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纯一郎 (Junichiro Koizumi) １９４２年１月８日出生于神奈川县。１９６７年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系，１９６８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１９７２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历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全国组织委员长、厚生大臣、大藏省委员长，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３年８月任邮政大臣，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７月任厚生大臣。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任日本首相。

    在内政方面，小泉推行以民间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改革，实行了邮政民营化。在外交方面，他竭力提升日美同盟关系，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致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困境。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小泉纯一郎不顾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再次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是小泉２００１年４月就任首相以来第６次参拜靖国神社。

    小泉纯一郎的祖父、父亲都曾是众议员，小泉为自民党原三冢派的第３号实力人物，跨派系政策集团“新世纪集团”座长。他从政后，因继承其父辈强有力的后援团体、巩固的选举地盘及稳定的政治资金收入，被日本舆论界称为实力人物。

    小泉纯一郎爱好读书、欣赏音乐、会讲英语。他喜欢的格言是“无信不立”。
从2001年4月上台至2006年9月下台，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纯一郎在位时间名列第三，仅次于佐藤荣作和吉田茂。

    日本读卖新闻社9月2日公布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战后历代首相中，谁获评价最高？小泉纯一郎以41%支持率名列第二，仅次于率领日本走出战后混乱状态、缔结《旧金山和约》的吉田茂，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以36%的支持率名列第三。

    部分日本网民的这项选择结果可能让中国人吃惊。对于中国来说，小泉五年多来，以6次参拜靖国神社为象征，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大伤害，很大程度上动摇了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初衷和共识基石，并给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和定位投下巨大阴影。

    一、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动摇中日关系基石

    当今后研究中日关系的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初期时，小泉纯一郎6次参拜靖国神社肯定躲不过去。

    小泉在为自己辩解时，总是借口中日关系不仅仅只有靖国神社问题。某种意义上，小泉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但靖国神社问题恰恰是在小泉那里，才成了中日关系的象征性问题和最大悬案，成为国家意志较量和民族感情冲撞的“节点”。

    如果说，2001年8月13日的第一次参拜，小泉考虑更多的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拉票需要，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参拜，则逐渐成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外交或者说战略选择。日本指责中国把靖国神社当作一张“外交牌”向日本施压，但事实证明，恰恰是以小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在玩弄“靖国牌”，使之成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华情绪、使日本社会和国民摆脱战争“罪恶感”、走向“正常国家”的一张王牌，而把造成中日高层交流困境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2001年的第一次参拜比小泉原先向选民承诺的8月15日提前两天，这固然与中国外交人员和日本政界人士的努力分不开，但至少小泉做出妥协姿态。这种“灵活性”很快又有体现，10月8日，小泉“闪电式”访问中国，尽管不是正式访问，但小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后，还前往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犹豫再三，小泉在卢沟桥还是提出“忠恕”的说法，婉转表达道歉之意。

    小泉这一动作得到中国政府赞赏，大大减轻了参拜带来的不良影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见小泉后，又于10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峰会期间专门会见小泉。在同一个月两次会见同一国的领导人，是比较少见的，也传达出中方对小泉第一次参拜的既往不咎和对小泉本人的期望。

    2002年4月12日，小泉应邀出席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方对此也予以非常积极的评价，中日关系很快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但小泉表达对华善意的话音刚落，4月21日，小泉在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期间第二次参拜。这给中国留下了小泉“言而无信”的印象。自此，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断。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当时中国领导人采取在“第三国”与小泉会谈的方式，以促其放弃“参拜”，并保障首脑会谈渠道畅通。

    2003年1月14日，小泉突然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在这次参拜后，中方还是坚持“第三国会见”的方式，仅2003年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与小泉会谈，但这些信号并没有得到小泉的积极回应。

    2004年元旦，一身日本传统服饰装扮的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3月，中国政府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为特使访问日本，在赞赏了小泉的“中国发展机遇论”后，委婉地提出希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的要求。11月，中国领导人两次会见小泉。在会见前，小泉曾经表示将在会谈中就靖国神社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所以中方才同意会见。但是两次会见都以各说各话告终。

    至此，中日关系已经暗流涌动，中国民众对日本领导人出尔反尔、肆意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做法越来越不满。2004年6月，亚洲足球赛杯在北京举行，这种愤懑情绪在观看比赛中得到了渲泄渠道。两国国民的情绪对立开始显著化。

    2005年4月，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发生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示威活动。活动中出现个别不理性行为，日本媒体迅速把它渲染成“反日游行”，自此，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领导人提出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这可以说是中方最后一次诚意的表达，但小泉依然没有做出善意回应。

    5月，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仪临时取消与小泉的会晤，提前回国。从这桩准外交风波看出，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顽冥不化对高层交往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此时的小泉已经尝到参拜的甜头。由此激发的两国民族情绪恶性互动使参拜不但没有成为小泉的政治负担，反而成为维持内阁支持率的一种捷径。在右翼保守势力构思下，“靖国问题”还成为借口对抗中国、实现日本国家目标的工具。

    2005年9月，小泉解散众议院，并在随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其政治生涯达到顶峰。至此，他已无所顾忌，10月17日，即中国“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回归之日，小泉身穿普通西服，以“简易”模式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轻装”参拜并非在乎中国批评，而是当时日本一家法院刚判决小泉参拜“违宪”。2006年2月，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表示中方已对小泉不抱希望。

    至此，在小泉的一次次冲击下，中日领导人高层会晤的大门彻底关闭。小泉在任期间，从未实现过中日正式首脑互访，而“择第三地会晤”也变得遥不可急.