声中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公元1865年5月，将军家茂由陆路从江户到大坂亲自指挥，以纪州藩主德川茂承为先锋总督，军舰炮击长州藩周防沿岸。

   这次征长与第一次不同，幕府毫无胜利把握。当时萨摩藩已和长州藩订立同盟，不仅拒绝派兵，还同其他藩联名要求取消第二次征长战役。诸藩也对这次出兵感到不满。加之军队除一部分受过新式训练外，大部分是旧装备。长州藩军受大村益次郎“西洋阵法”训练，因此战争首先对幕府不利。其次，幕府军队还受后方之敌威胁。第一次吹征长战争后，大吸附近地区农民起义规模很大，大阪、江户还发生了捣毁运动。

   公元1866年6月7日，幕军从安艺、石见、小仓三方面开始攻击。另有幕兵、松山藩兵开往周防的大岛登陆，但被击退。战区内农民本对幕府不满，乘机反抗。石见国(今岛根县)农民首先起义，银山代官弃职逃走。起义农民协助长州军打败幕府军，追击幕府败兵。同年8月，滨田藩、小仓藩和川越藩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袭击了当地豪农、豪商和村吏。

   农民起义军和市民暴动搅乱了幕府征长军的根据地，使幕府军腹背受敌而败。长州藩军虽兵力很弱，四面迎敌，但因得到起起义农民及市民的支持，士气旺盛，到处获胜。

   正当幕府军接连战败之际，将军德川家茂于公元1866年7月20日在大坂病死。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想依靠法国的军事援助挽回败局。但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及幕军根据地小仓被长州军占领，参战各藩都要求撤兵，第二次征长终以幕府失败告终。

   群众起义和征长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幕府统治。将军庆喜为摆脱危局，在法国公使罗休(L．Roches)指导下进行重大改革：一，军事上废除旧机构，征募农民、市民建立新式步兵，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开办军官学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并向法国借款6百万美元，购买军舰、兵器，以北海道的矿山作担保。二，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为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统辖全国政务，以期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三，经济上设立法国和日本合办的公司，垄断生丝输出和建造铁路等。然而这时幕府已完全丧失民心，群众斗争加剧，幕府改革，只是挣扎而已。

三、武力倒幕

   公元1867年长州及萨摩藩的倒幕派为推翻幕府，朝着“举兵倒幕”方向迈进。其他各藩也有主张武力倒幕的志士活跃，土佐藩板垣退助(公元1837年-公元1919年)就是突出的一个。板垣以乡士和上层农民为主组织了类似奇兵队的军队，公元1867年5月，在中冈慎太郎的策动下，他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按照两人的协议，板垣不顾土佐藩主的意见，决定率土佐志士参加倒幕同盟，并进行
起兵准备。由于宫廷内佐幕派的中心孝明天皇在公元1866年12月25日病故，15岁的太子睦仁(即明治)于1867年1月即位，宫廷的形势非常有利于倒幕派。以岩仓具视(公元1825年-公元1883年)为首的宫廷倒幕派，在宫廷中积极进行倒幕活动，并和远在九州大宰府的三条实美[注5]取得联系。于是，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为代表的萨长倒幕派领导核心正式形成。

   木户、大久保和西乡，并称“维新三杰”，是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木户孝允(公元1833年-公元1877年)出身长州藩士，在幕末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与高杉晋作等一起主持长州藩政，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公元1867年木户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起拟定举兵倒幕的计划，发布“王政复古”命令，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维新后，木户孝允历任新政府的征士、总裁局顾问、参议等职，位居领导核心。他积极极提倡推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公元1871年，木户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出访欧美12个国家。回国后成为明治政府领导层中最开明的人物之一，在日本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与木户齐名的大久保利通(公元1830年-公元1878年)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末曾参与藩政改革，是武力倒幕、“王政复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明治维新后历任参与、参议、大藏卿、内务卿等职。1871年与木户孝允同为岩仓使节团副使出访欧美各国。回国后，反对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留守政府的“征韩论”，主张“内治优先”。此后掌握了明治政府的领导权，积极推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镇压士族叛乱，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1878年被士族分子暗杀。

   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出身下级武士，最初作为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参加反对幕府的政治活动，后来转变为武力倒幕派的主将。西乡有军事天才，公元1869年1月3日作为军事顾问和参谋长，指挥了鸟羽、伏见之役，消灭了幕府的军事实力。同年5月又只身赴江户，与幕府大臣胜念舟会谈，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以不流血的方法使幕府投降。新政府建立以后，历任参议、陆军元帅、陆军大将、近卫军都督等要职，参与新政府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但西乡在最后阶段思想消极保守，同情被明治政府逐步取消特权而不满的多数下级武士，反对强制剥夺土族兄弟的4f权，终于辞官还乡。1877年武装叛变，发动了西南战争。最后败死于鹿儿岛的城山。

   以上述维新三杰为核心的倒幕派，一致主张武力倒幕。支持武力倒幕的有萨、长与其他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以及部分京都贵族(公卿)和地主资产阶级。


四、“奉还大政”

   公元1867年10月，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公元1827年-公元1872年)及其后藤象二郎(公元1838年-公元1897年)为代表的妥协派，提出了一项与武力倒幕相对立的“奉还大政”的方针。支持和倾向这项方针的有幕府的部分官吏以及萨摩安艺(今广岛县)等藩的上级武士。山内和后藤两人提出妥协方针并非偶然。1867年6月，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同船从长崎去京都时，扳本曾向后藤提出建立新国家的八条基本方案，即“船中八策”[注]。可是后藤接过这个方案后，按照自己的妥协思想加以纂改，即主张幕府将军把现在握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设立一个由将军担任议长的“列侯会议”来掌握实权。不同意武力倒幕。山内等的“奉还大政”方针即以此为前提。他认为这是使德川氏奉还大政，将他从灭亡中挽救出来、思义两全的良策。[注7]与此相反，土佐藩的军务总裁、已加入武力倒幕同盟的板垣退助则强调提出：“奉还政权之名虽美，却属空话。德川氏既然在马上得天下，如不在马上把它夺回，就不能打倒数百年来的霸业。”[注8]山内不但不听，反而大骂板垣的说法是“暴论”，并立即罢免了板垣的军事职务。然后命令后藤写成“奉还大政”的建议书去京都活动，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1867年10月3日后藤等在京都到处碰壁之后，只好以自己一个藩的名义向幕府提出“奉还大政”的建议书。

   在萨、土倒幕派的影响和促进下，长州倒幕派，特别是受豪农富商支持的奇兵队等都坚决主张讨幕。公元1867年9月18日，大久保等与长州藩倒幕派木户孝允等会见，研究出兵讨幕问题。同年9月18日，萨、长签订了共同出兵盟约。20日，艺州藩也参加了这个盟约。10月8日，萨、长、艺三藩倒幕派的首脑在京都开会，通过了坚决实行举兵倒幕的决议。与此同时，约有1千2百名萨摩藩兵从海路陆续到达长州藩待命。然而武力倒幕派不敢公开揭露幕府的罪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只是根据1863年8月18日政变失败的经验，感到必须把天皇确实掌握在自己一派手里。于是让倒幕派公卿作好准备，好让天皇向长州、萨摩两藩发出讨伐幕府的密令，以此证明其行动的合法。14日清晨，由于岩仓的活动，以天皇的名义发出“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沼”。

   将军德川庆喜发觉有人正在举兵倒幕，表示接受山内容堂的建议，企图在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自己在天皇之下掌握实权。于是庆喜在天皇发下讨幕密沼的同一天，即公元1867年11月9日上奏要求把政权“奉还”给天皇。第二天朝庭批准了这一请求。19日庆喜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去将军职务。


五、“王政复古”的政变

   “大政奉还”使倒幕派失去了出师的名义，参加武力倒幕的不坚定分子认为出兵已无必要。妥协派山内容堂非常高兴，认为实现公议政体(列侯会议)的时机已到，加紧进行活动。但顽固的幕府高级官吏坚决反对，在大坂集中陆海军部队，妄图用武力继续维持政权。木户、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识破了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阴谋，更坚定了武力倒幕的决心。他们利用京阪地方爆发“可好啦?!”群众运动梆的有利时机，集结与部署兵力。公元1867年11月3日在京都的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藩士决定联合举兵，并请求朝廷下达讨幕的
诏书。4日岩仓具视秘密上奏了意见书《王政复古议》。到11月底，萨、长、艺三藩大军集结在京胶神地方，摆开了和幕府决战的阵势。

   幕府对倒幕派的活动采取压制手段。11月15日暗杀了倒幕志士板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形势日益紧张，斗争也愈趋尖锐。大久保利通鼓励动摇的倒幕派公卿增强信心，并以护身为名发给他们手枪。12月初，大久保、岩仓等决定在12月9日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12月8日岩仓召集萨摩、尾张、越前、安艺、土佐王藩
的重臣，秘密传达了根据“天皇意旨”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计划，令各藩主协助，同时，大久保、西乡写信给岩仓具视指出：实行决战，死中求生，乃当前之急务。”[注9]如不迫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就要“违背公论”[注10]这些话说明了只有打倒德川庆喜才有出路。这也是警告岩仓要坚决果敢行动；并要求他深思熟虑，“务使最初之政令不发生错误为第一要事。”[注11]

   倒幕派由于有了内战的充分准备，作了周密的布置，所以掌握了时局的主动权，顺利地执行政变的计划。12月9日(阳历1868年年1月3日)晨，岩仓具视等觐见天皇，上奏实行“王政复古”大策。同时按预定计划，名古屋、福井、高知、广岛、萨摩五藩藩兵已在西乡隆盛指挥下包围皇宫禁戒。当天下午，由年仅16岁的睦仁出面，召开有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断然实行宫廷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为“王政革古，挽回国威”，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剥夺德川庆喜的将军职和委任政务；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制度；哲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注12]，为新政权的枢要。成立以天皇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内外政务，确定“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百事一新”等施政方针。还宣布三职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官员名单，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裁。

   “王政复古”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领导的，有萨、土、艺、尾、越五藩主和部分藩士及岩仓具视、三条实在美等公卿参加的宫廷政变。“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所产生的三职政府是改良派、大名、公卿的松散的联合，没有统一的意志，更没有实际的政治效果，只是宣布一下京都的天皇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日本政府。实际上江户的德川幕府还有实力，不甘心失败，急于反扑。德川庆喜在英法公使前面不承认京都的天皇政府。于是在日本出现了京都天皇政府和严户德川幕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六、倒幕派与公议政体派的斗争

   新的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力倒幕路线取得初步胜利，粉碎了德川庆喜继续保持实权的图谋，并冲击了以山内容堂为代表的“大政奉还”(公议政体)派势力。但是，政变后建立的中央政府是包括倒幕派和公议政体派的联合政权，两派间的斗争无可避免。政变当天夜晚在小御所[注14]召开的三职会议上，即揭开了新的斗争序幕。山内容堂(议定)第一个站出来说，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是出自皇国政令归于一统，永维国体尊严之诚意”[注14]，攻击这次变革是三、四公卿拥立幼主，窃取权柄的“暴举”。前越前藩主松平庆
永(议定)则指责这次变革是“以刑名为先，道义为后”[注15]，强硬要求德川庆喜参加会议。岩仓具视当即申明“王政复古”是出自天皇的决定，痛斥山内，进而揭露德川氏“蔑神旨，坏纲纪，外与欧美各国订友好通商之约；内逞淫威处罚忧国之亲王、公卿、诸侯，杀戮勤王之志士”的罪状，戳穿虚谈奉还政权、实保幕府权力的居心。[注16]指出德川庆喜如果真有反省自责之心，首先必须辞官纳地。大久保赞成岩仓意见，并尖锐指出朝廷已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如果拒绝，便向天下宣布其罪状，并讨伐之。后藤象二郎支持山内、松平，并声称必须光明正大地实行“王政复古”，进行抗辩，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休息时，萨摩藩的岩下佐次右卫门把会场的情况告诉守卫宫门的西乡，西乡当即提出：“这时不能用口舌，只能用匕首！”让他们动用武力。岩仓、大久保等接受了西乡的建议，决定对公议政体派施加压力。后藤见形势不利，就向山内建议说：“大势已定，此时强争无益，今日让一步，他日必有挽回之策。”[注17]复会时，公议政体派暂不再坚持己见。为了剥夺镕川庆喜的经济基础，巩固新政府，会议根据岩仓的提案，通过了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但岩仓等倒幕派对此决心不大，特派尾张、越前两藩主去二天城[注18]，向德川庆喜传达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并劝说德川庆喜主动申请辞官纳地。这虽然是倒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已包含妥协的因素。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灭亡

一、“辞官纳地”

   小御所会议结束时，新政府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倒幕派也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和制订出独立的具体政策。德川庆喜依然拥有实力，山内容堂等公议政体派并没有放弃原有主张。12月10日(阳历1868年1月4日)，尾张藩的德川庆胜、越前藩的松乎春巍到二条城向镕川庆喜传达了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德川庆喜以城中人心动摇为借口，表示不能接受朝旨。当天晚上，长州军的先遣部队开进京都，倒幕派声势一振。庆喜认为在京都作战不利，13日迟到关西重镇大坂，调集陆海军，准备反扑。在法国的授意下，德川庆喜在外交上也作了安排：向英法等国宣布遵守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企图使外国承认德川政权的正统性。同时他给朝廷写了建议书，以自己为“正”，诬倒幕派为“奸”，要求天皇“清君侧”。

   此时公议政体派也大肆活动。山内容堂为实现以德川庆喜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12日建议说，王政一新的方针已定，应该赶快解除戒严：建立议事制度；德川庆喜应官降一等，向政府捐献经费在公议政体派压力下，岩仓等被迫解除宫廷内的戒严，只管卫宫门。岩仓、大久保、西乡在公卿、诸侯中间日益孤立。15日，在山内的活动下，制订了议事规则，规定议定会议从全体会议中独立出来，“参与”的任免由议定会议独断。这样就取消了岩仓、大久保的的发言权，而确立公议政体派占压倒优势的议定会议的统治权。在这天的会议上，岩仓强硬主张朝廷直接命令德川庆喜辞官(辞去内大臣的职务)纳地(将幕府领地还给朝廷)。结束尾张、越前两藩主的斡旋。山内容堂等猛烈反对，岩仓被迫屈服。23至24日，朝廷召开会议，讨论辞官纳地问题。决定将“辞官”的“官”改称“前内大臣”；”纳地”改为“政务费用”，经调查领地之后，“凭天下公论确定”。[注19]28日德川庆喜向朝廷提出了承诺书。这里所说的“凭天下公论确定”，不外是召开诸侯会议决定，并且允许德川进京任“议定”。这样，政变所取得的成果逐渐消失，公议政体派的反扑日益得逞。

   王政复古后，日本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面临两个前途：一是凭太政官三职公论来等待改革，一是突破改良运动界限实行革命。在此关键时刻，大久保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越过改良主义的藩篱，举起“辞官纳地”的革命旗帜，向封建主义宣战，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纪
元。

二、戊辰战争的开始

   武力倒幕派为彻底推翻幕府，西乡隆盛计划扰乱江户，迫使德川庆喜挑起战端。集结在江户三田萨摩藩邸的约5百名浪人，或30人或50人一伙，闯入富商宅院，夺取金银，散布谣言。消息传大坂，旧幕府官员和会津、桑名两藩藩士主张立刻与朝廷决战。公元1868年1月1日，德川庆喜制订“讨萨表”，2日，幕军与会津、桑名等藩兵从大坂向京都进攻。当晚，幕府军舰在兵库海面炮击萨藩轮船。这时，岩仓等仍动摇没有反击决心。大久保、西乡等指责朝廷一再失策，坚决要求下决心作战。1868年1月3日中午，朝廷指斥镕川为“朝敌”，决定讨伐。于是以萨长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和幕府军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接触，全面内战展开。4日朝廷以仁和寺宫为征讨大将军，下令迫讨旧幕府军，旧幕府军1万5千人被新政府军5千人击败，退向淀町(在京都伏见区)。经四昼夜战斗，旧幕府军溃逃大坂。接着大坂也被新政府军占领，德川庆喜与松平容保、松平定敬、老中板仓胜静等乘小船逃出大坂，然后再乘“开阳丸”军舰逃回江户。于是近畿以西各藩宣誓效忠新政府。新政府军胜利的原因在于群众痛恨德川幕府，支持政府军作战；政府军作战目的明确，士气旺盛；津、淀等藩为形势所迫，背离幕府转而群攻幕军。

  鸟羽、伏见的炮声一响，立刻摧垮了公议政体保守势力；倒幕派占了优势，取得领导地位。朝廷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20]这次暴力变革的胜利，打开了建立天皇制政权的道路；粉碎了公议政体派所主张的列侯会议(以天皇为首)掌握政权的方案；迫使近畿以西各藩投向萨长方面；促使三井等三都特权商人决定抛弃幕府，以财力支持新政府，继续追讨德川庆喜。

   1月7日，朝廷击退了公议政体派山内容堂等的最后挑战[注21]，公布讨伐令。剥夺德川庆喜及佐幕诸藩主、幕臣26人的官职，宣布将旧幕府领地列为朝廷领地。任命了山阴、东海、东山、北陆[注22]各道的镇抚总督，中国、四国追讨总督和九州镇抚总督。新政府为使天皇政权获得欧美各国的承认，1月15日派使者去神户，向各国公使面交国书。其内容：天皇亲裁内外政事；过去条约称大君[注23]，今后改称天皇；承认旧幕府和外国所订条约；对内批判幕府从来的过错，对外采取开国友好方针。各国承认新政府和旧幕府为对等的
交战团体，宣告战争中局外中立。但法国暗中文持幕府，英国商人则把大批武器卖给倒幕派。

三、德川幕府的灭亡

   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1月31日，朝廷宣布德川庆喜为大逆不道的贼臣，并发布讨伐令。2月3日，剥夺了庆喜的官职。6日，新政府改东海、东山、北陆三道镇抚总督为各道先锋总督兼镇抚使，9日由新任东征大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总参谋西乡隆盛等指挥东征。从中旬起东征军[注24]以萨、长、土等藩兵为主力的各道先锋军，相继从京都出发。新政府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财源，内战军费和政府开始依靠三井、鸿池、小野、岛田等大商业资本家的借款和发行政府纸币维持。3月12至13日，东海道和东山道的先锋军分别进抵江户郊区。北陆道先锋军也接近江户。东征大总督召开参谋会议，决定3月15日总攻江户，严处德川氏。新政府为争取反幕势力；1月12日下令“幕府领地今年租税减半”。东山道镇抚总督还发出布告：“年来苦于苛政或有冤者，应无所顾虑向本帅申诉。”此外，西乡隆盛坚决主张德川庆喜应切腹自尽。新政府这些表示，给予受幕府与各藩藩压迫的群众以希望，因此群众拥护新政府作战。

   但就在东征军进军期间，新政府就暴露出它敌视革命群众和人民武装的态度。相乐总三从新政府取得宣传年贡减半的命令后，于1月15日在近江组织了以农民为主力的“赤报队”，协助新政府军东征。新政府先是利用，后来随着赤报队影响的扩大，转而进行镇压。东山道总督府竟命令信州各藩逮捕赤报队成员。3月3日，相乐总三等领导人被东山道总督府诱捕处死。[注25]

   公元1868年3月，幕府领地隐歧岛3千多名农民、渔民爆发反抗松江藩的起义，驱逐“郡代”，成立会议所(自治议会)和总会所(政府),组织自卫军，没收寺院土地分给农民。起初新政府支持群众斗争，许隐歧岛自治。后得知松江藩效忠新政府，便把隐歧岛交松江藩处理，令其镇压起义群众。

   在幕府领地飞弹高山，公元1868年1月来此接管的竹泽宽三郎宣布当年年贡减半。但不久东山道镇抚总督府又责怪竹泽擅自允许年贡减半，把他罢职下狱。尽管新政府对待群众斗争的态度前后不一，出尔反尔，令人失望，但关东地区人民群众反对幕府的斗争仍接连不断。从2月至4月，上野、下野、武藏、信浓一带农民纷纷起义，反对幕府征兵课税，甚至捣毁代官衙门和米店。人民群众斗争直接支持了新政府的东征，使东征军节节取得胜利。

   2月4日德川庆喜从大坂逃回江户，主战派陆军小栗忠顺、海军根本武扬等要求重新振兴幕府，决一死战，但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看到关东地区民心背向的严重形势，认为如果继续和东征军作战，人民群众可能爆发巨变。因而劝说德川庆喜投降。新政府和对新政府有影响的英国，也怕人民起义破坏现存秩序，同意宽大处理。于是互相妥协，4月21B新政府军“无血入城”，接收江户，德川庆喜去水户“谨慎”(实为幽禁)，让田安龟之助(后改名为德川家达)继承德川家，仍给静冈土地70万石。至此，德川幕府。名实俱亡。

四、内战结束
   德川庆喜虽降，但内战还没有结束。首先是名为“彰义队”的反新政府武装、2千人，拥立轮王寺宫，(皇族住持)以上野宽永寺为据点，串通江户旧幕势力继续反抗新政府；5月15日在上野之战，彰义队被军防事务局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指挥的新政府军包围击溃。此后内战扩大到东北地方。5月，旧幕府势力以会津、庄内两藩为中心，组成“奥(陆奥)羽(出羽)、越(越后)列藩同盟”，联合对抗新政府。对此，新政府分兵征讨。在北越方面，5月新政府军进攻长冈藩。当时正值该藩西蒲原郡的农民掀起“改革社会”起义，削弱该藩反抗力量，新政府军遂于7月末攻下长冈城。在北越的新庄藩，5月末有几千农民高喊“不许进军，不许和官军作战”[注26]的口号，掀起暴动，粉碎了该藩参加“奥羽越列藩同盟”的计划，并迫使藩主归向新政府。7月末，新政府军攻占新泻，属于列藩同盟的北越诸藩相继向新政府投降。

   在陆奥方面，9月下旬新政府军依靠农民支持，攻下会津的若松城，结束了本州的内战。12月末，欧美各国取消关于局外中立的声明，承认新政府是合法政府。此后战场转到北海道。

   旧幕府海军副总裁(木夏)本武扬(公元1835年-公元1908年)于江户投降后，率舰队帮助奥、羽、越诸藩反抗政府。会津投降后，又率舰(“开阳丸”等8艘)至北海道，占领函馆及其附近的要塞五棱廓，并与大鸟圭
介等的旧幕府军、法国人军事教官、原老中板仓胜静和小笠原长行，以及原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等汇合，统治了全岛。公元1868年12月15日，又建立虾夷岛政权。公元1869年2月，新政府的海陆军进攻函馆。(木夏)本武扬死守五棱廓及其附近的炮台，拒绝新政府的投降劝告。5月，函馆馆市民游击队协助新政府军进攻，(木夏)本武扬被迫投降。至此，历时一年半、史称戊辰战争(公元1868年为戊辰年)的内战，以旧幕府及其残余势力的彻底失败、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持续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最后完成了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在日本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准备了条件。对这场国内战争的积极意义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如果倒幕运动只停留在“王政复古”的变革上，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公议政体派势力；如果倒幕派不进行革命内战，就不可能击溃旧幕府及其残余势力；如果新政府不以武力打瑚日幕府政权，英法等国也不会承认新政府是日本唯一合法政府。只有通过这场革命内战才能把日本从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为日本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奠定基础；只有革命内战才能把日本从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中挽救出来，为日本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创造条件。

第三节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五条誓文》与屿《政体书》

   天皇政府在进军中就着手制订政治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以便在打倒德川幕府后进行改革。1868年3月14日，公布了《五条誓文》[注27]。《五条誓文》(施政纲领)原案称《议事体制大意》，是公元1868年正月参与由利公正起草的，后由参与福冈孝弟加以修改而成《会盟》。由利公正原案的第一条是“庶民遂志，务使人心不倦”。“庶民”指的应是普通老百姓。而《会盟》的第一条明确定为“兴列侯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列侯会议”指的是几个强藩诸侯联合专政，即成立“开明派”封建主的政权。最后，木户孝允又把《会盟》改为《五条条誓文》，把“兴列侯会议”改为“广兴会议”，并阐明这是日本将“进行未曾有的大变革”的“国是”。它以天皇率领公卿、诸侯及文武百官在紫良殿向“天神地祗”宣誓的形式发布。这就把明治政权的中央集权原则从法律上固定下来。

   《五条誓文》第一条是为了稳定大名、公卿，便于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二条是强调上下一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第三条是废除等级身份制度，使公卿与武家同心，庶民(以豪商豪农为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百姓)也“各遂其志”，各安其业；第四条是暗示放弃攘夷口号，要与外国交往；第五条是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以振兴国基。《五条誓文》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规定了日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总的说来，《五条誓文》的基本精神是积极的。

   但是，《五条誓文》还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成份。例如，发布誓文时，采取对神宣誓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形式，表示明治政府具有反民主的神权政治性格。[注28]誓文第一条里的”会议”与“公论”是指朝廷大臣和统治阶级，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权利。第四条后半句的“一秉天地之公道”，还是落脚于天意。在发布《五条誓文》的同一天，又发表窿了神圣的《宸翰》(御笔信)。文中说：“肤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指富士山一作者)之安”。[注29]由此可见，明治政府早就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基本本国策。在同一天发布的《五道告示牌》(五榜)，一开头就强调中国式的封建伦理，规定“正五伦之道”和“不准结党聚众上诉”，坚持“严禁天主教”等。[注30]这些都暴露了明治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和变革的不彻底性。

   公元1868年闰4月27日公布了《政体书》。这是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和组织法令。它根据《五条誓文》原则，参考了《令义解》、《西洋事情》(福泽渝吉著)等。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二途之患”[注31]，以谋求政令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之下，设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权)，即(1)议政官掌管立法权，立法机关分为上下两局；上局由议定、参与以及由各藩选出的征士任议员组成；下局由称为办事的行政官兼任议长和由各藩选出的贡士组成。贡士经过贡士会议把各藩的意见反映到中央。上局的职责是确定政体，制定法律，决定机密政务，栓衡三等官以上官吏，严明赏罚，制定条约，宣布和战。下局的职责是承上局之命，讨论租税、货币、新约、宣战i讲和等重要问题，实际上是上局的咨询机关。(2)行政官掌管行政权。行政官有由“议定”允任的辅相两人“辅佐天皇”，统辖行政、神抵、会计、军务、外国、民部等六官(省、知)。(3)刑法官掌管检察、裁判、警察等司法权，由此完备了天皇专政的体制。但议政、行政、刑法三机关的长官不能互相兼任，在形式上采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

   在地方上，在政府直辖领地设置府(京都、大胶、江户)或县，各藩与府、县并列，称为府藩县三治制。

   这样，新政权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开始就绪。尽管这些措施还不完备，三权分立的方针很难模仿于日本，官吏公选也只是在三等官以上的高级官僚内部实行一次。但总的来看，明治政权代替了幕府和列藩专制领主的统治，体现君主和官僚构成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原则，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一年(公元1868年)的7月17日江户改称东京，9月8日改元明治[注32]，并规定一世一元制[注33]，公元1869年3月定东京为首都。

二、“版籍奉还”

   内战使各藩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分裂为相互对抗的勤王、佐幕两派，藩主与藩士的主从关系进一步瓦解。财政上因军费开支无法维持，使占藩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小藩濒临破产。军事上戊辰战争后，各藩都因内战而拥有巨大兵力，藩权向下级武士转移，过去的藩主及家老(重臣)对藩政已不能控制。这些都加速了藩的解体，有利于新政府统一全国。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4月12日，维新政府就指示各藩，废除不合时势的事宜，一新风气，登用人才，改革藩政同年10月，东北地区内战结束后，明治政府制定了“藩治职制”，将藩政和藩主家政分开，废止门阀世袭的家老制度；在藩主下新设执政、参政、公议人等职，从藩的下级武士中选拔同中央有联系的人担任。执政遵奉朝命，辅佐藩主；公议人代表藩的主张，任公议所的议事员。这项措施划一了藩制，采用议事制，加强了明治政府对各藩的控制。

   然而，各藩仍由藩主统治，地方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封建领主制还没有废除。这时农民为反对各藩强征劳役、领主加重剥削，以及新政府取消“年贡减半”的诺言，不断爆发起义。公元1868年发生79起，公元1869年发生110起；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起义最烈。公元1868年10月至11月会津起义，除提出由农民选举村吏，实行农村自治，烧毁丈量田亩、年贡、典押土地等清册和字据外，并否认旧领主和地主的土地所有，保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注34]农民起义震撼了旧领主制的基础，也打击了新政府的统治。

   木户、大久保等为废除封建割据和收揽人心，积极开展统一国家的活动。他们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版籍奉还”。“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版籍奉还就是诸侯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木户孝允主张：“一变7百年来之积弊，使3百诸侯均牵还其土地人民，否则一新之名不知何在。”[注35]萨、长：土、肥四藩主在参与久保、木户、板垣、大隅的分别说服下，公元1869年1月20联名上表朝廷，请求奉还版籍。随后，其余2百余藩陆续提出申请。公元1869年6月17日，明治政府批准收回各藩的版籍。任命旧藩主为藩知事，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进而废除大名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废除藩主与家臣的主从关系，把藩士改称“士族”和“卒”，执政改称大参事。

   版籍奉还是以和平方式对领主制的全面废除。它是在以戊辰战争胜利为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戊辰战争的胜利，藩主不可能自动奉还版籍。版籍奉还结束了数百年来封建割据的局面，为建立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废藩置县”

   版籍奉还后，明治政府为了划一藩政，加强监督，着手改革各藩藩政。公元1870年9月公布了藩政改革纲要即《藩制》。其内容：一、精简各藩的行政机构，选拔人才，淘汰冗员；二、取消封建武士的“知行地”(采邑)；三、改革禄制，把藩米产量的十分之一作为知事的家禄，其余按比额依次充当军事费、行政费、士卒俸禄等；四、藩知事的家计和藩的财政分开；五、限制藩的自主权、实行禄制改革。这种改革使士族不满，以致激成暴动。公元1870年11月至次年4月长州发生了反对新政府的暴动，政府动员四国、九州42藩的兵力镇压了暴动动。当时一些小藩由于财政穷困和农民、市民的暴动，难以维持藩政，主动向政府申请废藩。首先是古井、狭山两藩申请废藩(公元1869年)，接着盛冈、长冈两藩请废(公元1870年)，后来多度津、丸龟、龙冈、大沟、津和野等藩请废(公元1871年)。于是岩仓、大久保、木户等决定采取统一国家的第二个步骤，即“废藩置县”。

   在废藩置县前，围绕政府体制问题，明治政府的首脑之间发生了分歧。西乡隆盛带领大军进京的目的是想通过废藩置县改族政府，建立代表士族利益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木户、大久保请西乡隆盛出马，则是为了把鹿儿岛的军队改编成忠于政府的常备军，以便废藩置县。两者明显分歧。1871年6月25日，西乡独断地决定改组政府，除他本人和木户两人留任参议外，其他参议一律降级为各省的卿。与此相反，7月14日木户以集结四藩力量废藩置县为名，下令恢复了大限的参议职，并新任板垣为参议，井上馨升为民部大辅(后改为大藏大辅)，又改组了政府。尽管两派对立，但在废藩置县上还是意见一致的。7月14日，木户孝允等以天皇名义，把在京的76个藩知事召至宫中，宣读废藩置县的铝书，强调：“值此更新之际，如欲内以保安亿兆，外以与各国对峙，宜使名实相符；政令归一”；“故今更废藩为县，务除冗就简，去有名无实之弊，无政令多歧之忧。”[注36]果断地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

   全国废除260余藩，划为1使3府302县(同年11月合并为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免去藩知事的官职，由中央政府任命府知事和县令。并命令藩知事离原有领地迁至东京居住即所谓“定居荤下”。府县之下设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大区设区长，小区设户长、副户长，废除过去的庄屋(名主)等名称。区成了中央政府统治下的行政单位。1872年编制了户籍。政府对旧藩主给予“华族”特权身份的称号，发给旧藩主和藩士以家禄，承担了各藩的内外债7，813万余日元，并接收各藩的纸币2，493万余日元。1873年发行《新旧公债证书条例》，将旧藩债务全部变成政府的公债。这也是明治维新后以赎买手段废除封建制度的一中政策。废藩置县的成功，标志推翻封建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基础。

四、天皇亲兵的建立

   废藩置县是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大措施，明治政府估计可能会遇到大藩的抵制或反抗，有必要建立能够足以镇压的武装。这只能依靠萨、长、土三藩协助解决。公元1870年12月，明治天皇以岩仓具视为御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为副御使，派往长州、萨摩，向两藩知事传达务必进京协助朝政的圣旨。不满新政府政策的岛津久光称病拒不进京，只答应西乡参加政府工作。西乡提出《25条改革建议书》以后，又向岩仓提出《时务建议书》、《劝农建议书》，主张以武士组成军队，保障武士俸禄，提倡忠孝信义。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公元1838年-公元1922年)就萨、长、土三藩提供骑兵为天皇亲兵的问题与西乡等取得了一致意见。公元1871年2月发布建立天皇亲兵(近卫部队)的法令。公元1871年4至6月，三藩的步、骑、炮兵1万人，先后入京作为天皇的亲兵，归兵部省管辖。同时命令解散旧藩兵，武器、城廓等一切归兵部省管理。这就巩固了东京，加强了政府的权威。


--------------------------------------------------------------------------------

[1]《大坂市史》第2卷，转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85页，岩波书店，1974。

[2]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228页，光文社，1971。

[3]青木虹二：《百族一揆总合年表》第297-308页，405一408页，三一书房，1971。

[4]小西四郎：《明治维新》第113页，《新日本史大系》第6卷，朝仓书店，1955。

[5]三条实美(公元1837年-公元1892年)：公卿，1862年站在尊王镶夷运动前面。1863年8月18日政变后，亡命长州藩。“王政复古”时归京，历任议定、副总裁、议定兼辅相、右大臣、太政大臣等要职。

[6]船中八策：一、孝还大政，二、设上下议政局，决万机于会议，三、改革官制，四、刷新外交，五、制定法典，六、扩张海军，七、设置亲兵，八、改革币制。

[7]、[8]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概观维新史》第705页，明治书院，1940。

[9]、[10]、[11]《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历史策》第8-9页，日本评论社，1928。

[12]三职：总裁由皇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议定由亲王2人、公卿3人，大名5人担任，参与由公卿5人和尾张、越前、安艺、土佐、萨摩五藩各选9名藩士担任。1868年正月17日制定为三职分科之制和征士、贡士之例。中央官厅设神祗、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等事务科．征士由各藩士及农工商中提拔，任下议事所议员。贡士由各藩藩主选拨，代表各藩发表意见，任下议事所议员。2月3日又改为三职八局制、即总裁局、神抵事务、内国事务、外国寥务、军防事务、刑法柬务和制度事务局。

[13]小御所：京都宫内一殿堂。江户时代皇室同幕府京都所司代(总监)会见处。

[14]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概观维新史)第758页。

[15]井上清：《明治维新》(《日本历史》第20卷)第16页，日本公论社，1966。

[16]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概观维新史》第759页。

[17]向上书第761页。

[18]二条城：在京都市内西部，德川家康所建将军行辕。

[19]文部省维新史料编露委员会：《概观维新史》第777页，明治书院，1940。

[20]3日晚，萨长军在鸟羽、伏见得胜时，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尾张藩主樱川庆胜、越前藩主松平庆永等公议政体派人物在形势逼迫下，向朝廷请辞议定职。朝廷虽未批准，但他们在政治上已无作用。长州倒幕泥木户孝允等被任命为参与，成为新政府实际
上的领导核心。

[21]朝廷下令电讨德川庆喜时，山内容堂制造“幕府和萨长之间是私斗、庆喜不是贼臣”等论调对抗新政府，妄图破坏讨伐战争。岩仓当即痛斥，山内被迫上书勤王。

[22]山阴道指京都、兵库、乌取、岛根、山口，东海道指静肉、爱知、歧阜、三重；东山道指滋贺、歧阜、长野、群马、(木历)木、山形、秋田、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北陆道指石川、富山、新记。

[23]大君是江户时代将军对外国的称号。

[24)东征军以萨长讨幕军为主力，加上参加新政府的各藩兵，共约5万人。

[25]依田熹家：《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与革命形势》第297-339页，八木书店，1970。

[26]《岩彼讲座日本历史》第14册第289-290页，岩波书店，1956。

[27]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28]参见吴廷理：《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第56页。

[29]《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第33-34页，日本评论社，1928。

[30]五榜的内容是：第一榜，1．正五伦之道，2．怜悯孤寡及病残者，3，禁杀人、放火及盗窃财物。第二榜，不得结党聚众上诉或相率离开乡里。 第三榜，继续严禁基督邪教。第四榜，禁止杀戮外国入或施加暴行．第五榜，禁止逃走流浪。

[31]《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第44页。

[32]明治的年号系取自中国“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说卦篇》)一句。

[33]一朝一个年号。

[34]庄司亩之助：《改革社会起义之研究》第118-124页，校仓书房，1970。

[35]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第55页，台川弘文馆，1965。

[36]同上书第57-58页。

RINGO

第十六章 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第一节 政治改革

一、官职改革

   废藩置县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创创副1871年7月末，政府又进行了官制改革，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今8月，废除神祗官，改为太政官下面的一个省。次年又把专管神道的神抵省扩大为包括神，佛教等的教部省，重新确定宗教政策。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右院。正院是决定的执行政策的机构，由太政大臣、纳言(后来改称左、右大臣)、参议组成，下设行政八省。左院是立法机关。其职能是创建、修改、考订各项制度条例，由议长、议员组成，实质上是正院的咨询机构。右院是各省长官、次官的联络协商机构，是后来内阁的先驱。公元1875年左、右院撤销。作为左院的后身成立了元老院。这次官制改革后，在形式上作为各省长官保留下来的公卿和诸侯，全部离职。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外，政府的要职都由萨、长、土、肥等藩出身的藩士担任。1873年5月2日进行了太政官制改革，开始在太政官中设内阁。参议作为内阁的议官，主持商议机密政务，同时兼任省卿，加强了掌管领导行政机构的体制。[注1]

明治初期的中央宫制
(1868．6．11--1885．12．22)

明治1年(1868)6月11日一1869年7月8日

立法：议政官 上局

下局
公议所
(1868年12月5日，设)
集议所
(1878年7月8日，设)


行政：省（部）
行政官
神祗官
会计官
军务官
外国官
民部官

司法：（检察院）一刑法官

二、法制改革

   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实现其专制统治，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资产阶级法律制度，以适应近代化的需要。但在这方面明治政府毫无基础，必须从头做起。

   关于法制改革的重要性，江藤新平看得很清楚。他说：“(与万国)并立之根本在于富强，富强之根本在于正国民之地位……严婚姻、出生、死亡之法，定继承、赠送、遗产之法，严动产及不动产之借贷、买卖、共有之法，定私有、代有、共有之法，而听讼始得敏正。加之国法精详，刑法公正，断狱始得清明。此之谓正国民之地位也。于是民心安宁，财用流通，国民乃深信政府，乃保全其权利，以至各立久远之目的，图宏大之事业。”[注2]

   明治政府将法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交给江藤新平，从1870年起，他开始编纂日本的民法典，企图藉次确立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制。他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主义对亚洲后进国家近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所以首先让人翻译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并以此为蓝本编纂民法典。1871年编成《民法决议》80条，1872年又编成《皇国民法暂行规则》1185条(1873年改成88条的《民法暂行规则》)。但这些法典是试编性质，没有实施。他还让人翻译法兰西刑法典，进一步编纂日本的刑法典。

   1872年江藤担任司法卿(部长)实施行政和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集中于太政官的刑部省。政府批准了江藤起草的《司法职务定制》，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并规定了最高法院--司法省法院的长官由司法卿兼任，把司法行政和司法裁判集中在司法卿手中，以保障藩政权无法侵犯中央政府的权力。

   1872年政府出版《宪法类编》。此书将1867年10月至1872年12月的公文案件按国法、民法两纲分类汇编而成，以供法官办案参考。

   早在1871年，政府还公布了户籍法，详细登记应保护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统一国家的国民。户籍法规定，各地因地制宜划分“区”，每区设正副户长(相当于过去的村吏)四五个镇或七八个村为一区，一府一郡可分为数百或数十区；区分大区、小区，小区可达数十个，大区仅一二个；每区设区长、副区长。户长和区长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并贯彻中央政府的法令，如贯彻通告、整顿户籍、征收祖税、设立小学、调查征兵等。户籍法建立了新的行政区，打破了村落共同体的范围，使政府能一户一户甚至一个一个地控制人民，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废除封建等级身分制度

   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立即着手改革等级身分制度。废除大名(诸侯)和公卿(宫廷贵族)的称号，改称“华族”，其地位次于皇族，幕府直属的家臣、各藩的藩士及一般武士改称“士族”，宫廷内的下层也划入“士族”。农民、工人、商人和僧侣、神官都称“平民”。许可平民称姓和骑马，并有选择职业、迁徒的自由；许可武士脱刀，废除“格杀勿论”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许可不做官的华族、士族经营工农商业；库除“秽多”、“非人”的称呼[注3]，改称平民，取消贱民制。政府称此为“四民平等”。但这种改革还很不彻底。第一，士族的封建特权仍未完全废除，国家仍支给家禄；而且对“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中的有功人员，还给以优厚的“赏典禄”。这些家禄、赏典禄的总额约占国库岁出的三分之一，是废藩置县后国家财政上的一大沉重负担。第二，保留了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的身份等级和皇族、华族的特权。第三，废除贱民制度实际近于一纸空文，贱民在职业、居住、生活、婚姻等方面一直受到歧视。

四、废除封建武士俸禄制度

   明治维新以后，仍然保持着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俸禄制度。它成武士阶级所保留的重要经济特权，不废除这种俸禄制就不能彻底消灭武士阶级。当时这种武士阶级人数众多，据统计，士族的户主为425，872人，家属1，515，414人，合计1，941，286人(截止1872年1月29日)。明治政府发给他们世袭及终身的俸禄
和赏典禄，其数目相当于岁入的三分之一(以1871年为例)。这对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确实沉重。但由于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上的彻底，不能采取无偿剥夺的革命方式，只能通过赎买的方法。明治政府采取了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削减俸禄。公元69年6月规定藩主以领内贡租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家禄。同年12月实行“禄米制”，制定一切俸禄以库存米支付，使俸禄脱离领地贡租，改变了封建俸禄的性质。1870年12月规定，凡愿务农经商的士族，政府发给相当于俸禄五分一的赏金，鼓励就业。

   第二，奉献俸禄。1872年12月令家禄、赏典禄不满百石的人献出俸禄。次年又令百石以上的人献俸禄。凡献俸禄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世袭禄给六年份，终身禄给四年份)，一半给现金，一半给公债。

   第三，将俸禄米改为货币。1875年9月规定，按1872年至1874年的三年平均米价，以现金支付俸禄。

   第四，发行货币俸禄公债。1876年8月命令所有领取俸禄的人一律献出俸禄，政府一次性发给公债券(称为“金禄公债”)作为代价。从发行公债后第六年起以抽签方式30年内偿还。当时公债的武士有31万余人，公债总额为1．73亿日元，每年支付1．7万余日元。

   金禄公债发行之后，少数华族每年可得巨额利息，而大多数士族所得极微，难以维持生活。据1884年的调查，约80％(1亿日元以上)的金禄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而落入商人高利贷者手中，转化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士族的就业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政府实行“士族授产”政策即奖励开垦、贷给授业资金，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者，但所得甚微收效不大。俸禄制度改革后，武士中除一小部分人成为中央、地方的官吏、公立学校教职员、军人、警察外，大多数中下级士族都成为小生产者、工资劳动者、佃户和人力车夫，有的甚至妻子沦为艺妓。相反，华族与少数上级士族则把他们所得的高额公债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家，或者用公债购买土地成为寄生地主。

第二节 军事改革

  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早就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渴望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最初主张建立常备军的是曾经指导长州改革即的兰学军事家大村益次郎。他根据长州藩的经验，主张“不依靠藩兵而靠农兵--国民征兵来建立中央武力。”[注5]木户孝允也持有同样意见。但岩仓、大久保等人害怕群众当兵会造成反抗政府的危险，对此表示反对，而主张“应该同藩的势力进行妥协并加以利用。”以西乡为首的士族代表们更反对义务兵役制，认为农民不是正规军的可靠基础，只有武士才是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其目的是想维持武士军职的世袭地位。这样，大村的主张一时没有实现。公元1869年9月他遭到反对派士族的袭击，在兵部大辅任内死去。公元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洲研究兵制回国，继承大村遗志进行兵制改革，首先投入建立“亲兵”的工作。同时为总辖军务而建立统一的兵制，于公元1871年4月23日设置东山道、西海道两个镇台。[注6]8月20日又设东京、大坂、东北(石卷、暂设仙台)及镇西(小仓，暂设熊本)四个镇台。四镇台拥有士兵7900多名，加上亲兵14200多名。精选旧藩常备兵改编为中央直属的军队，分驻各镇台及其所属的外地兵营。但这些士族兵因循封建身份制，组织训练各异，难于统制，不可能依靠他们建立强大的近代军队。

  公元1871年9月政府改组兵部省，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中又设掌管军令的陆军参谋局(后来的参谋本部)1871年12月，山县向正院提出《军备意见书》，主张实行以欧洲兵制为楷模的征兵制，并为防备帝俄南进，强调扩充陆海军。[注7]1872年2月，兵部省分为陆、海军两省，山县有朋任陆军大辅，胜海舟任海军大辅。1872年11月发布《全国征兵之诏书》和《太政官告喻》，强调兵制要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宣告“佩双刀，称武士、抗颜坐食，甚至杀人而官亦不问其罪”的封建兵制已经结束。[注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治政府废旧立新的要求。1873年1月，撤销四镇台，设东京、仙台、名古屋、大胶、广岛、熊本六个镇台，确定了征募区；1878年1月10日发布征兵令，强征全国人民服兵役，建立近贷资产阶级国家的常备军。征兵制把陆军分为常备(服役三年)后备(第一、第二后备各两年)、国民三军，士兵分为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五个兵种。

   公元1873年4月，东京镇台管下的应征青年入伍，接着，征兵逐渐扩大到全国。1873年刚实行征兵制时，官兵平时定为31680人，战时定为46350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千分之一，远低于同英、法、意等国兵力所占的比例。海军刚建立时拥有军舰17艘，排水量1，3万千余吨。但随着扩军政策的实施，兵员和军备都迅速
至189年前后，陆军已拥有7个师团5万3千人，海军拥有军舰25艘，鱼雷艇10艘，总计5万余吨。

二、军事学校与武官制的建立

   在整顿军制方面，木户孝允认为“普鲁士之军事最为出色”，主张学习德国的军事经验。为培养军官，设陆军兵学察，公元1874年改称陆军士官学校。同时设海军兵学寮，公元1876年改称海军兵学校。为陪养高级军事人才，公元1883年设陆军大学校，公元1888年设海军大学校，聘请德国的麦克尔(K.W.J.Mekel)少校为军事顾问。

   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军队，对摧毁诸侯割据的主要工具--封建武士团和保障日本的独立发展，是-个有力的步骤。实行征兵制后，军部在政府中逐渐占优势地位。1874年陆军省的官制规定：“陆军卿由将宫中任命”，确定了以后武官制陆军大臣的基础。这时军政及军队的统帅权仍属太政官，但1878年12月设立了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掌管军队的军令和统帅权，政府无权过问，相反参谋本部决定的部分军令事项可交陆军卿执行。这就为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干涉政府开辟了道路。

三、警察制度的建立

   在发布征兵令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1868年以藩兵为基础，建立了东京市政警察，称“府兵”。1871年全国“府兵”改为“逻卒”这是日本近代警察的开始。萨摩藩出身的川路利良为逻卒总长。

   1872年，在司法省设置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事务。为研究警察制度，川路利良被派赴欧洲考察，1873年9月回国。川路认为加强帝政，必先加强警察；警察是预防国家发生疾病的一种手段。他强调“一国乃一家，政府乃父母，人民乃子女，警察乃其保姆”，因此他建议建立新的警察制度，加强警察统治；希望日本成为“警察国家”。1874年1月司法省警保寮划归内务省，由内务卿统一指挥；同时建立了东京警视厅和分布全国各府县的警察网。1873年颁布了统一的监狱制度，1887年12月颁布《保安条例》，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第三节 财政经济改革

一、土地改革

   废藩置县后的1871年9月，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大藏大辅井上馨建议正院，废除旧法，允许买卖土地，然后再设新法，按照地价征收地租。同年12月，太政官发布废除“武家地”和“町地”的告示1872年1月，大藏省颁布东京府地契(地券)发行章程，2月，解除《永远禁止土地买卖令》。四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否定了过去的领主权。使自耕农从土地封建束缚下解放，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经过全国土地丈量、划价，1880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这是一种确认土地私有权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比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进步。

   第一，土地改革废除了土地所有的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1874年为4129800町步，1890年为5029886町步，16年间增加了22％。稻米产量也迅速增长，1878年是23276200石，1880年是28727729石，1890年是43037809石[注10]，12年间几增1倍，基本上满足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第二，土地可自由买卖，成为商品和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还可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安排生产，由此提高生产积极性。

   第三，农民人身自由与地主没有依附关系，不受超经济盘剥，只须交纳地税，有利于活跃商品货币经济，新兴地主(或寄生地主)还可利用剥创佃农的剩余价值，投资于工业和金融，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第四，近代土地所有制及高额地税，为国家推行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如1883年职工数为91716人，1884年为 110132人，1885年为138227人，1888年为214579人。职工人数如此迅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农民能自由离开土地，不断为资本主义提供劳动力。

   然而，土地改革还存在消极的方面。首先，新兴地主(寄生地主)和富农几乎都是由过去村吏和商人、高利贷者演变而来，封建家长制关系根深。表现在地主对农民既进行资本主义剥削，也保留着封建剥削方式。地主一般不愿经营资本主义农业，自己住在大城市里，宁肯出租土地，坐收租米，也不肯改进农业，以至定型为寄生地主阶级。最后，土地改革后耕地极端分散，处于零星的佃耕状态始终末达到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阶段。

二、地税改革

   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依靠征收地税，建立了财政基础。但随着支出的不断增大及推行“殖产兴业”策的需要，如继续按旧幕藩制度征收地税，便无法满足形势的发展，加之因要求减免租税而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地税，建立有稳定收入的租税体制。

   早在1870年6月，集议院副议长神田孝平即提出《田租改革建议》，批判贡纳制的旧税法，主张土地买卖；申报买卖地价，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1872年5月，神奈川县令陆奥宗光也提出了“田租改正建议”，提倡收益地价方式。神田的地契方式和陆奥的收益地价方式，形成了以后地税改革的基础。

   1872年8月，在大藏省租税宏内建立了地租改正局，陆奥宗光与松方正义分别任租税头(主任)和租税权头(副主任)，进行地税改革。1873年4至7月，大藏省召开全国地方官会议，讨论地税改革。同年7月28日，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其要点是：一、旧地租(年贡)以土地收获量为标难征收，新地税则按地价征收，每经五年，按平均米价更改地价；二，、旧地租的征收率从收获量30％至50％不等。新地税则按地价3％征收，镇、村征收不超过地税三分之一的地方税，欠丰无减增；三，过去水田交米，旱田交实物或现金，新地税一律按地价缴纳现金；四，纳税者过去是土地耕种者，现在改为土地所有者。旧年贡根据每村总产量而定，村内拖欠者的年贡也要由五人组成全村负责交纳；而新地税规定，本人无法交纳，别人不连坐。地税改革从1873午底开始，到1881年基本完成。

   地税改革对明治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地税改革后政府每年在全国征收统一稳定的货币地税，解决了过去存在的收入是实物，支出是货币的矛盾，建立了正常的预算制度，确立了明治政府的财政经济基础。当时日本工商业还不发达，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征收物品税。海关税也因不乎等条约的压制为数很少。明治政府为实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所需资金只能求诸农村，即征收地税。以1875年为例，地税收入5034万余日元，占国税收总额5072万余日元的88％。表明地税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征课地税之重。统一按地价3％征收的货租，平均占农民收获量的34％。这意味着农民受沉重的剥削。

   第二，地税改革虽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国家也由此取得了大批土地。旧领主直辖的山林原野以及过去的“入会地”[注11]3，不能证明是个人所有的山林、原野等土地都收归国有。

   第三，地税改革使寄生地主制确立起来。地税改革承认新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但没有承认佃农的权利。当时全国耕地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佃租土地，佃农必须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实物地租。改革地税后，佃农得把收入的68％交给地主，而自己只得到32%。(其中包括15％的种子、肥料费，佃农净得只有17％。)地主剥削所得米量比佃农所得多一倍。地主将其中一半以货币形式交纳地税和地方税，其余34％归自己。可以说地税改革的实行，给地主增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明治时代的米价一般每年都有所上涨；地主向国家缴纳的地税却是定额货币。这样，地主需要卖出掠自佃农的实物地租(米)的比例越来越小，所得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对寄生地主制的扩展，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出现了象新泻县的伊藤家、市岛家，酒田的本间家，岛根的田部家等巨大地主[注12]。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了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佃农向地主
缴纳的实物佃租成为地税的源泉。为此，政府用国家权力保护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决不允许佃农拖欠佃租．过去幕藩领主不满地主的中间剥削，而现在地主却受到国家的保护。以改革地税为中心的土地改革，给予寄生地主阶级以最大的利益。从此寄生地主阶级成为新政府依赖的另一个社会支柱，日本农业也走上了一条类似普鲁士近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第四，地税改革规定用现金缴纳地税，因此不仅把正在经营商业农业的富裕农民，而且也把贫困的农民投入货币经济之中，强迫他们在困境中出售农产品，甚至最后丧失土地，沦为佃农。佃农在农村只靠农业无法生活，于是有的在农村资本主义家庭手工工场劳动，有的流入城市，到工厂劳动，形成雇佣劳动者，成为近代工人的来源。

三、发行纸币与金融机构的建立

    政变后成立的维新政府，没有触动各藩的经济，所以明治初年政府财政基础十分薄弱。就米的产量论，废藩置县前，全国米总产量为3千万石，而明治政府统治所及领地的米产量仅730万石。这样，财政经济上只有依靠大坂、江户、京都的大商业资本。1868年正月，明治政府以年贡作抵押，向三井等大商人借到“会计基金”300万两，同时发行政府纸币。1868年5月至1869年5月发行称为“太政官札”的政府纸币(不兑换纸币)4800万两。1869年9月至1870年10月又发行民部省纸币750万两。为筹措激增的行政费用，1871年10月至1872年2月，利用三井组的信用，由三井发行大藏省兑换证券680万日元272年1月发行开拓使兑换证券250万日元。当时政府本身还没有建立金融机构，只有利用幕末建立了信用的大商业资本三井组、小野组及岛田组管理公金的收支和汇兑。这些在1868年即被政府任命为汇兑员的大商业资本家，可以自由地无息利用公款为自己营利。也就是从这时起，三井等大商业资产阶级和政府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明治政府为加速经济发展，在成立初就废除了限制自由往来的封建关卡和限制工商业者自由活动并拥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商业同业公会。为统一币制，掌握全国商品流通，管理对外贸易和对抗外国资本，1869年2月组织三井、小野、岛田、鸿池等大商业资本建立通商司[注13]。在它管理下，于东京、大坂、京都、横浜、神户、新泻、大津、敦贺设有掌握全国金融和商品流通的半官半民汇兑公司和通商公司。政府企图依此把三井等封建特权商人转变为近代资本家。

   在确立近代币制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于1871年5月制订了新货(币)条例，过去的一两改为一圆，并确立金本位制。此后政府为建立近代银行，清理汇兑公司债务，整顿政府纸币，并于1872年11月15日公布了《国立银行条例》。从1873年7月到12月，先后建立由三井、小野出资的东京(第一)、由横滨汇兑公司转变而来的
横滨(第二)、由新泻大地主市岛出资的新泻(第四)、以鹿儿岛士族为中心的大坂(第五)四个国立银行(即与国际银行相对的国家银行或国民银行)，最初发行纸币，作振兴产业的基金。从此国立银行取代汇兑公司办理公款出纳和经理政府税收业务(三井组等继续营业)。后因纸币贬值，现金外流，银行营业不振，1876年8月政府
修改了条例，以金禄公债充国立银行资本，银行纸币不须兑现，直接替政府纸币。为此国立银行增多，到1879年共有国立银行153家，同年末便停设。1877年由华族出资建立的第十五国立银行，其资本占全部国立银行资本的40％以上。此外还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专门从事外汇业务。1876年三井银行建立，这一特权豪商转化为近代资本家的同时，也成为新政府的经济支柱。

第四节 “殖产兴业”政策

一、资本的原始积累

   幕末和明治初期，日本的社会经济仍很落后，全国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仍占优势，工业生产远落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重工业几乎不存在。同时，签订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未摆脱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威胁。为争取民族独立，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明治政府在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殖产兴业”政策。

   所谓“殖产兴业”就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明治政府依赖国家政权的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其来源包括发行纸币和公债，征收土地税、消费税和地方税，以及发动侵略战争索取赔款等。马克思说，原始积累“利用国家的强力，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温床般地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它的过渡期。暴力是每一个孕育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14]日本就是如此利用国家权力从各方面积累资金，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

   如上所述，明治政府为殖产兴业和弥补戊辰战争军费，从1868年起发行大量纸币，成立了百余家国立银行，给工矿企业提供资金，促进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发展，推动资本的原始积累，解决工业化的大量资金问题。

   发行公债也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1869至1876年进行的封建俸禄制度改革，一面消灭武士阶级，一面为资本主义近代化积累资金。1876年领取货币公债券的武士有30余万人，其中获得高额公债的约500多人。他们用公债券开办银行、铁路、纺织厂等，但大多数士族持有的公债被卖掉，集中到高利贷者手中。
这样，一方面公债转化为资本，促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卖掉公债的下级士族进一步贫困化，为近代工业提供了劳动力。

   和封建俸禄制度改革一样，地税改革也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意义。在日本地主制度下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英国等先进国家不同，不是采取工农分离、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是国家以地税的形式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依靠征收庞大的地税来取得发展近代工业的资金。19世纪80年代，日本佃耕地的比重为35．9％，地主制完全确立。这就表明地税改革期间自耕农占大多数，由于政府加紧掠夺，使自耕农破产，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这种通过掠夺农民增加资本积累和为资本主义发展造就工人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此外，日本还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索取赔款来达到资本积累。甲午战争日本向清政府索取赔偿银2.3亿两(约合3.45亿日元),一举取得了发展近代工业的资本。

二、“殖产兴业”的机构和方针

   明治政府自1870年至1885年约15年为殖产兴业政策实施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日本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把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但当初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全凭实践取得经验，不断改革。这表现在主持“殖产兴业”的机构和方针几经改变上。

   公元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下设工学、劝工、矿山、铁路、土木建筑、灯塔、造船、电讯、制铁和制造等寮(相当于司局)。工部省是根据参议大隅重信发展生产是“国家第一紧急任务”的主张设立，是为了家强国营示范工厂的建设，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它标志着殖产兴业政策走上正轨，对扶植资本主义起很大作用。工部省总管工业建设，接管前属各省的大部分国营企业，经过改造，初步建立起机械化工企业。如赤羽工作分局利用旧佐贺藩机械设立及大坂炮兵工厂(利用幕营长崎制铁所等机械设立)等，制造出各种机械，成为国产机械的主要来源。又如深川工作分局和品川玻璃制造厂，制造出水泥、耐火砖玻璃等建筑材料和化工产品。工部省还兴办铁路、通讯和采矿事业。到1885年12月工部省撤销为止，其总支出额为4600余万日元，使用于建设和扩大国营企业的费用占2900余万日元。其中构成工部省企业中心的是铁路和矿山，铁路支出为1400万日元，矿山支出为800余万日元。[注15]凡工部省兴办的工矿交通事业一律是官办的重工业，且大部分具军事意义，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大限重信为代表的明治政府，对当时的形势和国家富强道路的认识是不足的。他们只想以发展近代大工业来实现日本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又以为军事侵略服务的重工业和兵器工业为急务，无视当时日本还十分贫穷，百业待兴；国家财力有限，只靠官办重工业不能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他们根本无视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的正途。

   1873年10月西乡隆盛等征韩派下台后，形成了以大久保、岩仓木户等人为中心的大久保政权。11月10日设置内务省，以大久保为长官。大久保在大藏卿大限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的协助下，以英德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政策。他主张产业立国，设立内务省的目的就在“整伤内治”、“厚殖民产”、“振励民业”。这种方针是针对当时日本经济形势提出的。当时日本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且处于不平等条约束缚下，西方列强的商品渗透日本，只有发展本国产品，振兴出口，才能免遭欺压。以大久保利通为领导的内务省创立，纠正了过去工部省偏重发展重工业的状况，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海运业等为主，确立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根本方针。

   除工部、内务两省外，1869年在北海道设置“开拓使”。它作为开发北海道的机构，积极推动北海道开发事业，如测量地形、调查矿产、开采煤矿、发展交通运输等。开拓使一直到1882年2月才撤消，其间经营了39个工厂，如札幌炼铁厂、机械厂、啤酒厂，函馆煤气厂，厚岸罐头厂，纹鳖制糖厂等。这些企业也是殖产兴业时期官办企业的组成部分，对北海道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大办国营企业

   明治维新开始，政府就接收幕藩军事工厂，通过引进西方技数设备，改造、建立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1868年至1885年是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期，也是在工部省领导下实行富国兵强策的时期。当时接收的幕营企业有关口制作所(东余炮兵工厂的前身)、横须贺制铁所(横须贺海军工厂的前身)、横滨制铁所(1879
年租给私人经营)。接收藩营的企业有水户藩的石川岛造船厂和萨摩藩的鹿儿岛造船所(两者都是海军兵工厂的前身)、萨摩藩的敷根火药制造所(后改称陆军火药制造所)、和歌山藩的弹药制造所(后为大坂炮兵分厂的附属厂)等。经过合并、改造、调整后，至1880年前后已经建成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坂炮兵工厂及其
附属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横须贺海军工厂及其附属厂。

   东京炮兵工厂是1868年在幕营关口制作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步枪。1880年制造出村田步枪，成为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大阪炮兵工厂是在幕营长崎制铁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火炮。1872年制造出法式山炮，次年制造出野炮，1882年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是在藩营石川岛造船所和鹿儿岛造船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和修理军舰和武器；1882年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是在幕营横须贺制铁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海军舰船，1880年建成日本自己设计、制造的军舰“盘城”号。

   工部省所辖的赤羽工作分局是一个制造各种机械的工厂，从机床到农产品加工工具，矿山、铁道等用的机器。又如横须贺海军工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矿山机器及纺纱厂的动力机。大坂炮兵工厂也制造各种机床。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设备，对日本近代工业起重大推动作用。

   明治政府还致力于发展交通运输及通讯事业。铁路在官办企业中居首位，其投资占官办企业投资总额近一半。1872年9月，东京、横滨间铁路通车，这是日本第一条铁路。1874年5月神户、大坂间，1877年2月大坂、京都间的铁路相继通车。同时发展电讯、邮政业。1869年东京、横滨间架设电线，这是日本第一条电讯线路。同年东京、横滨间电报开通。电报最初为政府专用，1878年民间也可利用。1871年改良“飞脚”(邮递信件货物)制，建立国营邮政制度。1871年1月东京、京都、大坂间通邮。

   工矿业方面，政府公布《矿山须知》(1872)和《日本矿法》(187年)，把幕藩的矿山收归国营。主要矿山有生野、佐渡金矿，阿仁、院内、足尾、小坂铜矿，釜石铁矿，三池、高岛煤矿等。在这些矿山里聘外国技师，引进机械设备，使用蒸汽动力。政府集中力量改良制铁技术；从英国买进机械，聘德国工程师；在釜石矿山设立制铁厂，1880年开始冶炼。

   为扩大生丝和丝织品等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大藏省管辖下设立了制丝、纺纱模范工厂。1872年聘法国技师，购置法国机器，在群马县富冈建成第一所模范制丝工厂，同时收买旧鹿儿岛棉纺厂和界棉纺厂。1876年创办新町丝纺厂。1878年从英国进口设备建立爱知和广岛两纺纱厂。同年在东京创办千住呢绒厂，生产毛绒呢绒(1888年改为军工厂)。

   制丝业方面，从意、法输入机房制丝技术，改良原有缎丝法。这种机制丝厂很快以长野县为中心普及。1873年有14家工厂，1877年有50家，逐年增加。

   农业方面，1872年创办了内藤新宿试验场。1877．年创办三田育种场、三田农具制作所、取香种畜场以及牧羊场，实行品种改良，试用外国农具。

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

   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已建成一大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国营企业，为今后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当时只顾移植近代资本主义产业，没有考虑到日本所处的半殖民地经济条件。结果国营企业不仅不能带动民办产业，且由于缺乏财力经验而连年亏损。于是1880年起，明治政府压缩财政支出，将国营企业带动动和示范的方针改为“处理”国营企业和直接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同年11月颁布处理国营企业条例，将大部分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一批大资本家，详见下表。

   明治政府处理的国营企业，价格极廉，都是长期无息分期付款，实等赠送。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只以9．1万日元一次付清转让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只以5．9万日元一次付清转让川崎。这些明治政府用人民血汗建立的国营企业就这样几等拱手给了政商即后来的财阀。

   明治政府以后还进一步扶植私营企业，特别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如用22万多日元购买2000纱锭棉纺机10台，以无息分十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建立前川、冈山等九所棉纺厂，又如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方式建立桑原(在大坂)、宫城、名古屋三所棉纺厂。政府还以多种形式贷款给民间企业和个人。据统计，自1873至1881年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对特权商人新兴财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企业。

处理国营企业一览表

类别 企业名称 处理年代 接受人
矿山 高岛煤矿 1874年 后藤象二郎，后转给三菱
油户煤矿 1884年 白势成熙  
小扳银矿 1884年 久原庄三郎  
院内银矿  1884年 古河市兵卫  
阿仁铜矿 1885年 古河市兵卫  
大葛金矿 1885年 阿部潜  
釜石铁矿 1883年 田中长兵卫  
三池煤矿  1888年 佐佐木氏，后转给三井
幌内煤矿 1889年 北海道煤矿铁道会社  
佐镀金矿 1896年 三菱
生野银矿 1896年 三菱
造船 兵库造船局 1886年 川崎
长崎造船所 1887年 三菱  
化学工业 深川水泥制造所 1884年 浅野
品川玻璃制造所 1885年 西村胜三
纤维工业 广岛纺织所 1882年 广岛县  
爱知纺织所  1886年 筱田氏  
新时纺织所  1887年 三井  
富冈制丝厂  1893年 三井  
农畜牧业 藤新宿试验场 1878年 一部委托给地方，后移交宫内省
下总种畜场 1882年 一部处理给民间，后移交宫内省
三团育种场  1887年 处理给民间  

(据井上光贞《日本史》第293页)

   1883年实业界巨头涩泽荣一组织25万日元的资金建立大坂纺织公司，其所属纺纱厂拥有1万多纱锭，采用蒸汽动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日本最早的近代化工厂。

   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政府决定实行保护民营海运的政策，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的13艘轮船进而无偿地交给三菱，并给与航路补助金。此外政府还购买了因营业不振而解散的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无偿地交给三菱。在国家大力扶植下，三菱轮船公司先后挫败了美国的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的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独家经营日本沿岸和日本至上海的航运业务。

五、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在殖产兴业中，明治政府非常注意引进外国专家和先进技术设备。明治初期聘用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其主体是政府机关。1872年大藏省聘用外籍专家19人，计兵部省9人，文部省24人，工部省153人，开拓使5人，共214人。1876年人数最多，计内务省32人，大藏省21人，陆军省27人，海军省55人，文部省67人，工部省221人，开拓使18人，共469人。1880年后渐减。聘专家最多的是工部省。[注16]政府对他们待遇很高，但对工作要求也很严，1870年2月制定的《外国聘用须知条项》规定：因“酒色放荡”、成绩不良的外国人必须解雇；因追求“私利”而兼任本业以外的职务待别是与走私贸易有关者必须处罚等。由于采取警亩和慎重态度多数外国专家在引进和掌握欧美先进生产技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日本也有人认识到，这种一切以欧美制度、技术、经验为转移的欧化主义，不仅耗资金巨大，也和日本的实情与需要有距离。明治政府为实现科技自立，决心培养自国人才。1871年4月，在工部省设立了工学察，建立了工学校(1877年改称工部大学校),专门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1877年4月文部省设立东京大学，有理、法、文、医四个学院。同时挑选优异人才出国留学。到1885年为止，这两所学校(东京大学指理学院工学科)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418名，再加上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可以接替在日本的外国专家，成为日本实现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科技力量。另外工部省及其他各省都设有修技校、传习所，进行初级技术的速成教育。同时主要的国营企业，如横须贺造船厂、长崎造船厂、石川岛造船所、东京炮兵工厂等，还在外国专家指导下进行职工的培训。

六、“殖产兴业”政策实施后的日本经济

   至1885年，殖产兴业政策基本实施完毕。当时国营工厂矿山有41个，它们分别属于大藏省、工部省、农商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北海道事业管理局。这些国营企业都是规模巨大，设备先进的炮兵工厂、造船厂、机器制造厂和矿山，它们代表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当时私营中小工厂有1981个，其中纺织工业占60．9％，窑业占12%，食品工业占9．3％，金属工业占8％，化学工业占4.6％，机械工业占1.9％，其他3.3％。[注17]这些工厂以手工业工场为主，农村手工业工场占60％以上，城市手工业工场不到40％。从拥有
职工人数来看，在这些工场中，拥有30人以下的占83.4％，所以绝大部分是小厂。只有棉纺、化工、造船方面有规模较大的近代机器生产工厂。[注18]

   然而，从日本工业发展的速度来看是惊人的。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1873)则为3.3%，美国(1861--1873)为5％，德国(1861--1873)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日本工业这种飞速发展，列宁曾加以肯定。他认为日本是一个“进步非常快的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注19]他又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几倍。[注20]

   实施殖产兴业政策之后，日本在短短15年(1870一1885)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为达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产业革命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第五节 “文明开化”政策

一、社会风习的变革

   明治初年传统的日本史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这本指日本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将日本建成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国家的时期：本节主要介绍日本社会文化的变革。

   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日本的社会文化开始出现新气象。首先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剪去武士发结(丁留)，改为剪发，解除佩刀。[注21]其次是改旧式礼服(直垂林)为和服或西服。[注22]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的多起来了，被贱视的猪牛肉、牛奶成为上品。1872年起京滨(东京--横滨)、坂神(大阪--神户)等铁路相继通车。1869京滨直达电报开通。1877年同地电话通话。

   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教育部)，文部大辅江藤新平确定全国设立学校。1872年9月5日，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新学制的基本原则为义务教育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各府县按学区设初高等小学，完成四年制初小教育被规定为国民的义务。授课时数一半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

   1872年在东京设立男女师范学校。1874年在大阪、宫城、爱知、广岛、长崎、新泻等城市也设立了师范学校。有些地方还设立讲习所、养成所等，以期迅速造就师资。但由于小学经费全由家长缴纳，引起了居民反对担负义务教育费用的斗争。[注23]于是明治参考美国的教育制度[注24]，1879年9月公布田中不二磨提出的《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地方可酌情设学校。关于就学义务，规定儿童在学龄期四年中，至少每月要有四个月，共16个月接受普通教育。由于幕府时代私塾等已经相当发达，所以近代义务教育实现比较迅速。

三、大学的设置

   明治政府于1871年4月着手建立大学。工部省设立“工学寮”，早在1869年8月政府接办幕府的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总称为大学校(兼管高等教育行政)。昌平学校讲授汉学(儒学)、“国学”，开成学校讲授“洋学”，医学校讲授西方医学。开成学校为南校，医学校为东校。1877年1月，工部省改工学寮为工部大学校。同年4月，并大学南校和东校建立东京大学，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院(即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

   明治政府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改革日本旧教育制度的作法，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诬蔑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拼命祟拜西洋”，以致“礼义廉耻扫地”。[注25]原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在1872年和1874年先后向天皇和政府提出质询，对日本社会的改革，特别对其中的教育改革进行攻击，并反对雇用外国的教师和技术人员。[注26]明治政府批驳了这些谬论，坚持教育改革。

三、留学生的派遣

   明治政府重视派遣留学生和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这对建设近代峨文明，确收到效果。1869年至1870年。派出留学生174名，1873年增至373人。经费25万日元，占文部省预算的18％。

   1875年又考选学行兼优的人才，由国家贷款留学。1882年改由公费派送留学。

   明治政府对外籍教师待遇优厚，其薪给竞占大学预算三分之一以上。东京大学建立时，教授39人中27名是外国人，此后逐年减少。

四、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

   “文明开化”的过程中，幕末成长起来的洋学者知识分子，是传播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首先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渝吉(1834-1901)。他曾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注27]福泽在其《西洋事情》一书中，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全面介绍。在其《劝学篇》(1872-1876)一书中，从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出发，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旧道德伦理观念，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凡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注28]主张“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为维护人民的自由和生存权，必须争取国家的独立发展。1875年福泽又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
义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为国家独立主张采用西洋文明，提倡研究学问，以及自主、自由独立的风气。他还主张以“实际学问”，反对儒家“远离实际”的学问，为此就需要开办学校。[注29]另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中村正直(1832-1891)，于1871年翻译出版《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著《自助论》)，1872年出版译著《自由之理》(即穆勒著《论自由》)，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政治学家加藤弘之(1836一1916)于1870年著《真政大意》，1874年著《国体新论》，提倡天赋人权学说，主张立宪政体。思想家西周(1829-1897)于1874年出版《致知启蒙》、《百一新论》，他是西方哲学的最初介绍者。

   福泽渝吉等洋学者，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主张教育和社会改革等，对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起了积极作用。1873年6月，他们还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

   1874年2月明六社正式成立，规定宗旨为“会同有志之士推进我国之教育”，“交换不同意见以广知明识”。当初的社员有森有礼、律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棘祥、箕作秋坪、福泽偷吉、西村茂树、杉亨二等12人。明六社成立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一个学术结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

   明六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著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

   明六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
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五、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明治政府从明治5至13年，发行了几十种关于评介文明开化的书籍剿。其中流传最广的有加藤枯一的《文明开化》(1873)和小川为治的《开化问答》(1874)。前者以神道主义为基调，讲解理发、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后者对维新初期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解答，宣传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

   在文明开化方针指导下，大批报纸、杂志出版了。1870年《横浜日新闻》，1872年《东京日日新闻》(政府的报纸)、《邮便报知新闻》、《日新真事志》，1874年《朝野新闻》、《读卖新闻》、庆应义塾的《民间杂志》，1879年《朝日新闻》(大坂)等先后发行。这些报刊大量介绍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报道时事消息；主张新闻自由，批评政府政策。报刊的发行宣传，也使人民的衣、食、住、风俗、习惯发生了变化。

   但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同时，又处处维护加强封建意识。1868年3月颁发实施复古神道的“神佛判然令”，支持神道教的废佛毁释运动，激起明治4、5年三河、信越两地农民暴动，从此政治便以神道为唯一宗教，作为教育国民的基础，使神道国教化。日本这一“国家神道”宗教，直至1945年战败才被废除。

   新政府还取消传统的上已(旧历3月3日)、端午(5月5日)、 七夕(7月7日)、重阳(9月9日)等节日，制定天长节(祝天皇生日)、纪元节(第一代天皇神武的即位日，战败时废止，后改为“建国纪念日”)、神武天皇祭、神尝祭(天皇献新谷于宗庙的节日)、新尝祭(天皇献新谷于天地并亲尝以祝丰收的节日)等崇拜天皇的节日制度。


--------------------------------------------------------------------------------

[1]岩井忠熊：《太政官制和天皇制》，《日本史研究》30周年纪念特集号，1976年12月第172期第79页。

[2]江藤新平：《辞司法卿表》，情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第2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秽多”(约28万人)、“非人”(约2、3万人)都屑于明治前的贱民，一直受歧视。

[4)赏典禄：指天皇政府赏赐给明治维新有功人员的俸禄。如萨摩藩主岛津氏父子子、长州藩主毛利氏父子各得10万石，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各得5000石，西乡隆盛得2000石，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各得1800石。

[5]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58。

[6)镇台是明治初年陆军的军团，东山道镇台本营设石卷，分营设福岛、盛冈；西海道镇台本营设小仓，分营设博多、日田。1888年撤销镇台，改为师团。

[7]大山锌：《山县有明意见书》第43--46页。

[8]大山锌：《山县有明意见书》第84--86页。

[9]小西四郎、远山茂树：《明治国家的权力与思想》第150页，吉川弘文馆，1979年。

[10]安·格拉德：《日本的土地与农民》第30、3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11]入会地：维新前村民共同采伐柴草的公地。

[12]巨大地主：例如新泻县中蒲原郡朴越村地主伊藤家，1868年时有土地20町4反，1873年为93町7反，地税改革后增至1千余町。

[13]通商司：明治初期日本政府的经济部门，作为外事机构(外国官)管辖的外贸事务官厅，设于通商港口，以后转属会计官，权限也扩大到国内商业、金融、海运、物价贸易关系等各方面，1871年撤消。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63。

[15]田中彰：《明治自家》，《体系日本历史》第5卷第157页，日本评论社；1975年。

[16]石螺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第164页，吉川弘文馆，1973。

[17]、[18]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29--1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58。

[20]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2页。

[21]1871年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

[22]1872年12月废止幕府时期常礼服(狩衣、直垂袜)，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太政官布告第373号)。

[23]当时来价1升约合7分，每月学费5角是相当多的。据大概的估计，1878年就业人口平均每人一年所得只21元，而学费一年就达6元。

[24]当时法国教育主张中央集权与计划统一，美国教育主张地方分权与自由放任。

[25]《明治文化全集》3第2卷第201页，日本评论社，1928。

[26]日本科学史学会：《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第6卷(《思想》)第121--122页，法规出版股份公司，1970。

[27]《福择渝吉自传》)第288页，商务印书馆1980。

[28]《劝学篇》第1页，商务印书馆1960。

[29]1858年福译在江户筑地创立洋学塾，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1920年成为大学。

RINGO

第十七章 明治初期的外交与平定士族叛乱

第一节 收复民族权利的努力

一、岩仓使节团的派遣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失败

   明治初期，过去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严重威胁日本民族独立和工商业发展。因此，收回丧失的民族权益，与外国缔结平等的新约，是新政府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此外，在内政上，究竟应怎样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它急需探讨的课题。

   公元1871年10月8日，政府派遣由48人组成的使节团[注1]赴欧美访问。其目的：一是向缔约国致“聘问之礼”，并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为日本实现近代化参考。[注2]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这次遣使寄予很大希望，他在送别辞中说：“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注3]

   在使节团出国期间，以三条实美为首的留守政府主持工作。出国前夕，使节团与留守政府约定：外出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改革，不增加各省的官员，以防西乡隆盛等保守派滥用职权，扩大势力。

   1872年1月15日，岩仓使节团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接着沿路东进，于2月25日到达华盛顿。使节团就不乎等条约问题在华盛顿开始与美国谈判。岩仓、木户向美国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项建议。美国则提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应以开放日本内地、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自由行动等为先决条件。双方见解
相差甚远，交涉终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竞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注5]

   日本使节团在美国遭挫后，便转赴欧洲，1872年12月5日使节团到英国，遏见维多利亚女王，就改约问题探询英国意见时，英国强硬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提出更苛刻的修约方案。其他列强也企图利用改约机会，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半殖民地。岩仓使节团改约虽没有达到目的，但在各国面前表明了坚决要求
恢复日本独立的态度并加深了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使节团在修约问题遭挫后，把全部注意力投到考察访问上。同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镕、俄、丹、瑞、意、奥、瑞士等12国，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民，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从各方面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差距。

   使节团特别感兴趣的是英国和德国。他们在英国参观了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到处黑烟弥漫，无不设大小工厂”[注6]；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注7]的情景，使他们认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并把工贸结合起来，是“全英国的谋富要领““和获得“世界工厂”之称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还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它富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痛感日本开化很晚，与欧美相差悬殊。大久保在考察中“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强，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下手，并切实谋求进步发达。”[注9]使节团在德国参观了埃森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考察了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兵营、大学、博物馆等，对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很感兴趣。1873年3月15日，使节团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Ofto Furst von Bismarck-schonhausen 1815年-1998年)，对他在统一德国时所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赞赏。大久保认为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10]；要以实力对抗强权，首先要着眼于“内治”。这是他们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的思想基础之一。此外，使节团从考察中感到，要想富国强兵还必须建立法制，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实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对西方国家普及教育、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的作法也有深刻印象。使节团带着把英国作为“富国”的标本，德国作为“强兵”的楷模的印象，结束了对欧美各国的访问，大久保、木户、岩仓一行从1873年5月到9月间先后回国。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使大久保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他自己也说：“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注11]于是他很快从政治上倾向保守、迷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二、收复民族权利的成功

   使节团的努力虽末见效，但新政府在收回旧幕府时期被外国夺去的民族权利方面，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867年12月，旧幕府给美国公使馆秘书波德曼(A．L．C．Podman)以修建江户--横浜之间铁路的权利。其条件是建设资材一切免税，建成后除地租外不交纳任何捐税，如幕府认为必要时可加价50％出卖。1869年1月，波德曼要求新政府承认该项权利。英国为挤掉美国获得筑路权，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投资对象，主张由日自营。在英支持下，日政府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公使威胁说，如拒绝美要求，将有害日美国交。但日政府坚决拒绝，美不得不放弃该项权利。

   另一次是关于北海道权利的交涉。戊辰战争中，普鲁士人格特纳(R．Gaertner)曾和据守北海道反抗新政府的(木夏)本武扬订立在北海道七重村一带，取得为期四年的300万坪租地。由于(木夏)本军的投降，这个合同也变为无效。但在1869年6月，格特纳又和新政府的函馆府知事订立了相同的租约。明治政府知道后，坚持自己开发北海道的方针，与格特纳交涉。终于在1870年以付给6.25万银元的巨额赔偿费为代价，收回了该项权益。

   新政府还于1873年从荷兰人手里收回作为外债抵押的长崎县高岛煤矿。同年公布了《日本矿业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勘探矿山、租用矿区，不得担任经营开采、冶炼等业务的企业主或合办的参加者。在日本人民和政府的要求下，1875年英法被迫从横浜撤退幕末以来的驻军。1877年，解雇了在各国公使压力下由日政府付工资雇用的外籍警官，并决定不再雇用外人。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除不平等条约外，日本初步取消了外国在日享有的重大不合理的权益。

三、关于小笠原群岛问题

   明治政府在收复民族权利之后，接着又就收回小笠原群岛问题同美英进行交涉。小笠原群岛在历史上属于日本。1827年美国军舰到此地，宣布为美国领土。后又有几个美国人从夏威夷移住此地，1853年培理航行到此后，再次宣布小笠原群岛是美国的领土。1873年5月，日政府内部围绕该岛的领有权问题发生不同意见。
1873牛12月，寺岛宗则任外务卿时，政府对小笠原群岛确定了“抚恤岛民，开拓土地”的方针及船舰往来的规则，续而与美国进行了有关该岛领有权的交涉。当时，美政府为在远东对抗英、俄，需要利用日本，没有坚持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的小笠原群岛的所有权。1875年日本宣布收回小笠原群岛。1876年3月，把小签原群岛交内务卿管辖。同年10月，将此事通告英、美，两国也无异议。

四、关于库页岛问题

   库页岛靠近黑龙江口，本为中国领土。[注12]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确认库岛为中国领土。18世纪，日俄两国先后向该岛的南部和北部殖民。19世纪50年代初，沙俄不顾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悍然宣布将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1860年，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从中国抢去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注13]此后，沙俄从库页岛北部南下，加强了对日本在库页岛殖民地的压力。函馆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在1869年7月8日设开拓使。8月15日把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而把过去称为虾夷地的库页岛改称桦太，都置于开拓使管辖下。但没有制定统治库页岛的一贯政策。这时沙俄军队大举南下，压迫日本人的渔业经营。1870年2月在函泊逮捕监禁日本官吏，1873年4月在久春古丹抢劫日本人商店，闯入日本官吏住宅。从幕末开国以来到19世纪70脑袋初，曾几次交涉划定所谓库页岛的日俄国界，但都没有结果。日本视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英、美，看透日本绝无能力对抗沙俄，经营库页岛，所以两国公使劝告日本放弃库页岛，集中力量确保北海道。这时征韩论已成为日本外交斗争的焦点，留守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主张把库页岛让给俄国，换取俄国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这一方针在政府内部占优势。1874年日本派遣(木夏)本武扬去俄国进行交涉。1875年5月7日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第一，今后整个库页岛皆属俄国，以宗谷海峡为两国国界；第二，沙俄所领千岛群岛即从占守岛到得抚岛的18个岛屿让给日本，以堪察加地方的洛帕特卡角和占守岛之间的海峡为两国国界。[注14]1875年
《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一直领有干岛群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二节 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政策

-、“征韩论”

   早在幕末，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和中国。1855年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我与美、俄的言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注15]明治政府最早倡导“征韩论”的是“参与”木户孝允。他在1868年12月14日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即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注16]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为此，当时明治政府曾命对马藩官吏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打开国交。但这次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所谓和朝鲜打开国交的交涉，不外是为侵赂朝鲜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订侵略朝鲜的计划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出自国内：明治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认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第二个出自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侵朝鲜；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图将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列强对日本四周的争夺已经开始。日本为自身安危，有必要在俄国南下之前侵占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明治政府在拟订侵略朝鲜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0年，日政府派柳原前光至天津，在会见李鸿章时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内心不甘，可是力难独抗，“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17]阴谋联合中日两国。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两国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提出一个极不平等条约案。清政府表示反对，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其中第二条条说：“两国既往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18]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但伊达百般拒绝，认为应按西洋成例缔结条约，勿使西方各国猜疑。中国代表反驳说，如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上策。伊达无言以对。终以“不过是靠友好国家的情谊调停平时细小的纠纷”之意解释第二条，争执才算罢休。7月29日，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中日两国互不侵犯领土，永久修好；第二，如别国对中日两国之一有侵略的事情发生，必须互相支援；第三，两国互不干涉内政；第四，互派驻外使节；第五，在两国的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在通商港口派驻领事官员，互相承认领事裁判权；第六，两国国民在通商港口互相友爱，禁止携带刀械。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通过这次订约谈判，日本方面已开始暴露出侵略中国的野心。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两国以中国反教会斗争为借口侵略天津、烟台一带时，日本表示要对外国遵守信义，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等。这是支持欧美侵略中国，证明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全是毫无诚意的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即1872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4月9日柳原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提出要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但此时发生了台湾杀害琉球藩民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创造了一个机会。

三、侵略台湾与吞并琉球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注19]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2月11日，由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又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风暴，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1872年2月，前后两批硫球漂流民57人被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回到那霸。

   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无关。但日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琉球船民被杀消息传日，刺激鹿儿岛县士族。县参事大山纲良要求政府“出兵问罪”，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赶到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后来又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建议向台湾派生番探险队。但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
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副岛到北京后，派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指出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注20]又说：“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有”[注21]日本看讹诈不成，就抓住“化外”一词，断章取义，更加紧准备军事侵略，但这时日本国内侵略朝鲜的喧器声高涨起来。

   明治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贸易限于日本设在斧山的倭馆。明治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列，一再派官员去朝鲜交涉。但朝鲜政府都拒绝受理。于是日本就派军舰去釜山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往还。朝鲜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严禁日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叫嚣侵朝的浪潮。这是副岛岛种臣已回国向政府报告了清朝申明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西乡决定暂缓侵台，先侵朝鲜，板垣退助等参议也支持西乡的意见。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等先后回国，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朝。于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优先派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西乡派失败，内治优先派掌握了领导权。

   大久保派并非反对外侵，在征韩派被逐出政府后，明治政府立即决定侵台。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病死者达573人。加之清政府已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顷急于求和。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利通由柳原前光公使陪同访问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的“调停”下，10月中日议和。谈判在同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注22]。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予赔偿，进一步刺激日本侵野心。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最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四、侵略朝鲜

   日本侵台后，又把矛头指向朝鲜。这种侵略得到列强的支持。大久保在北京订约期间，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为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曾唆使日本侵朝。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号军舰侵入江华岛附近，蓄意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登陆占领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舰于仁川登陆，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同年、8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以及《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侵略性文件。《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谓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条规》第七条规定：“允许日本国的航海者自由测量海岸。”根据这一条日本可任意在朝鲜沿海进行绘制海图等侵略活动。《条规》第十条规定：“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侨居中，如果犯罪，与朝民交涉，皆归日本国国官员审断。等于日在朝享有治外法权，而这正是当时日本要求欧美各国撤销的特权。[注23]

   这样，日本政府便把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就具体地付诸实行了。

第三节 平定士族叛乱

一、佐贺之乱

   明治政府关于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策，很快遭到封建保守势力反对，发生多次起义事件。

   在1872年夏，对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一直不满的岛津久光即上书明治天皇，提出14条建议，公开向资产阶级改革挑战；反对文明开化和教育改革；反对仿效英、法改革制度；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此后，他又派人进京阴谋活动，要求罢免大久保等的官职。当时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为缓和不满情绪，1873年12月任命岛津久光为内阁顾问。但这种妥协手段改变不了岛津反对政府改革的思想。1874年1月，他再次反对大久保等的施政方针，以还乡(鹿儿岛)威胁政府。同年7月23日，时任左大臣职的岛津久光又向公卿三条、岩仓等提出了“质问书”，指责明治政府“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政府各部“皆模仿洋制”，学制、军制均采用“洋式”，“参议兼任省卿”，“兴不急需之土木”等等，坚持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岛津还扬言，如果不采纳即见，他本人供职无益，将呈请辞职，并要求撤大久保职务。对政府其他人事安排，他要求迅免大隅等职，召回西乡、板垣，并复其职。在没有免掉大限的参议之前，他本人不参政，以此逼迫政府。对这些反政府要求，不仅大久保等不能接受，就是迁就岛津久光的三
条、岩仓也难以承认。大久保出身萨摩，碍于岛津是过去的藩主，没有公开对抗。可是肥前(佐贺)出身的大限没有顾虑，毅然指出：“和过去不同，现在自己是朝臣。一个朝臣为何因一旧藩主而轻率地去留！”[注24]因为革新势力的反击，岛津反动要求未能实现。最后，被迫引退。

   当岛律等旧藩势力进行反政府时。，不满明治维新改革的旧士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最先爆发在佐贺，1874年2月1日，佐贺士族建立了“征韩党”(1873年12月)和“忧国党”(1874年1月)。两党分别拥戴佐贺出身的前新政府参议江藤新平和前秋田县令岛义勇为首领。1874年1月，江藤和岛先后从东京和秋田被
迎回佐贺。征韩党愤于征韩论派被击败，主张立即征韩，要求把遣使朝鲜作为确立国权的机会。当时江藤是想借助征韩、忧国两党之力使内阁会议回到征韩上来。忧国党则反对政府进行的各项改革要求重新起用“中兴之元老”(岛津久光、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对内实行封建郡县并行之制，对外征服朝鲜、中国。[注25]

   他们纠集了3千多名士族队伍，错误认为西乡在鹿儿岛举兵，板垣在高知举兵，九州、四国的士族群起呼应，必容易成事。[注26]1874年2月4日，江藤劫夺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经费，发动武装叛乱。佐贺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陆军省出动熊本、东京和大坂的镇台兵镇压。2月10日，政府派大久保赴九州。18日占领佐贺城。从22日至23日平定这次叛乱。江藤和岛逃走后，先后在鹿儿岛被捕处斩。

二、敬神党、秋月、获的叛乱

   1876年3月，政府发出废刀令，8月发行金禄公债，宣布废除俸禄制。于是，士族更为愤怒。1876年10月，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宣扬国粹思想，丰张实行神道政治，反对政府改革。1876年10月24日袭击县政府和兵营；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但起义很快被镇台兵镇压。

   在敬神党叛乱的影响下，福冈县旧秋月藩士族4百人组成秋月党，表示不满政府对征韩问题的处理，叫嚷扩张国权，1876年10月27日配合敬神党发动叛乱。但也立即被镇压。

   消息传到山口，获的旧士族接着于同年10月发动叛乱。其头目是荻原一诚，1869年2月任越后知事，7月任政府参议，12月继大村益次郎任兵部大辅。1870年9月，前原不满新政府政策，辞职回长州家乡--荻(山口县)当地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集合在他的周围，形成一股反政府势力。1876年10月27日，以前原为首的百余人，以旧藩校“明伦馆”为根据地，举起“殉国军”大旗，夺取了荻冶炼厂的武器、弹药，企图进攻山口。政府得报告，立即派陆、海军镇压。11月5日，荻原在岛根县被捕处死，5日殉国军在荻溃败。

三、西南战争

   西乡隆盛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未曾参与藩政改革。新政府成立时，他是“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明治维新后任参议，以武力保证了废藩置县的实现。1871至1873年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主持留守政府的工作。随着新政府的改革日益深入发展，作为士族利益代表者的西乡，同改革政策的抵触也越来越深。

   1873年10月，征韩论派被击败后，西乡隆盛及亲信近卫兵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萨摩出身的军人约3百名，宫内大丞村田新八以及司法省咨保安中萨摩出身的警官3百人，相继辞职回到鹿儿岛。1874年6月，在西乡的领导下，于鹿儿岛市内设立了私学校。这个学校除本校外，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还设有136
处分校。私学校经费全由鹿儿岛县政府负担。其规模不断扩大，成立一年后学生达3万人。西乡所订私学校的纲领是：“一、道同义协，暗中集会……二、尊王悯民，为学问之本质。”所谓道义，不外是忠孝仁义；所谓尊王悯民，就是忠于君主，统治人民。在鹿儿岛县，租税几乎不上缴中央，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户长等官吏，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定。区长、户长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警察官吏也大部分为私学校党所占；整个县的行政组织都掌握在私学校党手里。区长都是军人，在以后叛乱中，便以队长的身分出动。这样，鹿儿岛县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军阀政权，西乡作为最高权威君临其上。地方行政机关之长则统率各地分校(分队)。这样建立起了以西乡为首领的随时可以发动起义的军事体制。

   旧土族阶级为恢复封建武士的特权，坚决反对四民平等、地税改革及秩禄整理。当1876年8月政府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时，大大刺激了旧士族。于是村田新八叫嚷：“以西乡为首相，实行其抱负，这是我们今日的任务。”[注27]1876年12月下旬，大久保遣遣中原尚雄等鹿儿岛出身的警官20余人，以探亲为名回鹿儿岛进行侦察。不久私学校党逮捕了中原，严刑审讯，逼他供认从大警视川路利良手里接受了暗杀西乡的密令。[注28]1877年1月下旬，政府为防备西乡叛乱，密令把在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的武器、弹药运往大坂。私学校党徒得知消息后，即袭击陆军火药库和海军造船厂，抢走武器、弹药。2月2日，桐野、筱原等私学校的头目拥立西乡发动叛乱。

   1877年2月15日，西乡率领叛乱队伍打着“新政厚德”旗帜，从鹿儿岛向熊本进攻。从九州各地和其他地区赶来的旧士族响应叛乱，叛军最多时约4．2万人。

   大久保得知西乡要叛乱，坚决主张：“事情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注29]2月19日发布征讨鹿儿岛县暴徒的诏书，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20日征讨总督率陆军5万8千人从东京出发，26日到达福冈。海军11艘军舰也投入战争，三菱轮船公司担负军事运输任务。[注30]

   北上的西乡军包围了熊本城，久攻不克。征讨军于3月2日占领熊本北方的天险田原坂。在此以前(3月14日)黑田清隆中将率领一个旅团从长崎出发，于3月19日在日奈久、八代方面登陆，从背面进攻叛军，使西乡腹背受敌。4月14日黑田军冲破包围，进入被围困50天的熊本城。4月15日西乡军开始全面退却。8月16日至17日，被征讨军击败，万余人投降。西乡率残兵逃回鹿儿岛，在城山固守。9月24日征讨军发起总攻，城山陷落，西乡在岩崎谷自杀，桐野、村田等被击毙。西南战争结束。

   这次大规模的土族叛乱即西南战争历时八个月，震动全国。它虽然起因于鹿儿岛士族和政府的对立，但决不是单纯的士族叛乱。从叛乱者来看，不仅是土族，还有许多民权派，其中包括豪农豪商，而且过去戊辰战争中与幕府军并肩作战失败的东北诸藩旧藩士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因此使西南战争带有复辟战争、民权战争的性质。战争结果政府胜利；结束旧土族割据局面，使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从自由民权运动方面来看，西南战争发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作用。[注31]


--------------------------------------------------------------------------------

[1]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

[2]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61-162页，宗高书房，1976。

[3]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84页，宗高书房，1976。

[4]田中韶：《日本史》近代1，第107页。

[5]《木户孝允日记》明治5年2月18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1980。

[6]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之研究》第84页，岩波书店，1979。

[7]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编，宗高书房，1975。

[8]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442页，宗高书房，1975。

[9]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第1卷，第37页，日本评论社，1944。

[10]田中彰：《岩仓使节团〉第133页，讲谈社，1977。

[11]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第26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2。

[12]库页岛据中日学者考证，中国最早称该地居民为“毛民”(见《山海经》、〈淮南子〉，唐代称“魔鬼”(据《新唐书》，贞观14年入贡)，元代称“曾鬼”，明代库页岛曾向黑龙江下游明奴儿干都司奉贡，清改称“库叶”，向清朝贡，古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7世纪中叶，日、俄及荷兰几乎同时到库页岛探险。18世纪中叶，俄、日仍认该地属中国，但那时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饿称库页岛为萨哈林，日称库页岛为桦太(音同该岛日语原名“庸人”，即中国人)、岛上居民仍向清地方政府交纳贡物。1790年，日本在库页岛南端的久春古丹设立看守所和交易所。1807年为对付俄国南下，把它纳入幕府直辖地。1809年摄间官林藏到库页岛探险，认定库页岛是一个岛，并确认清期已占有该岛。1822年以后，德川幕府终于确立了日本在该岛南部的势力，同沙锦俄的争夺也进一步加剧。

[13]俄在19世纪50年代韧，宣布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并将日本人从库页岛南部赶走，同由南端北进的日本发生冲突。

[14]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58页，原书房。

[15]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6页，商务印书馆，1658。

[16]《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引自中探明：《近代日本和朝鲜》(新版)第22-23页，三省堂，1979。

[17]王苫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31页，三联书店，1979。

[18]同上书第45页。

[19]明太祖封琉球王察度为藩王，从此奉明正朔，按岁朝贡。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主岛律侵略硫球，将尚宁王掳去，并隶琉球于萨藩，监督财政。中英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都认琉球为独立国。英、法、荷三国与琉球缔结通商条约。

[20]、[21]王艺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4-65页。

[2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页，三联书店。

[23]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65-66页，原书房，1965。

[24]石煤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第76页，吉川弘文馆，1973。

[2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第4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6]犬丸义一、村中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l卷第242页，新日本出版社，1975。

[27]后藤靖：《士族叛乱之研究》第53页。

[28]井上清：《西乡隆盛》(下册)第218页。

[29)大久保利谦：t近代史史料》第144页，吉川弘文馆，1965。

[30]西南战争时三菱从政府借款80万洋银，又购买轮船10艘，从事军事运输。战争共耗军费4500万日元，而三羞在运输中获利1500万日元，占军费的三分之一。

[3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RINGO

第十八章 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化

第一节 自然科学

   明治政府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努力摄取西方科学技术。明治·大正时代是日本近代科学成长和壮大的时期，各个领域从无到有，或发展前代科学的萌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一、基础科学

   1、天文学。 自奈良时代到德川时代，日本一直采用中国的阴历。从1669年开始日本虽然有了自己的贞享历、宝历历、宽政历及天保历，但这些都是阴历。1872年(明治5)明治政府决定废除阴历，采用欧美通行的阳历。旧历使用到明治5年12月2日为止，宣布1873年(明治6)1月1日(旧历明治5年12月3日)为新历的开始。接着出版了福泽喻吉的《改历辩》和黑田行元的《新历训蒙》，努力推广新历。德川时代的编历机关是京都的司天官--土御门家，明治维新时将它移到东京，改为星学局。1888年(明治21)东京天文台成立，负责编历和报时。当初东京天文台每天正午用炮报时，1912年(大正1)改用无线电报时。1888年兵部省海军部内设立水路局并附设观象台，它是日本最早使用先进仪器和技术的观象台(即今东京大学麻布天文台)。1877年(明治10)东京大学创立时，创设天文科，并于1878年(明治11)建立天象台。美国人保尔(H．M．Paul)是东京大学最早的天文学教授。寺尾寿是最早的日本人天文学教授，为建设日本近代天文学操劳一生。1882年成立日本气象学会，次年发行天气图，开始天气预报。1895年野至中夫妻在富士山顶观测气象。1899年(明治32)设立水泽纬度观察所，后来该所成为纬度变化国际中央局。1908年成立日本天文学会治·大正时代在天文学上取得成就的有：1902年平山信发现小行星，1886年北尾次郎发表《大气运动及台风的理论》，日俄战争后平山清次关于库页岛北纬50度日俄国境线的确定，1902年木村荣发现纬度变化的z项(1911年获帝国学士院恩赐奖)等。

   2、数学。 1855年(安政2)成立的长崎海军传习所对移植西方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以荷兰军官为教师，讲授航海术、炮术、测量学、数学等，数学方面已涉及微积分。此外，洋学教育机关“蕃书调所”也成为西方数学的教授场所。1862年(文久2年)这里设立数学科，由神田孝乎担任教授，教科书是福田理轩的《西算速知》和柳河春三的《洋算用法》。

   明治初年，沼津兵学校是西方数学的教育中心。沼津兵学校在沼津城内，1868年(明治1年)创办，1872年关闭，五年来培养出来的数学人才约200名，其中如荒川重平、中川将行、真野肇等，在明治初年数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注1]官立大学南校(前身是善书调所，1877年改为东京大学)也是数学教育的一大根据地，这里有许多外籍数数学教师。东京大学创立时，菊池大麓为教授，他为普及中等数学教育立下巨大的功绩。菊他的《初等几何教科书》(1888年)是整个明治大正时代最优秀的教科书。藤泽利喜太郎和菊池同为明治数学界的二大巨擎[注2]，他将保险学和统计学等的实用数学介绍到日本。藤泽的《算术教科书》(1896年)和《初等代数教科书》(1898年)被定为中等数学教育的教科书。随着西方数学的兴起，和算(日本数学)开始没落。1872年(明治5年)公布的学制，将大中小学的数学一律定为西方数学，给和算以巨大的打击，许多和算家被迫转业。

   1877年(明治10年)创立东京数学会社，出版《东京数学会社杂志》。1887年(明治20年)中川将行等人创立反大学派的数学协会。进入20世纪，日本的近代数学才算真正确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论文，如中川挂吉的《双曲线几何学》(1901年)、吉江琢儿的《微分方程式研究》(1903年)等。1911年(明治44年)，林鹤一创办了《东北数学杂志》，它后来成为国际性的数学杂志。1918年(大正7)远藤利贞出版了《增修日本数学史》。

   3、化学。 1837年(天保8年)出版的化学书《舍密开宗》(宇田川容庵译著)，最早将欧洲近代化学传到日本[注3]。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川本幸民的《兵家须读舍密真言》、桂川甫策的《重译化学通览》和上野彦马的《舍密局必携》等化学书。幕末的化学教育机关是藩书调所、西洋医学所和长崎精得馆。1868年(明治1年)成立大阪舍密(化学)局，聘请荷兰人哈拉塔马(Gratama 公元1831年-公元1888年)为该局教授，专门培养化学人才。1870年大阪舍密局改为大阪理学所，后又称为大阪开成学校。开成学校(大学)内设五所学校，其中有化学学校，从英国招聘阿特根逊(R．w．Atkinson，1881年回国)来日，教授普通化学、冶金学、分析实验等，学生有久原躬弦、高山甚太郎、高松丰吉等，他们都是日本化学创始期的重要人物。1870年京都创设舍密局，它是日本最早的工业试验所。1878年(明治11)成立日本化学学会，出版了《日本化学学会志》，刊登了许多优秀论文，如高山甚太郎的《日本制茶分析》、中泽岩太的《天和山炼铜化学》和吉田彦六郎的《漆的化学研究》等。

   有关化学试验的研究机关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东京卫生试验所，主要是检查和管理药品。1893年(明治26)设立东京农事试验场，专门研究农艺化学。1900年(明治33)建立的东京工业试验所，进行有关化学的试验和研究。

   化学研究方面，有1908年池田菊苗发现的“味之素”(味精),还有高峰让吉的“高淀粉酶”(1909)和铃木梅太郎的“维生素B”(1910)等，都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的化学研究，获学士院奖的有：高峰让吉的《肾上腺素的发现》(1912)、真岛利行的《关于漆的主要成分研究》(1912)、让本满丸的《油脂研究》(1920)、田原良纯的《关于河脉毒素的研究》(1921)比奈泰彦的《汉药成分的化学研究》(1923)、铃木梅太郎的《副营养素研究》等。

   4、物理学。 1872年(明治5年)出版了由泽渝吉的《训蒙穷理发蒙》三卷，它是有关天文、地理、物理学的启蒙书。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穷理发蒙》(鱼住、宇喜多合编)、《穷理问答》(后藤达三)、《穷理余谈》(土屋政朝)、《穷理便解》(望月诚)等，这些都是有关物理学方面的启蒙书，对普及近代物理学起了很大作用。为了满足物理教育的需要。1872年出版了片山淳吉编的《官版物理阶梯》(全三卷)，1888年出版了日英德法对译的《物理术语辞典》。

   1877年(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时，招聘许多物理学教授来日讲课，其中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明顿荷尔(Mendenhall，1841一1934),对日本物理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还有英国人位因(Ewing1855-1935)和诺特(Knott，1856-1922)先后被东京大学聘为教授，为日本近代物理学奠定基础。山川健次郎是最早的日本人物理学教授和五位理学博士之一。当时东京大学物理学教研室是日本物理学研究中心。

   至明治20年代，日本物理学进入自立时代，出现了田中正平的《纯正调管风琴研究》(1888)和长冈半太郎的《磁致伸缩现象研究》(1889)等科研成果。接着，世界水平的论文不断出现，日本物理学家的活动也频繁起来；明治后期，长冈半太郎的《原子模型研究》(1903)是日本理论物理学上最光辉的业绩。他的学生本多光太郎除研究地球物理学外，还进行了钢铁的物理研究和磁性研究，开拓了冶金物理学的新领域。c431917年发明了K．s磁钢。1916年(大正5年)他的《关于铁的研究》获学士院奖。此外，获学士院奖的还有寺田寅彦的《关于劳厄电影的实验方法及其说明的研究》(1917)、西川正治的《尖晶石的原子配置及受歪的物体的x光检查》(1917)、木下季吉的．《关于放射线的研究》(1923)等。在普及工作方面，中村清二及田九卓郎写了中等教育用的物理学教科书及参考书。京都大学水野敏之丞的电波研究也很有成绩，1896年(明治29年)第一次制作x光的发生装置，拍摄x光照像。1917年(大正6年)东京建立了理化学研究所，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5、博物学。 日本的博物学是指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而言。日本近代博物学的发展是与德国人西博尔德(F．Von sdbld，1796-1866)的名字分不开的。1833年(文政6年)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医官到达长崎，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日本动植物和地理学研究。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培养出一批日本博物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藤圭介(1803-1901)。他是幕末与明治科学之间及本草学与近代植物学之间的桥梁。

   1869年(明治2年)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首次开设动植物学课。1873年(明治6)开成学校首次开设矿物学课。1877年(明治10年)开成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创设生物、地质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博物学初创时聘请外籍教师讲课，后来才培养出一批日本的博物学家。1877年美国人莫尔斯(E．S．Morse，1838-1925)到日本他于1879年(明治12)发现大森贝掠，这是日本人类学的开始[注5]莫尔斯一面在日本各地采集古生物标本，一面在东京大学教授动物学，向日本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日本博物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明治时代的植物学与江户时代的本草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1868年明治政府接收了幕府的植物园即小石川的御药园，改称为大病院附属御药院。1877年它附属于东京大学，1886年（明治19年)改为帝国大学植物园，附属于理学院，植物学教研室迁到园内。次年为研究高山植物，在日光设立分园。小石川的植物园对培养日本植物学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871年(明治4年)文部省内设博物局，专管博物馆和植物园1873年博物局改为博览会事务局，其中博物科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三个部门，分别管理研究学问，收集标本和陈列展品。1882年(明治15年)新建的博物馆竣工，1900年改为帝室博物馆，由宫内省管辖。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博物馆被毁，次年将帝室博物馆的
自然科学展品让给东京博物馆时，展品达9.3万余件。日本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博物学启蒙读物有田中芳男的《动物挂图》(1872-1877)和野职憨的《植物挂图》(1873-1878)。杂志有博物局出版的《博物杂志》(1879年创刊)、东京动物学会的《动物学杂志》(1888年创刊)等，登载了质量很高的论文。著作有白井光太郎的《日本博物学年表》(1891年)、松村松年的《日本昆虫学》(1899年)、岩崎重三的《日本矿石学》(1901年)、三好学的《植物学讲义》(1899年)、藤田经信的《日本水产动物学》(1902年)、饭田启的《海洋动物学》(1902年)等。

二、工学

   日本工学是在幕末至明治引进欧美工业技术成果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成立的。明治维新时，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开始。所以日本一开国就吸收英国以轻工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技术成果，同时又被卷入英、德、法、美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第一、二次产业革命同时进行是构成日本产业技术和工学的特征。幕末大量输入的洋学知识以及明治维新由国家大力移植的近代科学技术，对日本工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军事工学。 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政策的指导下，1869年(明治2年)设立兵部省，内设兵器局，重新整顿藩营军事工厂。1877年(明治10年)建成陆军二大工厂(东京、大阪)和海军二大工厂(筑地、横须贺)，同时招聘外籍技术人员，大量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军事技术。明治初期在造船工业上始终限于维修，兵舰主要在英国建造。1884年(明治17年)以后，日本才开始有钢制商船(如“筑后川丸”)。1896年(明治29年)施行造船航海奖励法，大大促进了造船工业。1898年(明治31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成日本钢制邮船“常陆丸”(6200吨，2000匹马力)。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造船技术有了显著进步。1897年宫原二郎发明了宫原式水管锅炉，1903(明治36年)正式被海军采用。1907年(明治40年)战舰“安艺”、“伊吹”在吴海军工厂建成。1908年(明治41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成的“樱花丸”上安装着日本最早的国产汽轮机和宫原式锅炉。但日本造船技术的真正独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枪炮、火药制造技术方面，1880年(明治13年)村田经芳发明村田式步枪。后来继续改进，至1906年(明治39)发展成三八式步枪、骑兵枪、机关枪。1885年(明治18)大贩炮兵工厂开始生产意大利式野战炮(青铜)。1898年(明治31)有坂成章设计了三一年式速射野战炮(钢制)。1897年吴海军兵工厂制造了日本海军最早的口径12公分的速射炮。19世纪后半期是世界火药制造技术大改革的时代，黄色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有烟火药。日本派岛川文八郎等到德国学习火药制造技术，回国开设板桥火药制造所，开始制造无烟火药。1891年(明治24年)下濑雅允发明了下濑火药[注6]，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海战中下濒火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21年年(大正10年)建立航空研究所，1919年(大正8年)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1923年(大正23年)建立海军技术研究所，日本军事工学大为发展。

   2、土木工学。 明治初年利用外国的土木技术进行河道疏通，如淀川及利根川的疏通。1878年(明治11)施工的宫城县野蒜港和福井县圾井港是日本近代港湾技术的开始。其后又陆续建成长崎、横滨、大版等25个港湾，促进了土木工学和水泥制造技术的发达。

   铁路和桥梁建设方面，1870年东京、横滨间的铁路建设依靠英国。后来日本自力更生，1880年(明治13)通车的京都与大津间的铁路建设全部由日本人自己之手完成。同年开通的旧逢坂山隧道是最早由日本人开掘的隧道。明治时代日本的桥梁由木桥向铁桥、钢桥、钢筋混凝土桥发展。最早的日本桥梁专家是广井勇，1909年(明治42年)竣工的仙台市广濑桥是日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广井勇设计。

   琵琶湖疏水工程是表明土木技术独立的划时代的事业，其附属水力发电所向世界表示了明治时代土木技术的成果。这个工程由工学界元老田边朔郎设计。[注7]古市公威也是工学界前辈，为日本 的工学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功绩。

   3、应用化学。 明治初期对日本化学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德国人华格纳(Wegener,1831-1892)和宇都宫三郎。前者是应用化学家，特别精通陶瓷制造；后者是日本水泥之父，1871年(明治4年)他在深川工作分局开始制造日本最早的硅酸盐水泥，并担任小野田水泥厂的技术指导，对日本的水泥、陶瓷工业的发展贡献很大。1884年(明治17年)东京大学设立应用化学科，开始进行应用化学教育，出现了高松丰吉和中泽岩太等名教授。高松是当时日本有机化学权威，中泽是无机化学权威。1888年(明治21年)高峰让吉建立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日产化学的前身)，用美国制造的机器生产化肥。明治后期是陶瓷、煤气、制糖、磷酸等化学工业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也是应用电力的重化学工业的试验时期。1900年(明治33年)设立工业试验所，接着各地陆续开设工业试验场、讲习所，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4、电气工学。 日本的电气工学是和电讯技术同时从欧美引进的。1878年(明治11年)3月25日(后来定为电气记念日)工部大学校首次点起了弧光灯。1883年(明治16年)东京电灯公司成立，接着电灯试验成功。1884年(明治17年)工部大学校的电讯学科改为电气学科，出现了志田林三郎、藤冈市助等电气工学家。1887年(明
治20年)东京电灯公司的火力发电所建成，接着神户、大坂、京都等火力发电所也先后建成。1892年琵琶湖水电站建成，此外各地还有小规模的水力发电所。1890年(明治23)藤冈市助设立白热社(东京电气公司的前身)，开始制造电灯泡。1895年(明治28年)小坂矿山最早使用三相诱导电动机，后来这种电动机被普遍使用，开拓了电力应用的途径，同时促进了电机制造工业的发达。1809年(明治40年)开始，名古屋、东京、大坂等城市纷纷建成电气铁路。1907年(明治40年)东京电灯公司桂川驹桥发电所高压输电成功。19l4年大正3年)猪苗代湖水力发电所竣工，开始了高压远距离输电。大正以后进入大输电网时代，工业动力从蒸汽转向电力。

   1877年引进电话机。1890年设置电话交换台。1891年(明治24年)设立了递信省电气试验所，它和1910年(明治43年)成立的日本 电气工艺委员会一起，对日本电气事业贡献很大。明治末年无线电讯电话技术发达起来。1897年(明治30)松代松之助等开始研究无线电讯，并取得80海里无线电通讯的成功。1903年(明治36年)长崎、基隆间的海上630海里无线电讯试验成功。1912年(明治45年）鸟漓右一等发明TYK式无线电发报机。

   5、采矿冶金学。 明治初期各大学相继开设矿山学、冶金学课程，培养出一批明治采矿冶金学界的领导人，如小花冬吉、栗木廉等。煤的开采初期使用蒸气功力，后来使用电气动力，至20世纪大煤矿已经全部机械化。铜的生产技术也有显著进步，至大正中期铜产量占世界第二位。由于釜石铁矿建设英国式制铁所的失败，日本炼钢业转向兵工厂，由军部主持。1882年(明治15年)筑地海军兵器局开始用克虏伯(Krupp)式坩涡炼钢，首次将欧美炼钢技术移植到日本。1890年(明治23年)横须贺海军兵工厂建成法国式平炉，1892年(明治25)矣兵工厂建成3吨酸性平炉。同时陆军也在大坂、东京等兵工厂设置平炉炼钢。但明治20年代日本每座炼钢炉的年产量只有1000吨(当时欧美第一流国家年产量为300-400万吨)。

   1901年(明治34)国营八幡制铁所的近代熔矿炉开始生产。至1916年(大正5年)八幡制铁所钢的年产量为30万吨，取得了日本炼钢技术的主导权。日俄战争以后民间冶炼工业兴起，特殊钢的生产和电气炼钢法也在明治末期实现了。采矿冶金理论方面，帝国大学工学院开设了采矿冶金学讲座(1893年)，渡边渡写了《矿床学大意》(1890年)，傣国一写了《金属组织学》(1908年)。的场中和舟桥了助两人对磁性探矿法进行研究(1900年)，开拓了新的领域。

   6、机械工学。 由于军事上的刺激，日本的蒸汽机制造技术比工作母机制造技术发达得较早。至1887(明治20年)蒸汽动力已代替了水车，占日本工业动力的一半。1896年(明治29年)芝浦制作所制造的1300匹马力活塞发动机(安装在钟渊纺织公司兵库工场)是当时东亚一大型陆用动力机，在日本蒸汽工业史上划一新纪元。内燃机的制造从明治后期才开始，还处于模仿试验阶段。日本最早的国产机车是1893年(明治26年)铁道院神户工场制造的1B1型复式机车。至1913年(明治46年)国营铁路全部选购国产机车了。

   日本的机床制造工业起点较晚，至1905年(明治38年)方始由池贝铁工厂造出了二台美式车床。明治时代丰田佐吉发明的纺织机是世界著名的，1909年(明治42年)丰田式织机公司制造了宽幅铁钢制动力织机。明治末期机械工学的教育和研究发展很快，其中心是在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的机械工学科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著名的著作有关口八重吉的《机床》(1909)。

三、医学

   1868年(明治1年)新政府在横滨设立临时军事医院，聘请英人韦利斯(Willis,1837-1894)担任指导，后迁到东京，改为东京府大医院。次年新政府将幕府的医学所和大医院合并，改为医学校兼医院，成为新政府的第一所医学教育机关。当时政府从德国请来两名医学教师即外科医生缪勒(Muller，1824-1883)和内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1864-1937)，主持医学校的教学和治疗。[注8]1877年（明治10年)医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医学院。随着中央医学教育的确立，地方也纷纷建立医学校，培养西方医学人才。1872年(明治5年)文部省设置医务课，掌管医疗卫生事业。1874年(明治7年)公布医制76条，规定开业医生必须通过考试西医学，于是日本传统的中医学便急剧衰落下去。明治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医学，派遣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当时留学德国成了日本医学界的一股风气。1875年（明治8年）东京医学校设立速成班(三年制)，还建立第二医院供
速成班学生临床研究之用。这样，近代医学进一步得到普及。

   19世纪后半期日本医学界，细菌学成为一种新兴的学问，细菌学被介绍到日本。绪方正规和北里柴三郎是日本第一代细菌学家。1890年(明治23年)北里发现破伤风菌抗毒素并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在传染病研究所的推动下，日本的细菌学和流行病学得到发展(如志贺洁于1897年发现痢疾杆菌)，卫生防疫思想普及全国。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青山风通、北里柴三郎赴香港调查研究[注9]此时医学团体纷纷成立，1893年成立了日本解剖协会和耳鼻喉学会，1897年成立了眼科学会。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很发达了，医生达3万人，各府县都成立了医师会。1910年（明治43)还出现了关西联合医师大会、关东北医师大会等联合组织。1902年(明治35)在上野公园召开第一届日本联合医学会，拥有会员1797人，1906年增至2400人。1896至1910年先后成立了各类分科学会，出版学会杂志。至此，日本医学正式开始加入近代医学国家的队伍。从1897年(明治30)日本参加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医事会开始，不断派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医学会议。与此同时，外国学者也络绎不绝地来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关于学术研究方面，著名的有：小金井良精的阿伊努族解剖学研究(1904)，桂田富士郎的日本吸血虫研究(1904)，山极胜三郎的癌的研究(1905)，秦佐八郎的抗梅毒药雪尔伐散“606”的发现(1909)，高木兼宽的脚气病研究(1884)等。[注10]

   总之，明治时代是日本医学近代化的时代，西方医学对日本医学近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日本医学的主体。日本医学急速近代化是和政府大力提倡西方医学分不开的。此外，医学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农学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农业知识就已经很丰富了，明治以来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日本的农业和农学始终是在政府直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明治政府很关心欧美农业的动向，第一、派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视察农业，第二、参加各国召开的国际博览会取得经验，第三、采纳外籍教师的建议。

   明治政府具体接触到先进的欧美农业和农业行政之后，从明治十年前后起，实行农业欧美化。首先是输入欧美农作物、家畜品种和近代农具。如1869年(明治2)通商司从横滨英商购入洋种牛、猪及制酪器械，1871年从美国输入水果、蔬菜和谷物的种苗，1873年随岩仓使节团到欧洲的岩山壮太郎携回英美两国的谷物、蔬菜、牧草等种子。输入的种子由民部省的试验场或老农试种，内藤新宿试验场、三田育种场、神户橄榄园、播州葡萄园、驹场种艺所和驹场农学校等的建立都与这种政策有关。其次是派人到外国留学。如松野砌1870年赴德国由学，回国后担任东京山林学校校长。又如岩山壮太郎赴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内藤新宿试验场、下总牧羊场的经营及劝农局、农务局等的要职。再次是聘请外籍教师。如1876年(明治9年)从英国招聘五名教师，到农事修学场(设在内藤新宿试验场内)教书。又如1872年(明治5)北海道开设开拓使临时学校(扎幌农学校的前身)，从美国聘请马萨诸塞农科大学校长克拉克(W．S．Clark)来日任校长。最后是设置研究机关，如开设内藤新宿试验场(1872)、东京农业试验场(1875)、三田育种场(1877)、神户橄榄园(1879)等。

   政府为了培养农业人才，开办了许多学校。如东京山林学校（18 82)、东京农林学校(1886)、礼幌农学校(1876)等，还有许多私的学社和农校。1886年(明治19)建立帝国大学农学院，设立农学、林学、兽医、农艺化学、水产等五个学科。1907年(明治40)札幌农学学校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农学院。1893年(明治26)建立农事试验场（包括东京总场及6个地方分场)，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明治中期，农学工作者的队伍扩大，需要组织学会和出版刊物。1896年(明治29)成立札幌农学会(1907年改为农林学会)，出版《扎幌农林学会报》。1914年(大正3)成立日本林学会，次年成立日本育种会(后改遗传学会)。其后又成立了植物病理学会(1917)、日本兽医学会(1921)、日本农艺化学会(1924)等。

   日本农学落后于其他自然科学，一般说明治时代农学还没有脱离试验阶段，缺乏体系化，达到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至大正时代，日本农业发展很快，特别是作物学和园艺学。具体的研究成果有：吉川桔辉的关于栽培稻分类研究(1908)，福羽选人的关于园艺作物研究(1892)，田中节三郎的关于水稻的起源、原产地、品种等研究(1898)，池田伴亲的关于柑桔无核结果研究(1907)，安藤广大郎等的水稻冷害研究。

第二节 社会科学

一、哲学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大部分人都认识到必须采用西方文物制度，特别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尤感迫切。由于朝野一致积极展开启蒙运动，掀起了一个模仿西方文明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学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不管其学统、时代如何，一律照样仿效。在长期封建专制的抑压下，人们感到欧美世界是另一个天地，那里有自由有平等，是人类完全独立自主的理想世界，而学问则是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福泽渝吉就主张：“欲知事物之理，必须学字，此即急务学问之理。”[注12]受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很大的加藤弘之(1836-1916)在其《真政大意3》（明治3年）中说，对人民的自由，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和劝导，除此之外，不可妄加干涉，这是政府存在的“天理”。当时从封建束缚下摆脱出来并由西方知识促使个性觉醒的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一条必然的规律，从而欧美启蒙思想家们的合理观成为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了。福泽渝吉的《劝学篇》(明治5-9)和《文明论概略》（明治8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明治8)，西周的《百一新论》(明治7年)和《致知启蒙》(明治7年)成为大家喜爱的启蒙读物。这些著作主要是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

   当时以欧美各国为理想而提倡独立自主的启蒙思想家除上述外，还有森有礼(1847-1889)。1973年(明治6)他组织一个宣传启蒙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该社出版《明六杂志》，召开演讲会，“觉愚蒙之眼”，为开展启蒙运动而尽力。明治初期的哲学主要是移植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最早的统计学及其先驱杉亨二(1828-1917)，以及田口苗吉的《日本开化小史》。

   明治10年代，日本哲学界仍没有力量评论西方学说，只能追随与模仿。当时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被认为是一大权威，他的进化论哲学对日本哲学界影响很大。他的《社会学原理》(严修译为《群学肄言》)由乘竹孝太郎译出，受到大家的欢迎。斯宾塞的学说受到日本欢迎是由于它和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思想相适应。法国卢梭(Rousseau，1710一1778)的天赋人权论也被介绍到日本。他的名著《民约论》有多种译本，其中中江兆民的译本《民约译解》影响最大。中江兆民还著有《理学钧玄》(明治19年）和《三醉人经纶问答》(明治20)，前书介绍西方哲学，后书鼓吹自由民权，仰慕法国革命。这个时期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出现了许多鼓吹自由民权的著作，如福泽渝吉的《通俗国权论》(明治11)、植木枝盛的《开明新论》(明治11)和《言论自由论》(明治13)等。

   至明治中期，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国民意识高扬，国家主义兴起。在哲学上对以前引进的自由主义哲学发生怀疑，终于抛弃英、美、法的实证主义哲学，引进德国的理念主义哲学。日本最早移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是西周，他在《人生三宝说》中介绍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但有系统介绍德国哲学的是竹越与三郎(1865-1950)，他在《德国哲学英华》中介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治20至30年代大力移植德国哲学的时代，唯心主义哲学统治整个日本哲学界。与唯心主义哲学流行的同时，国粹主义也泛滥起来。三宅学岭组织政教社，出版杂志《日本人》，领导国粹主义运动。三宅学还写了《真善美日本人》和《伪恶丑日本人》，在他的《哲学涓滴》中，把他的国粹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意识地结合起来。除三宅外，移植德国哲学的还有清野勉(1853-1904)、大西祝(1864年-1900)等。

   由于唯心主义哲学的流行，助长了儒教和佛教的复活。1890年(明治23)《教育效语》的公布，标志着封建的儒学思想卷土重来。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和清泽满之(1863-1903)妄图抓住西方科学的片段来掩饰佛教的非科学性。前者著有《佛教活论》，后者著有《宗教哲学骸骨》。

   至明治后期，开始介绍西方哲学原著，如木村鹰太郎的《柏拉图全集》五卷等。还出现了专著，如波多野精一的《斯宾塞研究》等，同时由于哲学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教养，出成了许多哲学概论书，如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明治35)。有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西方哲学，潜心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学，于是出现了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明治31年，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境野黄样的《印度宗教史》(明治38)、高额武次郎的《老庄哲学》(明治42)、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明治33)、加藤玄智的《东西比较宗教教史〉(明治36)等。此时儒教思想特别受到尊重，恢复了德川时代的释奠(祭孔)，设立了孔子祭典会。这个时期心理学和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1858-1912)和美学家森林太郎(鸥外)、高山林次郎(梧牛)。

二、经济学

   随着日本的开国，出现了贸易通商问题。当时除本多利明那样指出贸易重要性外，一般人都抱着历来的贸易有害无用论，认为日本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富国，外国都是穷国，到日本贸易是想掠夺日本的有用之财。针对这种思想，首先是福泽渝吉做了许多启蒙工作，后来他的同学神田孝平写了《农商辨》(1861)，竭力主张商工立国。神田还译了埃利斯(w．Ellis)的《经济小学》，这是日本最早的经济学入门。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对贸易的反感还没有消除。于是加藤弘之写了《交易问答》(明治2)，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当时信奉正统学派经济学的交换论，即交换是互相得利，若自由竞争，双方生产最得意的产品，双方均能以最低的价格购进最好的东西。这是自然的规律，既是国内交换也是国际交换即贸易的真理。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人韦兰特(Wayland，1795-1865)的《经济学要论》首先被介绍过来，福泽渝吉的《收税论》(明治2，收于《西洋事情》卷一)和福地源一郎的《官版会社辩》(明治4)是抄译此书的。[注13]其次美国经济学家佩里(A．L．Perry，1830-1905)的《理财原论》被绪方正、川本清一等分别翻译过来。此外，福赛特夫人(Millicent Garret Fawcett1833-1884)的著作被林正明译为《经济学入门》出版(明治6年)，后又被水田健助译为《宝氏经济学》出版(明治10)。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大多是正统学派的，而且还停留在启蒙的或教科书的阶段。

   至明治1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认为经济学在于发现自然规律的人也不得不认为经济学的规律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了。早在1971年(明治4年)，若山仪一发表了《保护税说》，非难自由贸易。1974年(明治7)杉亨二在《明六杂志》发表了《贸易改正论》，主张在入超和金银外流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保护贸易。1977年(明治10)保护贸易论的先驱若山仪一出版了《自由交易穴探》一书，列举自由贸易的缺点加以攻击。接着犬养毅(1855-1932)创办《东海经济新报》，主张保护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保护贸易论者凯里(H．C．carey)的著作被译为《圭氏经济学》出版。

   至明治中期，保护贸易论占压倒的优势。此时正统经济学的介绍逐渐趋向专门化，亚当。斯密的名著《因富论》被译成日文(明治17-21)。现在日本人自己的经济学也成长起来，天野为之(18660-1938)写了《经济原论》(明治19)。此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断再版。这个时期财政学也发达起来，出现了日本财政学的先驱田尻稻次郎(1852--1923)。

   明治后期日本资本主义形成，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所谓战争景气，但同时出现了许多经济问题(如农业问题、工人问题)。对于新的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解决，于是移植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注14]。和田垣谦三(1860--1919)是第一个介绍这一派经济学的人。其次是金井延(1865-1933)。他们面对现实，关心社会问题，模仿德国组织了日本的“社会政策学会”，企图利用德国的方法来解决劳资对立问题。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被称为新经济学，和正统学派的理论对抗。金井延用这一学派的方法论写了《社会经济学》(明治35)，福田德三(1874-1930)写了《日本经济史论》(明治33)。福田还和其师布连塔诺(L．Brentano,1844-1931)合著《劳动经济论》，主张制定工厂法。

   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给其本身提供了许多经济问题，还因欧美各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给经济学带来新的课题。1902年(明治35)金井延发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主张站在社会政策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要重视按照人类意志的改革，不要把重点放在历史研究上。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月本的西方经济学者研究日本的经济论著，如河上肇的《论德川时代的经济学说》(明治36)等。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日俄战争前后蓬勃开展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安部矾雄的《社会主义论》(明治36)，片山潜的《日本的劳动运动》(明治34)，西川光次郎的《卡尔·马克思》(明治35)和《社会主义全集》（明治35年），幸德正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明治36年）。其中《社会主义神髓》最为杰出，它没有详述马克思经济学，只从剩余价值这方面来阐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法 学

   德川时代日本的律法大致是习惯法，基本上是道德法，而明治政府的律法基本上采用自然法(基于人性之法)。最早将自然法介绍到日本的是文久年间(1861-1863)留学荷兰的西周和津田真造，然而对自然法学说移植到日本最有贡献的却是巴黎大学教授鲍杀那德(G．E．Boisspmade，1825-1910)。以1870年(明治3)箕作膀
详的《法兰西六法》为始，许多法国法学派的书籍被介绍过来。与此同时，英国法学派的著作也被介绍过来，该派奥斯丁(J．Austin，1790-1859)著作被大岛贞益译作《豪氏法学讲义节约》出版(明治13年)。明治初期，司法省法学校的法国法学派和东京大学的英国法学派对立，它具体表现在著名的商法延期实施的争论。当时法国人编的民法和德国人编的法国式商法公布后，商业界对千余条的商法不满，提出延期实施。英国法学家主张延期，法国法学家主张坚决实施。结果帝国议会决定，商法民法一律延期实施。

   明治中期，法国法学派的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如深野达的《法国民法约说》(明20年)等。英国法学派的学者也不示弱，土方宁发表了《英国契约法》(明治20年)，增岛六一郎发表了《英国诉讼法》（明治20年)。正在两派对峙之间，出现了德国法学派，德国法学权威狄伦堡(H．Dernburs，1829-1907)的著作被副岛义一等译作《德国民法论》出版(明治32)。由于德国的政治制度与日本相似，明治政府当然抛弃英国法和法国法，而采用德国法了。德国法成了日本法学的规范。[注15]1893年(明26年)成立的法典调查会所编纂的法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德国法。钦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模仿德国宪法是其一例。新民法和商法既不采用法国法也不掺入英国法，纯粹是德国法的继承。

   明治后期德国法学占压倒的优势。当时统治德国法学界的所谓注释法学和概论法学也在日本法学界流行起来，同时还想探索法制的渊源，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进行研究。1913年(大正2年)帝国学士院出版了《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罗马法学提要》(末松谦澄翻译）。日本最早研究罗马法的是春木一郎(1870一1944)，研究日耳曼法的是中田蒸。由于国家主义的兴起，此时日本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发达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中田嚣的《日本庄园的系统》和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制史》等。日俄战争以后，国际法也被重视起来。当时国际法专家是京都帝大教授千贺鹤太郎(1857-1929)和东京帝大教授立作太郎(1874-1943)。前者著有《国际公法要义》(明治42)，后者著有《内乱和国际法》(明治45年)。

四、史 学

   明治初期的文学界仍是封建史学占统治地位。1869年(明治2年)明治天皇效令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复兴修史事业；同年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明治10)设立修史馆，决定编纂《大日本编年史》，同时编修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记》、《皇亲谱》等。但此时所编的史书，无论观点和体裁仍都是封建史学那一套，所不同的，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现在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明治初年翻译了许多欧洲通俗历史著作，满足了启蒙运动的需要。后来基佐(G．Guizout，1768-1874)〈欧洲文明史》、波克尔(H·T·Buckle，1821-1863)的《英国文明史》和米涅(F·A·M·Mignet,1796-1884)的《法国革命史》等西方史学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西方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从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摆脱了宗教对历史的束缚。在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已不满足旧式编年体或列传体的封建史学，而试图用史论体的文明史观来实证人类的展和文化的进步了。于是日本的文明史学应运而出，出现了以西方文明史论来写日本历史的著作，开拓了新的历史领域。明治10年以后出版的文明史或开化史有：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明治10）、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明治11)、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明治13)、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明治17)、福田久松的〈大日本文明史略》(明治24)等，其中《日本开化小史》特别著名，田口卯吉在该书序言中说：“史家之辛苦不在于收集历代的许多情状，仅在于究其情状之本源。”

   1886年(明治19)德国人利斯(L·R·Riess，1861-1929)来日创设东京帝大文学院史学科。利斯将兰克(L·Von·Ranke，1795-1886)忠于史实的方法论传到日本，从而日本史学界接受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强调历史的客观研究，主张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的具体面貌。德国历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与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相吻合，便以它作为官方史学的目标，并决定停止编撰〈大日本编年史》，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进进编辑史料。结果编成《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续国史大系》等大部头资料性著作。终于实证史学压倒文明史学，成为日本史学的主流和正统。

   至明治20年代，史学界不满足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开展了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于是出现了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文化史学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扩大到社会和文化，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是文化史学的代表作。它否定神代史，认为是后世人伪造的，粉碎了天皇制的传说。社会经济史学则以经济为研究对象，满足了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史学比较接近客观历史本来面貌，以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料证实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当时出版的经济史学著作很多，著名的有栗田宽的《庄圆考》(明治21)、滨田健次郎的《日本古代通货考》(明治21)、获野 由之的《日本财政史》(明治23)、苦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明治25)等。

   甲午战争以后，东洋史研究发达起来。日本人开始用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史，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田口卯吉的《中国开化小史》(明治21)是抛弃旧的儒学史学观，用文明开化史观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先驱作品。那河通世的《中国通史》(明治21)也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史概论的名著。此外，白鸟库吉对中国北方民族及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注16]

   明治后期，日本史学界为配合政府侵略大陆的政策，对东洋史进行广泛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在概论方面，有高桑驹吉的《东洋大历史》(明治38)、市村成次郎的《东洋史要》(明治45)等；在专题史方面，有林泰辅的《朝鲜通史》(明治45)、白乌库吉的《满洲的过去及将来》(明38)和《肃慎考》、那河通世的《台湾、朝鲜、满洲史研究入门》(明治33)等；关于蒙古史，有白鸟的《蒙古民族起源》(明治40)、内藤虎次郎的《蒙文元朝秘史》(明治42)、多桑(Dohsson,1780一1855)的《蒙古史》(明治24，田中萃一郎译)；关于中亚史，有白鸟的《乌孙考》(明治33)等。

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文 学

   明治时代是日本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换的时代。明治初期流行的翻译小说，为其后新文艺理论的介绍作好准备。从翻译到创作，出现了政治小说；如说明白由民权真话的寓言《蝴蝶纪谈》(田秀成，1882)，以友以立宪政治确立为理想的《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1886-1888)。这种写实风强烈的小说形式，代表了文学革新思想的一个方面。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新文学的前奏。

   1885年(明治18)出版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此书题名虽为小说，实际内容却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注17]为明治新文学的理论奠定基础，促进了明治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此时还出现了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的〈别林斯基艺术论》等文艺理论作品。至20年代，坪内逍遥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由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社一派的作品表现出来。砚友社的著名成员有尾崎红叶、石桥思案、山田美妙等。红叶的作表作有《二个比丘尼的色仟悔》，思案有〈处女女〉，美妙有《武藏野》。这个时期除砚友社的写实主义作品外，还有幸田露伴的理想主义作品(如《风流佛》)和森鸥外的浪漫主义作品(如《舞姬》)。明治中期是新诗或新体诗的成立期，出现了最早的新诗《新体诗抄》(1882)。当时由于国粹主义兴起，出现了和歌的改良和诽句的革新运动。

   明治30年代，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浪漫主义文学论兴起。其代表人物为北村透谷和高山得牛。他们反对砚友社一派等脱离人生的、享乐的艺术至上主义和低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倡导文学的人生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被介绍过来，岛村抱月是日本最早从理论上阐明白然主义的人。此时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进一步发展，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有：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明治26)和〈外科室〉(明治26)，川上眉山的《雪折竹》(明治23)和〈书记官〉(明治28)，广津柳浪的《变目传》(明治28)和《黑蜥蜴》（明治28)。杰出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涸》(明治27)和《金色夜叉》(明治30)，幸田露伴的《风流微尘藏》。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出现。矢野龙溪的《新社会》，白柳秀湖的《黄昏》和《泽夫日记》，以及小川煌村的《劳动问题》都是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当时杰出的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木下尚江，用热血沸腾之笔，以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苦斗为背景，描写当时青年的苦闷和呼声，在明治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尚江的代表作是《火柱》(1904)和《良人的自白》(1904)，前者阶
级斗争意识强烈，后者反映着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妇女解放、财富罪恶、土地私有等。30年代是日本新诗和短歌的繁荣时期，诗坛出现了许多有才华的新秀，浪漫抒情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流。

   日俄战争前后开始大量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特别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秋骨译，明治4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内田不知庵译，明治26)，托尔斯泰的《复活》(内田译，明治39)等。此时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产生了小栗风叶、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作家。明治末年自然主义衰落，新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白桦派取而代之。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夏目漱石(著有《吾辈是猫》、《伦敦塔》、《矿工》等)。白彬派的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驾(著有《实心眼的人》、《芳子》等)，志贺直哉(著有《到网走》、《和解》等）等。

   大正后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详见本卷第十一章第四节《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文化》。

二、音 乐

   近代日本音乐分为国乐和洋乐。国乐即日本的传统音乐，洋乐即近代西方音乐。明治后的近代日本音乐，最重要的是洋乐的移植。它不是出于音乐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洋乐传来后，国乐和洋乐在感觉上发生根本的矛盾。日本近代音乐史就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和克服的历史。

   洋乐早在德川时代以前就随着天主教传到日本，那时的洋乐是教会音乐。1853年(嘉永6)美国舰队司令培理来日时，军舰上有二组军乐队，日本人首次听到了军乐。当初传入日本的军乐队不是吹奏乐队，而是鼓笛队。明治维新时，大藩几乎都用鼓笛队，至1869年才变成吹奏乐队。基督教使用的赞美歌对洋乐的普及也起
了很大作用。

   1872年(明治5)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小学要唱歌，中学要奏乐。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最早实行唱歌教育。该校设音．乐科，培养音乐师资。1878年(明治11)留美的伊泽修二(1851-1917)任东京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音乐教育。1879年(明治14)文部省内设置“音乐取调挂”(即音乐调查课，东京音乐学校的前身)，伊泽任课长。1880年(明治13)音乐取调挂正式招收传习生，学习洋乐和国乐。1887年(明治20)音乐取调挂改为东京音乐学校，直属文部省。1881年(明治14)出版了《小学唱歌集初篇》，接着《幼稚园唱歌集》（明治20)、《中学唱歌集》(明治22)出版。随音乐教育的普及，产生了军歌和流行歌，1886年(明治19)设立大日本音乐会。明治40年代，出现了作曲家陇廉太郎、山田耕榨，声乐家柴田环，钢琴家泽田柳吉等。1902年(明治35)东京音乐学校等的学生移植西洋歌剧。后来出现了日本人的歌剧创作。1911年(明治44)帝国剧场建成，掀起了一股歌剧热。以后大众歌曲流行，出现了《荒城之月》(拢廉太郎作)等名曲。在音乐研究方面，上原六四郎写了《俗乐旋律考》（明治28)，小中村清矩写了日本最早的国乐史《歌舞音乐史略》，田中正平发明了纯正调管风琴。

三、戏 剧

   日本近代戏剧可分为歌舞伎、新派剧和新剧三大系统。明治20年代以前，歌舞伎仍象德时代一样垄断整剧坛。明治维新以后，一向作为低级大众娱乐的歌舞伎及其演员，社会地位提高，和上流社会人士结交的“芝居者”(戏剧演员)被当作“名士”。1872年（明治5)新建的新富座竣工后，外宾经常到新富座观看歌舞伎。为适应社会新形势，歌舞伎开始了“演剧改良运动”，出现了改革者市川团十郎。他把历史戏剧化，演出了《重盛谏言》、《天草骚动》等历史剧。舞台背景采用了西洋舞台设计。至明治20年代，古老的歌舞伎界内部发生变化，逐渐反映了趋向变革的现实社会，先后产生生了演剧改良会、演剧矫风会等。1905年(明36)市川团十郎和尾上菊五郎两大名演员死后，歌舞伎逐渐衰落，后继者多保持古典传统。

   明治20年(1887)适应文明开化空气的新派剧产生了。大阪有一种叫做“壮士剧”的戏剧，创始人是角藤定宪。所谓壮士就是指1884年自由党解散后到1889年宪法公布期间依然高举自由民权旗帜的青年。当时角藤组织了剧团“大日本艺剧矫风会”，上演了《忍耐的书生与贞操的佳人》，企图使歌舞伎的写实主义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继角藤之后奠定新派剧基础的是川上音二郎，由他上演的《南洋媳妇之月》和《日清战争》取得成功。大约从明治27、28年开始，将新戏剧叫做“新派”，原来的歌舞伎称为“旧派”。日俄战争期间新派剧大演战争戏，后又转向家庭戏、新闻戏。至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由于新剧的兴起，新派剧渐趋衰落。

   明治40年代，近代剧的创始人易卜生被介绍到日本。1906年(明治39)7月《早稻田文学》出了《易卜生纪念号》，还组织了“易卜生会”。易卜生的作品《幽灵》和《鸭》等被翻译成日文，日本剧作家无一不受易卜生的影响。在移植西方近代戏剧上，坪内逍遥立下了大功。他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介绍到日本，还创作了《大极殿》、《新曲浦岛》等，给新剧提供了脚本。特别是他的《暗无天日》，有140人的大合唱队出场，实为日本式歌剧的先驱。从1909年开始，以岛村抱月和坪内追迢为中心的文艺协会研究所对培养新剧人才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自由剧场、新社会剧团、新时代剧协会和文艺协会等纷纷演出莎士比亚、易卜生等的西洋近代剧。至大正时代，新剧十会兴盛，产生了许多新剧团。日本近代戏剧的成立比其他领域的近代化约迟20年。

   总之，明治初年至20年代是歌舞伎垄断时期，明治21年至40年是歌舞伎和新派剧并存时期，明治40年至大正时代是歌舞伎、新派剧、新剧鼎立时期。

四、绘画

   1、日本本画。 明治维新时，前代十分兴盛的日本画各派面临衰亡，只剩下文人画(即南画或南宗画)一派。后来掀起一股传统美术复兴的思潮，文人画家逐渐活跃起来，以东京、京都两地展开活动。1879年(明治12)成立了以研究新旧美术得失为目的的“龙池会”。1880年(明治13)举办“观古美术会”，展览传统美术(至1886年共举办七次)。1883至84年(明治16-17)在巴黎举办“日本美术纵览会”，向海外介绍新旧美术。1882(明治15)及1884(明治17)年政府集合全国各派日本画家召开“国内绘画共进会”，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日本画家。

   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抬头，日本画也随之发展。1887年(明治20年）龙池会改称日本美术协会，并扩大组织。同年设立东京美术学校，专门培养日本传统美术人才。接着以美术学校的领导人美国人费诺罗萨(Fenollosa，1853-1908)及其学生冈仓天心、狩野芳崖、桥本雅邦为中心，展开了日本画革新运动。此外日本美术协会的青年画家也扬弃保守作风，创立新日本画，并于1891年组成日本绘画协会(天心为会长)。1898年(明治31)天心从东京美术学校辞职，创立日本美术院。其主将横山大观等将亩欧印象派的空间表现法引进日本画中。与激进的日本美术院相对，保守的日本美术协会也展开活动，使即将衰落的南画复兴起来。

   至1907年前后，日本美术院渐衰，出现了日本画会、无声会等新团体。1907年(明治40)政府为统一新旧两派而举办了“文展”[注18]，但仍没有改变两派的对立状态。1914年(大正3)横山大观等的新派脱离文展，再兴日本美术院，使文展的综合性遭到破坏。其后日本画分成在朝的文展和在野的日本美术院。

   2．洋画。 洋画早就传入日本，幕末洋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由于政府大力提倡洋画，明治维新以后洋画发展很快。首先从意大利招聘著名风景画家封泰纳媒(A．FontanB5，1818-1882)来日创办工部美术学校(明治9年)。[注19]其次派遣画家留学西欧，如黑田清辉留法，川村清雄留意，鹿地为也留德。1877年(明治10)举行第一次国内劝业博览会，首次由国家展出洋画家的作品。

   明治10年以后由于国粹保存论的高涨，妨碍洋画发展，如不许展出洋画，关闭工部美术学校(明治16)等。后来海外留学回国的洋画家团结一致创立明治美术会(明治22)，开展洋画运动。1889至1901年，几乎每年都举办洋画展览会，普及洋画。1893年(明治26)留法的黑田清辉和久米桂一郎回国，带来了法国外光派(印象派之一)的技法，给日本洋画界影响很大。[注20]1896年(明治29)黑田成立“白马会”，每年秋季在上野公园举行洋画展览会。同年东京美术学校设立洋画科，同时普通教育也进行了图画课改革，编纂了《新定图画教科书》。文展对洋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文展展出了山下新太郎的《读书之后》等，法国印象派风作品，美术评论界也介绍了这种新倾向。许多青年由此得到启发，在摸索地制作反自然主义的作品。

五、建筑

   明治时代是日本建筑大转换的时代。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西洋建筑被大量采用，从木造媚式到石造砖造拱式，日本建筑式样起了根本的变化。明治初年因技术人员和材料的缺乏，往往建造一种“拟洋式”的木造洋馆(如清水喜助设计的筑地旅馆)。政府为了建造真正的西洋建筑，从欧美请来许多技术人员。其中最杰出的是英．国人握特尔斯(T·J·Woters)。他于1868年来日，建造了大坂造币寮(明治4年)、英国公使馆(明治5年)，还设计了银座的砖造街(明治6年)。外籍建筑家中，法国人鲍安韦尔(C·de Boindnvill)也很有
名，工部大学校讲堂是他的代表作(明治10)。给日本西洋建筑立下大功的是英国人康德尔(J．Conder，1852-1920)，他于1877年（明治10年)应聘来日，担任工部大学校教授，培养出一批日本建筑家，如曾弥达藏、辰野金吾等。[注21]他还在内匠寮工作数十年，设计了东京帝室博物馆(明治15年)、鹿鸣馆(明治16年)等，将文艺复兴式、歌德式、都锋式[注22]、阿拉伯式等各种式样传到日本。

   明治中期普遍采用西洋建筑，除皇宫及寺院神社是日本式外，官府、学校、银行、剧场等公共建筑几乎都是西洋建筑。日本式建筑方面有木子清敬设计的皇宫正殿(明治21)，木子与伊东忠太设计的京都平安神宫(明治28)，伊藤平左卫门设计的京都本愿寺大师堂等。从明治中期开始，西洋建筑的设计和教育转入日本人自己之手，设计了奈良博物馆(片山东熊作，明治27年)、日本银行本行(辰野金吾作，明治29年)、帝国饭店(渡边让作，明治23年)等。辰野金吾是工部大学校最早的日本人教授，他还领导了1886年(明治19年)成
立的日本建筑学会。

   明治后期至大正，钢铁和混凝土开始应用于建筑。这些建筑材料首先使用于桥梁，如东京的新桥(明治41年)。其次使用于房屋，如秀英社工场(明治28年)。由于这个时代流行钢骨构造和钢筋混凝土构造，出现了新的式样即日本式和西洋式混合的折衷式样(如明治32年妻木赖黄设计的东京日比谷的日本劝业银行)。明治大立时代的建筑主流是西洋式，但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粹主义的泛滥，开始研究日本建筑和东洋建筑了。伊东忠太是日本建筑研究的先驱。他排斥欧化主义和折衷主义而主张进化主义，即从木造建筑向石造的公共建筑逐渐进化，换言之，以日本的传统式样为主体，逐步走向西洋化。他的这种建筑思想由巴黎国际博览会(明治33），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明治37)和日英博览会(明治43)的日本馆作出了实践。

六、雕刻

   日本的雕刻和其他艺术一样，也随着日本社会的大变革而产生巨大变化。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雕刻以佛像为主，它随着佛教的衰落而丧失光彩。明治8年发布《神佛合并布教禁令》，宗教雕刻衰微到达极点，相反非宗教雕刻(如装饰品、木偶玩具、坠子等)逐渐发达起来。这表明日本雕刻从宗教解放出来；面向现实的人类生活。

   明治初期主要是移植西洋雕刻。1876朋年(明治9年)工部美术学校创立时，聘请意大利雕刻家拉古萨(V·Ragusa,1841-一1927）来日担任雕刻科教师，培养出大熊氏广、藤田文藏等最早的西洋雕刻家。另一方面传统的雕刻家开始觉醒，出现了象高村光云那样用西欧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人。高村是从旧时代“佛师”(佛像雕刻家)转变为新时代雕刻家的典型人物。明治初期象牙雕刻很盛，成为对外贸易品中的佼佼者。1881年(明治14)成立雕刻比赛会，1887年(明治20)成立东京雕工会。后来牙雕向大型发展，但由于材料限制，逐渐被木雕代替。

   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思潮使人们对木雕重新评价，从而木雕迅速发达。这个时期除木雕外还出现了青铜铸像，长沼守敬的毛利侯一家铜像(在长州山口)和大熊氏广的大村益次郎铜像(在东京九段坂上)为纪念像之先驱。1898年(明治31)东京美术学校设立雕塑科，长沼守敬任教授。他的《老夫像》在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
上获得了金牌。文展的开设对西洋雕刻刺激很大，一大批新秀脱颖而出。其中获原守卫和朝仓文夫最为著名。前者的代表作为《矿夫》，后者的代表作为《守墓》。获原最先将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的艺术介绍到日本，大力宣传罗丹的思想--“虽然外形单纯粗野，但其内部存在着生命和力，这种东西就是真正的雕塑美。”[注23]荻原天折后，户张孤雁和高村光太郎继续宣扬罗丹的艺术，其影响直至大正时代，而且不仅雕刻界，还囊括整个艺苑。

七、工 艺

   明治维新使一切旧工艺(如制造佛具、大名的摆饰、武士的佩戴等)停止下来，代之新时代的工艺活动。明治初年对外贸易给工艺界开阔了活动天地，同时工艺品的出口给国家带来利益，解决了财政困难。所以政府对工艺品生产特别关心，热心进行实用工艺品的技术改革。相反，对装饰工艺品关心较少，从而整个明治维新时期传统工艺品不振，但合乎新时代要求的工艺品发达。这是明治工艺的大势。

   明治大正工艺品发达与海外博览会是分不开的。海外博览会上日本工艺品受到好评，促进政府对工艺品的生产机械化(引进纺治机，用用石膏模子成形陶瓷器)、材料(化学染料、釉)、造形图案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提高产品质量。皇室对工艺关心也是工艺发达的原因之一。政府举办各种展览会、劝业会时，皇室总是亲临，给以高度的赞扬和支持。同时皇室又是个大顾客，皇宫的兴建及其室内装饰都需要工艺品。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对工艺品的需要量大为增加，助长了工艺的发达。

   明治大正时代的工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金属工艺(包括雕金、锻金、铸金)，二漆工艺(包括产业漆工和美术漆工)，三景泰篮和玻璃工艺，四陶瓷工艺，五染织工艺，六牙雕和镶嵌工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述。要之，明治初期的工艺领导是政府机关，最初目的在于出口，振兴产业。接着是遵循这一条路线，在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功能主义与装饰主义，产业工艺与贵族的美术工艺之间相互对立抗争中树立日本工艺的格调。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和材料的改良，近代工艺相当发达，特别如染织和陶瓷那样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更为显著。但这些工艺从造形图案方面来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四节 教 育

   德川时代的教育分为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两大类。实际上校只为武家子弟而设，一般庶民几乎不存在所谓学校，只有为上层庶民子弟读书的庙塾“寺子屋”。幕末这种寺子屋得到普及。明治政府成立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分为武家、庶民两大类的旧教育体制全面崩溃，从而建立基于四民平等原则的国民教育体制，奠定了整个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日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指出了全体人员一律就学受教育的目标。日本近代教育的国家性质特别强，教育成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国家全力发展教育。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育与振兴国家和产业相结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实业教育。第三个特点是学校教育成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部门，学生升学被认为是立身出世的阶梯，形成一种学校教育万能思想，从而妨碍了社会教育体制的发展。

-、维新初期的教育改革和保守教育思想的抬头

   明治政府一成立，政府就把教育纳入三大政策之一的“文明开化”之中，作为启蒙近代文明的一种手段，在国家领导下建立合适的新时代的教育体制。为此，必须树立一定的教育方针以领导全国的教育。政府的教育方针首先是建立大学并派遣留学生，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次是设置小学，开展国民的一般教育，以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把发展国民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

   1871年7月增设文部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文部省第一步是整顿和开设学校。一、把东京的大学改称为大学本校(原昌平学校)、大学南校(原开成学校)、大学东校(原兵学校医学校)，直辖文部省。二、东京设立直辖的中小学校。三、全国各府县的学校皆由文部省管理。四、设立直辖的官立女子学校。

   文部省第二步是改革学制。1872年颁布学制：一、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下面设32个中学区，各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下面设210个小学区，各设一所小学。二、儿童6岁上学、小学分上下两等，各为4年；中学分上下两级，各为三年；大学是培养专门人才，分设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五科。但是由于缺乏教育经费和照搬外国的一套，严重脱离国情，新学制只维持了7年即被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代替。

   《教育令》以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为样本，在日本实施非强制性的自由主义教育。教育令废除学区制，每个町村或几个町村联合设立公立小学，小学从八年制改为四年制，并精减教育内容，使之实用。但是这个教育令没有切实执行，在公布教育令的同一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大旨》。它指出全盘西化所产生的弊病，强调了继承日本固有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1880年(明治13)12月发布《改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预教育，反对人民参与教育行政。这和当时政府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有关。从1879年(明治12)开始，潜在的儒学思想和国学思想抬头。它表现在政治上则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开明派与以元田永乎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教育思想的抬头主要表现于1882年(明治15)以天皇救喻的名义颁布的《幼学纲要》。此书是元田永罕等专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而写，内容有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等20项儒家德目，强调应以“忠孝为本”，“仁义为先”来进行教育，向儿童灌输尊皇爱国思想。它否定了维新以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为其后的国民道德教育定了基调。

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成立和加强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但由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在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天皇制统治下，必然要求教育为它服务，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1886年(明治19)颁布了《学校令》，废除以前的自由化《教育令》，加强政府对学校的控制。1890年(明治23)进一步发布《教育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个《教育语》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字撰写，文成后由天皇批准，以形式公布。其内容首先明确基于天皇制的君臣关系是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的渊源实在于此。其次是列举14项儒学德目，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最后是下结论：这种教育观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明治中期(1885-1894)是国家主义教育成立时期。国家主义教育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文部大臣森有礼在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1886年的《学校令》所建立起来的是以小学为基础的双轨制学校体系：

                       寻常中学-〉高等中学--〉帝国大学
寻常小学--〉高等小学＜
                       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

   学校令把学术研究和教育分开。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机关，中小学是一般教育机关，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的地方。

   明治后期(1895-1912)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如整顿学校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和教师的控制等。

三、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发展

   大正时代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代，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其战争财。为了适应侵略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明治时代建立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前代确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大主政府双管齐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学校教育方面，政府重视小学基础教育，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中小学。大正初期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左右。大学除官立的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京城、九州6所帝国大学外，准许开办私立大学。当淄时著名的私立大学有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等。大学数量从1918年的5所增至1929年的46所。此外师范学校、各种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均有很大发展。

   社会教育方面。随着近代交通、通讯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社会教育在大正时代也相应得到发展。当时报纸除《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坂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四大报外，各都、道、府、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报纸。杂志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性杂志。图书馆有东京帝国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等。博物馆有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20世纪初世界无线点广播事业迅速发展，日本也于1925年(大正14年)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不久全国形成一个广播网，大大推动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 宗 教

-、神道

   明治维新当初也称为“王政复古”或“王政维新”，实现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派的国学。所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有其两面性，即革新和保守。明治政府一面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实行“文明开化”，一面复活古代神道实行“神武复古”，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明治初年复古神道派的皇道思想为主，文明开化思想为从，皇道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使神道成为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国家左右神道的一切活动。明治政府刚成立的1868年1月17日设立神抵事务科，推行祭政一致运动。接着又恢复古代的神祗官[注24]。同年6月明治为征讨德川氏而行幸大坂时，在南殿祭军神。11月把武藏国大宫的冰川社定为武强国镇守。亲临举行祭政维一大典。1869年(明治2年)8月行幸神抵官，举办亲祭。同时还创建了许多神社。天皇这些尊奉神道的运动，大大提高了神道的威望。

   新政府为了保持神道的纯粹性，实行“神佛分离”政策，将佛教的僧侣从神社排除出去，最后造成“废佛毁释”的局面。另一方面，新政府还设置宣教使、诸陵寮、皇灵殿三个机构，进一步使神道国教化。

   然而，1871年(明治4年)神抵官改为神祗省，接着又废神祗省，设置教部省。这表明政府采取了政教分离政策，神道国教制度开始崩溃，走向自由信教的时代。1872年(明治5年)发布所谓三条较宪[注25]，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这时政府的教化事业以皇道精神为根本，以东京大教院(地方是中小教院)培养出来的教导员为中心进行教化运动。加之佛教与基督教开始抬头，许多民权主义者叫嚷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在这种形势下，神道内部产生了新兴的神道诸派，即教派神道。它们主张自由传教，摆脱政府的统制。接着六大教派神道从神社神道独立出来。它们是神道神宫派、神道大社派、神道扶桑派、神道实行派、神道大成派、神道神习派。其后神理教(明治27年)、金光教(明治33年)、天理教(明治41年)也分别独立。明治初年的唯神道主义彻底瓦解。

   明治时代的神道，当初并非只是一种宗教思想，还是推翻旧社会的一种革新理论。因而明治初期神道已经超出一种宗教形态，而且对其他宗教进行镇压了。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欧美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思想传入日本，复古和文明开化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结果由于政府的干预，神道逐渐退居幕后，但其思想仍在民间在野人士中继续发展，和明治30年代抬头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结合起来。至大正时代，这种结合更为密切。

二、基督教

   标榜“百事一新”的明治新政府，唯对基督教仍墨守旧制，在布告中把基督教当作“切支丹(天主教)邪宗门”加以禁止。各国公使对次大为愤怒，提出抗议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就是侮辱信奉该教的各国，要求解禁。政府虽然作了解说，仍拒绝解禁。恰巧这时发生了长崎的浦上教徒事件[注26]，各国又提出抗议。1871年(明治4年)岩仓团在欧美因日本禁止基督教而遭到责难。在美国考察的森有礼也致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论述信教自由。加之国内宗教界要求信教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明治政府便于1873。年(明治6年)2月以太政官第68号布告撤销禁令，停止260年以来对基督教的镇压，但仍只是默许信教。此后，基督教发展很快，各种新教教会纷纷成立。1878年(明治11年)在东京新荣教会召开第一届日本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亲睦会，盛况空前。至1886年(明治19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此时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

   1885年前后，儒教成为国家伦理思想的支柱，欧美思想遭到排斥。因而基督教也受到汉学思想、国粹思想以及靠拢这些思想的佛教的反击，势力逐渐衰落。尤其甲午战争后，朝野一致鼓吹排外，基督教更加衰微。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不能避免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的倾向，试图独立传教，由日本人经营教会。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承认基督教。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召开，日本教会从美国传道会独立出来，拒绝经济援助。同时教会内部也出现国粹论，产生了田村直臣的《日
本新娘》事件[注27]。甲午战争时东京基督教各派组织“同志会”，进行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战胜等活动，甚至把侵略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还随军到台湾，向海外传教。接着又开始了中国东北及北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已经和神道、佛教一同成为宗教 界的三大支柱了。1909年(明治42年)日本基督教会成立50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约9万人。[注28]大正时代基督教又成立世界日理学校大会(1920年)和基督教联盟(1923年)，内部大团结，一致抵抗来自军国主义的压迫。

   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文化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基督教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关系。白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面来自基督教，一面来自法国民权论。前者从博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后者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三、佛 教

   幕末就已奄奄一息的佛教，至明治维新时期更加衰微，几乎到了废绝的地步；如前所述，政府尊奉神道，实行了神佛分离的宗教政策；让神社的佛僧还俗，不许公卿子弟为僧，废除宫中的各种佛事法要。接着又从神佛分离发展到全国性的废佛毁释运动，寺院、佛像、经卷遭到严重破坏。萨摩藩的废佛毁释运动最为彻底；僧侣一律还俗(年轻的当兵，年老的当教员)，寺禄充作军资，梵钟熔为兵器，佛教一扫而光。

   一些佛教徒开始觉醒，对僧徒的堕落感到“不堪惭耻”；决心一洗旧弊。被誉为“八宗泰斗”的福田行诫(1806-1885)著《释门新规三策》，主张佛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废佛，基督教乘机发展。1869年(明治2)佛教组成“诸宗同德会盟”，宣布“为皇国不借生命”，“为防御邪教一同期死”，想借压制基督教之机复兴佛教。明治3至4年，排佛风潮显著缓和，政府为了欺蒙国民而利用佛教。1872年(明治5)设置教部省，实施祭政分离政策，并进一步在教部省内设立立大教院(地方设中小教院)，任命全国神官和僧侣担任教导员，以
“三条教宪”向全国人民说教。但因神佛混淆和信教自由的舆论高涨，1875年(明治8年)政府废除神佛各宗合并的大教院，决定今后可以各自传教。

   随着日本和西欧文化频繁接触，佛教也迎来了革新时代。僧侣接踵赴欧美及印度、锡兰视察或留学，给日本佛教带来新鲜的空气。1889年(明治22年)制定的帝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信教自由，实现了这部分佛教徒的愿望。

   明治中期国家主义抬头，佛教对基督教展开一个新的护法运动，即“破邪显正”运动。换言之，就是排斥基督教，繁荣佛教正法。护法运动的主将是井上圆了(1859-1919)和村上专精(185l-1927)。井上著有《真理金针》和《佛教活论》，村上著有《佛教统一论》。由于佛教与国家合作，至明治20年代迎来了复兴的机会。日本佛教学在西欧佛教研究的影响下，展开了新的佛教研究，树立了新的佛教学，制定了适应新社会的宗教制度。日俄战争以后，加强了佛教的社会活动。并积极开始向海外(台湾、库页岛、朝鲜)布教。


--------------------------------------------------------------------------------

[l]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8页，原书房，1979。

[2]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9页，原书房，1979。

[3]“舍密”为荷兰语“化学”的日本音译，本书是宇田川据荷译英人亨利·威廉《实验化要旨》等书编译而成的。

[4]杉本勋：《日本科学史》，《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9卷第413页，山川出版社，
1980。

[5]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54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

[6]下濑火药：一种以三硝基酚为主要配方的黄色炸药，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这种炸药与黑色炸药相比，美少女变身力强且无黑烟。

[7]琵琶湖疏水工程是指穿越比睿山，疏通琵琶湖水至京都的运河，1892年由京都大学教授田边朔郎设计施工，铁路贯通两大隧道运输物资，在山坡斜侧建立水电站，引水发电，为当时罕见的水利工程。

[8]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46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

[9]《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06页。

[10]《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11页。

[11]《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94页。

[12]福泽喻吉：《劝学篇》，转引《明治文化史》第5卷第522页。

[13]《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49页。

[14]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沿用旧历史学泥观点，否认经济规律，反对理论分析，凭借特定历史统计资料，强调伦理道德与国家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企图使德国走普鲁士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派学者有的堕落为俾斯麦以至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

[15]《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657页。

[16]参观扳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4章，至文堂，1980。

[17]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中译本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8]小宫丰隆《明治文化史》第9卷《音乐演艺》第619页，原书房，1980。

[193上野直昭：《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29页，原书房，1981。

[20]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84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

[21]《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416页。

[22]都绎式：15世纪前期英国的建筑式样。

[23]《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222页。

[24]神抵官：明治政府七官之一，掌管祭祀、监视诸陵、传布神道的国家机关。

[25]三条教宪：1．体敬神爱国之旨，2．明天理人道，3．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26]幕末法国传教士犯禁在浦上(长嫡市北部地方，岛原起义后残余基督教徒仍在当地信教)传教，幕府拘禁教徒。1868年(明治1年)长崎法院又检举教徒的活动，政府将教徒3000余人流放各藩。

[27]日本基督教数寄屋桥教会牧师田村直臣因1892年(明治25)在美国发表《日本新娘》一书，揭露日本封建家族制度的缺点，被指摘暴露国耻，在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上被开除教职。

[28]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第6卷《宗教》第413页，原书房，1979。

xiayumanman

谢谢,我收藏了

bbanywn

呵呵
太长了
看着眼有点花
……

koukaiyou

小小日本,何来如此冗长历史?

乌龙茶

原帖由 koukaiyou 于 2008-10-24 08:10 发表
小小日本,何来如此冗长历史?

他们还是太闲了。

牙齿见阳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